专家解读“少年日记”

　　昨日，西安婚姻家庭与心理健康研究所所长李长庚和原西安智育儿童学校校长闫国明先生相约一起，对引发社会关注，并真实记录一个10岁小学生辛酸历程的“特殊日记”，从儿童心理学、现行教育、农民工家庭教育等角度进行了解读，从中发现并揭示出三个困扰农民工子女教育难题。

　　2007年9月3日 星期一天气晴

　　前天我们布置了一项作业，其中里面有预习。昨天是星期天我把所有的作业都做完了，只有一个预习忘了做……今天是哥哥和我上学的日子，老师一上课就要查作业，我才想起预习没有做。放学后，老师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我和妈妈回家后，妈妈狠狠地打了我一顿……

　　2007年9月11日 星期二天气晴

　　今天，我到了学校上到的第三节课的时候，我又犯了错误。上课老师让同学们写自然段，可我却找（不）到文具盒，找了半天才找出来，可是我找（出）来后却把写自然段给忘的一干二净。放学后，老师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和老师批评了我一顿，妈妈手上拿着礼物要送给老师，我知道妈妈是为了我好，我想请妈妈不要把我打，我也知道有个一二次没有三四次，可我天天犯错误，害的大家跑上跑下，我今后会好好学习让大家高兴。

　　2007年9月14日 星期四天气晴

　　我正要拿出美术本做手工，我还不知道那是新本子，妈妈就拍我头一巴掌，我当时头晃来晃去有点晕，好半天我才清醒，我心里想不能怪我，这个本子是妈妈给放到书包，再说我也不知道是新本子，妈妈就打我一巴掌，再说这也是妈妈放的我也不知道妈妈就打我。我表现好的事也告诉了妈妈，我表现好了还要打我……

　　2007年9月20日 星期五天气晴

　　今天到第三节课的时候老师把妈妈叫到教室看我的表现，我没有好好表现，妈妈把我打了一巴掌就走了，我们放学后我害怕妈妈打我就偷偷地溜走了，直到次日凌晨两点左右被爸爸在大街上找见……

　　“棍棒教育”逼孩子回家撒谎

　　当日上午，仔细翻看了小王金的所有日记后，参与解读小“少年日记”的两位专家闫国明和李长庚，对农民工家庭对子女如此的“棍棒教育”深表惋惜。两位专家同时指出：如果家长一味用这样的一种教育方式教育孩子，将会直接导致原本诚实的孩子面对父母甚至老师不敢再说真话，长此以往最终会毁了孩子。分析农民工如此教育孩子的心理，两位专家强调说：农民工家长疲惫忙于生计和有限的文化程度，是造成这一教育方式出现的关键原因。

　　“错位教育”让孩子心理受挫

　　2007年10月25日星期三天气晴

　　昨天早上，我把妈妈给我买的溜溜球带到了学校，正好老师上来看见了，我们班的同学也丢了溜溜球，而且和我的一样。老师把我叫到了班（办）公室说，让我老老实实交代，不说的话老师就带我去测个慌，要不然就把我送到公安局，老师说完就拿出一张纸让我写偷了谁的东西，不管是大是小，突然同学们进来说，他们的钢笔丢了，自动笔丢了，尽（镜）子啥丢了。那些东西我都没拿，老师就让我写上……我听着很害怕，就在放学后偷偷溜走了，到了体育场我就一直在那转悠，到了晚上我就坐在体育场的房底下，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有一个叔叔把我叫醒，还给我买了个炸馍吃就送我回家了。

　　一个月前的一天，在西安上小学四年级的10岁小王金，家境贫寒、又极具好奇心的他，被同班一位同学手里好玩的游戏机所吸引。由于无法借到，自己又没钱购买，小孩强烈的好奇心再加上孩童贪玩的心理诱惑，小王金便在课后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偷偷拿到同学的游戏机狂玩。据小王金事后讲，当时他仅是想玩玩而已，并不想占为己有。可是在狂玩的过程中感觉越玩越好玩，一时就有点爱不释手了，于是，便偷偷将游戏机藏了起来，直到“东窗事发”自己被同学冠以“小偷”的骂名。

　　此事发生后，小王金当然难免老师的批评、妈妈的一顿暴打。也就是从那件“丢人事”后，小王金曾一度发誓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然而，让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不知不觉中自己已经成了老师和班里同学心中认定的“坏孩子”。班里只要是有人丢东西，所有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王金，乃至引发了10月24日小王金被再次被冤枉后负气从学校出走的悲剧。从小王金的妈妈王女士口中记者得知，当天找到儿子时已是次日凌晨4点多，她和孩子的爸爸在当晚的大风大雨中几乎找遍了大半个西安城。她知道孩子真是被冤枉了，因为“惹事”的溜溜球确实是她亲自给娃买的，孩子绝对没有偷别人的东西。

　　对此，两位专家指出，从小王金所写的这篇日记中不难看出，小王金之所以会选择从学校出走，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孩子对老师和妈妈强烈的不信任感，甚至挫折感。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或多或少暴露了学校教育中老师“先入为主”、既简单又不科学的教育模式。这一问题尤其多发生在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上，不得不引起教育界乃至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幼小心灵难以承受“城乡差距”

　　2007年9月6日天气阴

　　令（今）天，我起来后吃完饭就上课去了，到了教室，就把作业先教（交）了，下来我们就正式上课（。）下课了，我就上个厕所后就合（和）别的同学玩，后两节课都是如此，直到第四节课，同学的笔不见子（了），就说是我偷的，为什么说是我偷的呢？因为我就坐在他后面，我旁边还有几个人都可以为我作（做）证（，）可他就说是我偷的，还逼我，让我给他买一合（盒）新的笔，我不给他买的话就告诉我妈妈，这时我心里想不给他买我又没拿他的笔，可是又一想起他告（诉）妈妈，我就被他逼的无路可走，这时我的证人上去说不是我偷的（，）可是同学把证人一个劲地打，我说：别打了，他们还打，我就把他们拉开，最后他明白了真象（相），我提醒他说要调查清楚再说（，）他说，好（！）他就走了。

　　2007年9月28日星期五天气阴

　　到了下午我把我所有的星拿上要教（交）给班长，我的同桌和后面的同学都说是我偷的，我还是要给班长（，）可他们老爱说是我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欺负过他们（，）他们还合伙说我，让我眼泪直打转（，）到了放学还有人给我作（做）证说：星就是我的，我最后还是把星给了班长，班长也没给我得星，我最后还是哭了。

　　针对小王金写下的这两篇日记，两位专家阅读后解读说：这一情况明显反映出了进城求学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孩子的“城乡二元差距”，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条件优越的城里孩子对“农村娃”不经意间流露出歧视。从儿童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歧视是对儿童最大的隐性伤害。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插班到公办学校读书，或多或少的歧视让孩子对自身的贫困有了认识，自卑心理从此产生。他们因此与社会产生隔膜、对抗甚至仇恨。一些地方专门设立的“民工子弟学校”或在公办学校内部单独编设“民工子弟班”更是对农民工子女贴上了“标签”，这些孩子会意识到自己是城市里的“异类”，是需要“隔离”起来的特殊群体。

　　另外，从农村到城市，对于小孩来说，从行为方式到内心都要经历一个起落的过程。不少刚在城市就读的农民工子女，在日常行为等各方面确实有待教育，去纠正。比如由于缺乏文明卫生的意识，随地吐痰、丢垃圾的现象较普遍。往往一个不友善的眼神、一句无意的呵责，都可能使他们脆弱、不稳定的心灵受到伤害，容易形成性格障碍。

　　“不安全感、对环境的不适应、爱的缺失造成他们情感的匮乏。如果缺乏及时疏导和治疗，可能造成他们成年后生活中的痛苦，重则会出现形形色色的反社会行为。”两位专家认为，农民工的孩子也是未来的城市公民，忽略他们的心理健康，不但耽误他们的成长、前途，甚至也可能给社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两位专家因此指出：在城市为农民工子女开放了就学机会的同时，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应该受到更大的关注和重视。

　　文/ 本报记者李海涛张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