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县：8子女闹上公堂争埋亲娘遗体（图）

　　唯恐百年后同母异父的9个子女就自己遗体的归属发生争执，83岁的程爱凤于2000年在临县司法局立了一份 “遗嘱”――明确声明死后愿与后夫合葬。就是这份遗嘱，不但让她死后都无法得到安宁，还让昔日关系亲密的子女们反目成仇，闹上了公堂。

　　宁静生活不再

　　9月27日，61岁的张拴喜收到了判决书。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打官司，第一次坐到被告席上，也是第一次输了官司。他拿着判决书伫立在母亲的坟旁发呆。同时收到判决书的还有他的哥哥张福喜。状告哥俩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一母同胞的6个弟妹。

　　事情还得从60多年前说起。经人介绍，18岁的程爱凤从外地嫁到了临县桑叶则村的张家，丈夫当年22岁。1949年，丈夫因病不治去世，留下3个儿子：6岁的张福喜，3岁的张拴喜，三儿子王刚（程爱凤的丈夫去世时，王刚还在母亲腹中，7岁时由其姨夫收养，遂改姓王）。上有公婆，下有小孩，当年只有25岁的程爱凤迫于生活压力，将本村人张长生招入张家为夫。

　　据邻居王玉莲回忆，当年程的丈夫病重期间不能干活，张长生就给他家帮过忙。丈夫死后，程爱凤担心如果自己独自离开这个家的话，张家老的老，小的小，如何生活得下去？又担心自己带上孩子嫁出去的话，孩子遭罪。所以她与家里人商量，招个人回来过日子。勤快善良的张长生就这样成了张家的上门女婿。

　　程爱凤与张长生结合后，又相继生下6个子女。9个孩子加上两位老人，日子虽然清贫些，但一家人相处和睦，也其乐融融。岁月更迭，除王刚在7岁时过继给姨夫，其余八兄妹在父母的呵护下渐渐长大成人。可就在日子逐渐好转的时候，张长生也于1974年因病去世。此后，程爱凤再未另嫁，一人扛起了全家的重担。长兄如父，张福喜和张拴喜扶持着6个弟弟妹妹成家立业。

　　在临县水利局工作的张拴喜想方设法托人给弟弟张满喜安排了工作。

　　白驹过隙，转眼张家已是儿孙四代。年过八旬的程爱凤独自在老房子里生活，平时，子女们常回家看望她。一家人就这样平静地生活着。今年4月2日，随着程爱凤的去世，张家遗体争夺战的序幕也拉开了，张家宁静的生活从此一去不复返。

　　一份意外遗嘱

　　母亲去世后，跟谁合葬成为张家兄弟姐妹的重要议题。夫妻合葬是指有婚姻关系的死者合葬在一起，这种葬制反映了人们的情感意识。合葬习俗自古有之，考古学者认为，夫妇合葬的普遍流行是在西汉中期以后。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合葬墓因合葬者是两个皇帝而声名远扬，它就是大唐皇帝高宗李治和大周皇帝武则天的合葬陵园，也是中国目前惟一没有被盗掘过的唐代帝王陵墓，被誉为“唐陵之冠”。而在民间，夫妻合葬的风俗代代相传至今。

　　张福喜哥俩认为，按照当地风俗，继父张长生属入赘张家，母亲在张家的媳妇身份并未改变，应该与前夫合葬。可母亲与继父生活了20多年，拆散他们又于心不忍。兄弟几个有人提议，把母亲放中间，前夫、继父一边一个让他们合葬，但这个提议立即被其他人否决。随后有人提出，得到母亲的一方给对方出两万元以作精神抚慰金，可另拿这笔钱给自己的父亲配一个阴亲。但也被否决。张拴喜告诉记者，因八兄妹（除王刚外）就母亲的遗体究竟如何合葬一直达不成协议，在妹夫李连喜的提议下，他们决定用抓阄的方式来决定母亲跟谁合葬。抓阄在前夫与后夫的两个长子间进行，张满喜代表继父一方，张福喜代表前夫一方。

　　在程爱凤去世当日，在她的灵堂前，两兄弟带着各自一方的寄托开始了抓阄。纸团只有两个，一个空白，一个上面写个“有”字，母亲的遗体归抓到“有”的一方。纸团在一个袋子里装着，张福喜和张满喜跪在地上。兄妹几人屏声静气，注视着那两个决定母亲命运的纸团，张福喜伸手抓了一个，小心翼翼地展开，上面的“有”字赫然在目。这下可高兴坏了张福喜哥俩，就在两兄弟积极筹备葬礼的时候，对方却反悔了，也组织家族里的人筹办起了葬礼。并于4月7日将两个哥哥告上了法庭。虽然事情闹上了法庭，但两家并未就此休战，遗体争夺战进一步升级，双方的孝子们穿着孝服严阵以待，在自家地里各打开一孔墓穴，都要往里面埋人。“当时，他们两家谁都要埋这个遗体，双方手里都拿着铁锹，气氛很紧张，老人入土在即，那地方沟壑纵横，万一因此再发生什么悲剧。法院立案后决定走简易程序，立即派人去两家协商。”9月30日，负责该案审判工作的临县人民法院审判员陈少明对记者说。

　　4月11日（双方原定在4月12日埋母），法院去了几名工作人员给双方做思想工作，在法院工作人员的调解下，八兄妹达成一个临时协议，以母亲入土为安为重，双方合伙办丧事，先把母亲的遗体寄埋在一个地方，两家都不能合葬。经过3次调解，双方决定将母亲单独先寄埋在张福喜打开的墓穴里，4月12日，原本打算风光大葬的母亲，由于兄弟双方一直争执不下，被草草埋进了墓穴。这样的结果，让已为人父母的双方都感到了深深的气愤和自责。然而事情并未了结。

　　4月下旬，法院开庭，八兄妹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庭审中，张满喜等的代理律师当庭出示了一份书面声明，这份声明是母亲于2000年在临县司法局立的，在该声明中，程爱凤明确表示自己死后愿意与张长生合葬。这份“声明”，让张福喜哥俩深感意外，甚至对这份声明的真伪产生了怀疑。“母亲从没有在我们面前提过立遗嘱的事，既然他们拿着母亲的遗嘱，为何还要同意采用抓阄的方式？且抓阄后又数次反悔，他们纯粹是无理取闹。”张拴喜说。

　　在张福喜哥俩看来，如果对方有母亲的遗嘱，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而是在抓阄反悔后才提出遗嘱之事，“这里面到底有啥猫腻？”

　　僵持仍在继续

　　4月13日，张满喜兄妹的代理律师对王刚进行了调查，王刚证实母亲程爱凤生前确实表示过死后与张长生合葬的意愿，他自己也表示尊重母亲的意思。

　　事隔7年，曾经办程爱凤遗嘱之事的临县司法局工作人员樊爱珍已退休，虽然其回忆不起遗嘱的具体内容，但她表示确实有过这么回事，“是老太太亲自到司法局办理的。”

　　法院认为，程爱凤生前多次表示自己死后愿与张长生合葬，意思表示真实，证据确凿充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原被告作为死者的儿女，应充分尊重老人的意愿。2007年5月25日，临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由张满喜6兄妹负责将母亲的遗体与生父张长生的遗体合葬，二被告不得阻挠、干涉。

　　不知什么原因，直到9月27日，张福喜哥俩才收到该判决书，对于这样的判决，两人均不服，但他们表示不愿再上诉，“上诉也说不清。”

　　父辈们的争执也影响着下一代人，张忠文，张福喜的儿子，属于长孙，他认为这样的判决简直是对家族的奇耻大辱：“判给他们，我们家永远都不会答应。如果埋不到我爷爷坟里，村里人就要唾骂了，万人臭骂，不孝顺，败家子，有这个风俗习惯，脸面上就下不来，人活脸面树活皮。如果我们抓阄抓输了，我们认了，但现在不是这样。他们要是来挖人，我们准备以死对抗，我们全家已经订下生死协议，我爸、我叔头一批上，非和他们干到底。”“我奶奶愿意和我爷爷合葬，那就顺她老人家的心让他们合葬，否则村里人会说，生了几个不中用的儿子。”张满喜的侄子说。

　　面对记者，张满喜不愿多谈，他说，既然走上了法律程序，那就执行法院的判决。当记者问到“为了一个死人，而让兄弟姐妹反目成仇值吗”时，张满喜苦笑了一下，“影响两家关系也是没办法的事，两家谁也不妥协，其实埋在他家也是地里，埋在我家也是地里，老人不吃也不喝，因为这事，现在自己倒成了里外不是人，弟弟妹妹对自己意见很大，说自己向着那家人，现在自己已经没有了说话的权利，也不想管那么多。”

　　遗体的归属，演变成了活人的面子问题。

　　在临县法院工作20多年的陈少明，第一次接到这样的案例。他说，该案判决主要依据的是老人生前的遗言和王刚的证言。如果没有那份声明，这案子很难判。死者遗体不是遗产，不能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处理，现行法律也没有规定公民死后因安葬发生纠纷应当如何处置。“中国传统上是一个‘礼俗’社会，法律不可能成为解决所有纠纷的灵丹妙药，法律以外的规则如蕴含着道德、情理的民俗习惯，即我们从法律或法理上所讲的‘社会公德’或‘善良风俗’，都不容忽视。”

　　一面是刚性的法律，一面是柔性的民俗。如何找到兼顾两者的“联结点”，成为许多基层法官现实中面临的困惑。如何将善良的民俗习惯引入审判工作，通过适用善良的民俗习惯弥补法律出现的空白和不足，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2007年十大重点调研课题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产生于生活、经过人们自愿选择的民俗习惯，是人们真实生活的写照与反映，体现着人们的一般道德评价标准乃至行为准则，同样应该得到认可与遵守。”太原师范学院一法学教授如是说。

　　张家的合葬权纠纷案虽然判决生效，但无论从主审法官还是当事人都一致认为，该案最终的结果还是协商解决，有一方必须做出让步。

　　判决生效后，张满喜兄妹至今没有去哥哥的地里挖人。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张家八兄妹有话好好说，妥善解决母亲的遗体安葬问题，以告慰九泉之下的父母。（本文所涉当事人均为化名）

　　本报特稿 转载必究 本报记者 何玉梅 王素霞/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