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日研修女工返乡记

　  本刊记者　田 磊　发自江苏、上海

　　“她们都是善良而诚实的劳动者，为了家族的责任，来到日本，决心努力劳动3年，却在这里遭受了奴隶般的劳动生活，这是不公正的。构成社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普通劳动者，她们的权利和生活得不到保障的话，还谈什么‘发展’？财富集中在一小部分人身上的时候，谈‘发展’就是一种欺骗。”

　　2007年11月4日，日本广岛东部福山市的工会领袖武藤贡回复了这样一封邮件给记者。半年多前，在他的帮助下，3名中国女工李红慧、沈晓梅、缪秀琴与她们的日本雇主展开了长达一个多月的激烈斗争，并成功拿回了自己应得的400多万日元，回到她们位于苏北农村的故乡。

　　临回国前，武藤贡带领李红慧3人在福山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像李红慧这样的中国研修生，在全日本约有10万人，中国女工与福山乡村工厂抗争的故事被日本各大媒体轮番报道，也把持续了10多年、问题丛生的“外国人研修技能实习制度”，摆在了日本公众面前，在日本政府各部门间引起了激烈的存废之争。

　　令3名女工没有想到的是，在她们好不容易摆脱困境返回中国后，却遭遇了中方劳务机构的起诉，被要求每人赔偿20万元人民币。10月底，记者在苏北找到了被回国前后的两场诉讼折腾得担惊受怕的李红慧等3人。

　　到日本去

　　李红慧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3年前登上飞机的那一刻。“穿上统一的藏青色西服，手里拎着印有‘上海外经集团’字样的箱子。就像奥运代表团那样，只不过料子差，20多块钱一米，都是自己出钱，公司给订做的。”

　　对于李红慧来说，能坐上这趟飞往广岛的航班已经深感幸运。2004年初，她从一个在上海做日语翻译的表姐处得知，上海外经集团正在大量招募赴日缝纫女工，李红慧就跑去离老家泰兴不远的上海外经集团靖江市五洲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靖江公司)报名参加考试。

　　最重要的考试题目是，按照日本人裁好的纸板，在规定的时间内，做了3条牛仔裤。然后开始笔试，主要是回答：为什么要去日本，对日本的印象如何之类的问题。“我们的答案都差不多，都是翻译和劳务公司的人提前告诉我们的，要我们写些日本人爱听的话。”李红慧说，她写的是：“日本比中国干净、先进，去日本是为了学习制衣技术。”

　　李红慧并不十分清楚，自己前往日本的身份是“研修生”。从1993年开始，日本制订了一项“外国人研修技能实习制度”，目的是为日本技术的海外转移培养人才。刚开始的研修生制度主要适用于大型企业，他们需要海外扩张，尤其是在中国、东南亚等地设立工厂，就必须从这些地区招募工人来学习技术，以便海外工厂能够正常运转，生产出跟日本本土同样精良的产品。

　　但随着日本社会发展，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日益严重，愿意从事艰苦劳动的日本人越来越少，大部分中小企业很难在本国招到工人，研修生制度因此开始向中小企业开放。根据“外国人研修技能实习制度”规定，培训实习的研修生第一年学习日语和工作，2~3年后作为“技能实习生”，从事工作。研修生的补贴为每月6~8万日元，技能实习生工资每月12万日元。也就是说，每个研修生在日本最长可呆满3年，按照字面上的规定，计算下来，3年以后能有人民币20万元左右收入。

　　“20万对于我这样一个缝纫工来说，在国内3年，是不可能赚到的。”李红慧希望多攒些钱，为自己的女儿将来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不再做工人”。事实上，在去日本之前，她已经在深圳的制衣厂里做了10年缝纫工，从18岁做到27岁，一直做到回老家结婚生子，在中国的工厂里，她做的那些各式各样的衣服，贴上商标，就是在意大利时装节上展演的世界名牌。

　　她熟练的技术很快赢得了日本考官的好评，上海外经集团公司为她提供了各种办理赴日护照需要的资料。2004年8月30日，在向公司交纳了4500块钱(公司出具了3500元收据)之后，她被通知到苏州参加日语培训。在阳澄湖边上的沙家浜附近，有一座日语培训基地，大部分通过上海外经集团赴日的中国工人都要在此地接受3个月语言培训。

　　不人道的协议书

　　一直到2004年12月，在交纳了报名费、学习费、差旅费等各种费用3万多元之后，李红慧终于获得了赴日打工的资格，上海外经集团统一为她们预订了12月18日飞往广岛的航班。12月16日那天，她又接到通知，要求到靖江跟公司签订正式的赴日研修协议书。

　　拿到协议书时，李红慧有些害怕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苛刻的劳动合同。”记者在这份协议书的复印件中看到，一共有8大项70多小项条款，对研修生在日本的各种生活细节做了事无巨细的规定，其中包括：

　　在日本无亲属、朋友关系；要听从公司统一安排，不得拒绝或向日方强要加班；

　　不得到指定宿舍以外的地方留宿；未经会社准许，不准私自外出，准许后也不可单独外出，必须结伴而行；

　　不得与日本残留孤儿、日籍华人或者其他与工作无关的在日人员联系；禁止与任何人以恋爱之名同居、结婚或其他致孕活动；

　　对日方管理应绝对服从，其中包括对计件工作、加班及行宿等各方面的安排，不得以罢工怠工威胁日本业主；

　　禁止购买使用手机、BP机等通讯工具；不得使用会社电话，一律禁止与国内外任何电话的联系；不得与其他会社的研修生相互通讯及信件交往；

　　不得以任何理由向日方提出提前回国及索要“归国理由同意书”……

　　最重要的一条是，如果违反协议书上的条款，构成逃跑或者变相逃跑，回国后，研修生必须向靖江公司支付违约金20万元人民币。

　　虽然条件如此苛刻，但已经为出国付出了那么多时间和资金，李红慧咬牙在协议书上签了字，“不就是3年嘛，什么苦都忍着就行了，相比来说，上海外经公司的条件不算是最苛刻的了，大部分劳务公司需要拿房产证来做抵押。”而且，她跟丈夫解释，这样的机会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

　　很多人为了能反复去日本打工，买通劳务中介、翻译等人，他们就会帮忙疏通海关的边检人员，用伪造身份证、护照等出去。“我们那个班里，最多的一个，已经去了日本4次了，做过清洁工、也做过衣服，反正干的都是脏活累活。”李红慧说。

　　2004年12月18日清晨，李红慧终于坐上了飞往广岛的航班，同行的是其他76名中国女工。尽管面临的是不可预知的未来，但她们仍然满心欢喜，憧憬着3年之后的20万。

　　工厂里的日本

　　飞机降落在广岛机场，77个人直接被一辆大巴车拉到了广岛东部的福山市，在福山车站，她们被分开，分别被10多个工厂主领走。李红慧、沈晓梅、缪秀琴3个来自苏北的姑娘分到了同一家工厂DNS株式会社，工厂位于福山偏僻的农村，坐了一个多小时车才到了老板中山贵史家里，一下车，老板就收走了3人的护照、证件等个人物品。

　　两天后，3名女工的日本打工生涯就正式开始了。“一进工厂，我们都大吃一惊，都说日本很先进，没想到还会有这么破的工厂。”李红慧说，厂房阴暗狭小、机器潮湿陈旧，比她在中国打工去过的深圳、苏州等地的制衣厂差远了。DNS株式会社事实上是一家日本乡村家庭小作坊，主要负责牛仔裤生产中的一道工序，为福山市的其他大型制衣厂提供半成品，最终的成品衣大都销往东京、巴黎等大城市，价格不菲。

　　老板一家6口人经营着这个小工厂，他们买下了隔壁已经搬往东京的邻居的房子，作为厂房和工人的宿舍，厂里一共雇佣了11个工人，3个年纪大的日本妇女和8个年轻的中国研修生。老板还把家里闲置的土地分给每个工人种菜，谁种谁吃。福山的农村布满了这样的家庭作坊，每年都招募大量的外国研修生作为主要的劳动力，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国女工，李红慧她们被编入“广岛东部组合”，接受上海外经集团和日方统一管理。

　　1990年代，中国制造开始风靡世界，日本的制造业尤其是纺织业日渐萧条，雇佣一个日本工人的成本已经让绝大多数日本制衣老板难以承受。大型工厂可以依靠技术和资金优势到中国等地开办海外工厂，维持生计。可是，对于大部分中小企业来说，只能是坐以待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研修生制度提供了大量的廉价中国劳动力，维持了“日本制造”残存的竞争力，纺织品行业尤其如此。

　　李红慧3人被称为6期生，顶替了3个刚刚回国的5期生，她们所要做的工作跟之前在中国的制衣厂里做的事情没有任何区别。虽然是6期生，但是，生于1977年的李红慧在8个人里，年纪最大，手艺最好，她很快成了厂里的领班，对工人有什么要求，老板都会先跟她说，让她通知其他人。

　　工厂里的生活比在中国艰苦很多。每天早上从8点开始上班，一直到晚上10点半休息。日本人对于效率的要求异常苛刻，“在他们眼里，中国一贯都是爱偷懒、不守纪律的形象。”沈晓梅说，“我们那个老板尤其如此认为，简直不把我们当人看，他规定，上下班前后一个小时内不准上厕所，上午只能上一次，下午只能上两次。”

　　小车间里装了3只摄像头，用来监控工人是否偷懒，剪指甲、打瞌睡、上厕所时间过长，都会被老板在办公室里看到，从而遭到训斥。因为害怕被辞退从而被遣返回国，拿不到一分钱，所有的女工从来没有人敢对老板的训斥表示过异议。她们只能在福山乡村的小作坊里，按照老板的要求，日复一日地加班加点。在沈晓梅的日记本上，她清楚地记下了每一天的加班时间，其中最多的一个月是2007年的3月份，一共加了251个小时。按照日本法律，加班工资最少也是每小时600多日元。可是，研修生加班每小时，只能拿到300日元，后来涨到330日元。

　　尽管如此，没有一个人想离开日本，她们中间很多人都是借债出的国，拿不回20万，回到家里，无法跟家人交代。但是，到2005年8月份，8个人里还是有一个被老板辞退了。“一个21岁的小姑娘，她翻裤角的速度达不到老板的要求，最后气得中山贵史把凳子都砸了，要她滚回家去。”李红慧说，“小姑娘当时就哭着跑出去了，可是，晚上，她父亲就打电话到厂里，要我去替她向老板说情，不要赶她走。”

　　李红慧的说情并没有见效，小姑娘第二天就被老板打发走了，“她是哭着去广岛机场的，那之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出国前签订的那份协议书，像个紧箍咒一样套在女工们的头上。在日本的3年里，和所有人一样，李红慧恪守着里边规定的每条每款，因为实在太想念家里的女儿，只有关于打电话的规定得到了老板的宽容，她们可以在每天晚上10点半下班之后，从宿舍往家里打电话。

　　最开心的是收到家里寄来包裹的时候。在日本3年，研修女工们极少有人会在日本买东西，“实在是太贵了，如果在当地解决伙食的话，那3年20万就剩不了多少了。”沈晓梅说，每个人平时吃的用的都是家里人从中国寄去的，腊肉、牛肉干、方便面、火腿肠、咸鱼、苹果等等。

　　女工“造反”

　　DNS里的8个中国女工个个经历坎坷，她们中间有不少人都是从约旦、毛里求斯等地的制衣厂里打完工以后又来到日本的，所以，加班加点的辛苦对于她们来说并非难以忍受。但是，常年海外打工的经历，让她们对于工钱的计算非常精细，每个月详细的工资明细单她们都会向老板索要，工资单里总会有各种名目的税金被扣除，这比加班加点更让女工们耿耿于怀。

　　在沈晓梅纪录的账单上，最多的一个月，她被扣除了2万多元税金和其他费用，对于这些税金的计算方式，老板一直都没有解释清楚。“我们也不敢问，因为协议书里写了，不能够随意打听老板的事情。”李红慧说，大家都担心被辞退，就没有人出面问清楚，可是，她一直都把这些账单保存下来。“我跟沈晓梅和缪秀琴商量好了，走之前，一定要把税金的事情问清楚，为什么扣了我们这么多钱？”

　　一直到2007年1月1日，日本过新年的日子，中山贵史带着8名女工到福山市政府办理居留证手续，在市政府的大厅里，负责签证的工作人员桌子上放着一张中文字样的广告单，上边写着：如果你在日本国遇到什么烦恼，请拨打电话××××××。李红慧盯着看了半天，却不敢动手抄下来，直到中山贵史出去上洗手间，负责签证的职员看出了她的心思，把电话抄给了她。

　　回到宿舍后，李红慧打通了抄来的电话号码，对方称自己是市政府雇佣的“外国人乡谈员”，是北京人，来日本已经10年，日本名为细谷雪子。听了李红慧的遭遇和疑惑后，细谷雪子很震惊：“这是奴隶般的强迫劳动，在日本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她说，中山家的做法是违法的，这些话给了李红慧很大的鼓舞，并约好到福山市见面把事情说清楚。

　　可是，新年过完之后，每天都要加班，李红慧一直找不到机会出门。一直到4月26日，因为上厕所时间过久，李红慧又一次跟中山贵史发生了冲突。冲突之后，她就跑去福山市政府，找到了细谷雪子。“只要有证据，一定会为你们讨回公道。”李红慧说，细谷当时给了她这样一句承诺，并且拿了很多日本劳动法规的中文宣传资料给她，让她带回厂里给女工们分发、讲解。看了这些资料，她才明白，老板的很多做法都是违背日本法律的行为。

　　当天晚上，带着这些资料回到宿舍后，李红慧号召大家一起起来跟老板斗争。可是，只有沈晓梅、缪秀琴响应，其余的7、8期生没有一个人愿意参加。更让她们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老板就知道了她们的行为，说她们意图逃跑，会马上让上海外经公司派人来将她们带走。原来，当天晚上，8名女工中就有人打电话回去靖江公司，说3个靖江公司的女工打算逃跑。随后，靖江公司又打电话到上海外经集团，很快就通知了日本老板。

　　“我们最怕的就是外经公司的林少俊，一切都是他安排的。如果他来把我们带走，那我们就被算作逃跑，不仅拿不回应得的工资，还得赔偿公司20万。”李红慧说，当时，3个人害怕极了，马上坐电车跑到了市政府，去找细谷雪子。很快，中山贵史也追到了市政府，要把3名逃跑的女工带回工厂。

　　市政府工作人员没有让中山贵史带走3人，而是把她们安置在乡谈室。细谷雪子很快介绍她们认识了另外一名日本人武藤贡，他是福山蒲公英工会的事务局长。在后来给记者的邮件中，武藤贡介绍说，福山蒲公英工会是一个民间工会组织，跟企业内部工会不同的是，不分国籍、性别、年龄等，只要你愿意，都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工会会为所有会员维护权利。

　　李红慧3人很快就加入了福山蒲公英工会。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一方面，武藤贡与中山贵史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一共列举了中山家的10条违法行为，包括非法用工，强制劳动，克扣加班费等等，要求其对工人进行赔偿。另一边，林少俊也来到了福山市，不断威胁3人，要她们赶快回国，不要再闹下去了。

　　在苏北老家，靖江公司的人也不断找上门去。“他们告诉我，说我老婆在日本参加了黑社会组织，要我们劝她赶紧回来，否则在日本会惹出大麻烦，甚至再也回不来。”沈晓梅的丈夫张慧东说，当时家里都害怕极了，天天打电话催晓梅回来，“钱也别要了，人能平安回来就好，再也不去日本了。”

　　李红慧和缪秀琴两家人也一样，不断打电话催促她们回国。“当时，我们也都动摇了，如果严格按照市政府给我们计算的工资和加班费，工厂应退回我们每人约150多万日元。我们就打电话跟林少俊商量，如果能拿到100万，就马上回国。”李红慧说，可是当时林少俊不答应，再加上，觉得对不起为此事奔波了一个多月的武藤先生，3人还是顶住家人的压力，决定坚持到底。

　　一直到5月24日，武藤贡带领3人在福山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了各大媒体、市劳动局等机构参加，将3人在DNS株式会社的遭遇公之于众。中山家终于低头认错，退还了3人400多万日元，并且为她们买好了广岛飞往上海的机票。

　　返乡之后

　　2007年5月30日，揣着100多万日元，在返回中国的飞机上，3名女工欣喜若狂，但是，她们的麻烦并没有结束。回到家一周之后，她们就分别收到了法院发来的传票。原来，靖江公司已经将3人告上法庭，要求每人按照原先签订的合同，赔偿公司20万违约金。9月6日，靖江市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驳回了靖江公司要求3名女工各赔偿20万的诉讼请求。

　　10月份，记者在江苏采访期间，曾多次到靖江五洲公司了解情况，公司董事长赵贵祥均以生病为由，拒绝接受采访。上海外经集团则称，对李红慧3人的事情并不知情，林少俊以前是外经集团的，但现在已经被解雇，跟集团公司没有关系。据记者了解，上海外经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外经公司之一，常年经营各种劳务输出业务，由上海上实、上海电气等5家股东出资近8亿人民币组建，是中日研修协调机构会员。

　　靖江五洲公司于2000年加盟中国上海外经集团，一直负责苏北地区的研修生招募。每送一个研修生到日本，上海外经集团都会从每人每月的收入中提成1万日元，直接由日方老板在发放工资时扣除，至于外经集团和五洲公司如何分成，则不得而知。

　　在这场官司进行的同时，日本社会对于研修生制度的检讨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NHK、《朝日新闻》等各大媒体都对3名中国女工的抗争故事做了大篇幅的报道，沈晓梅的账本，还有她们保存的工资单都成了媒体报道的有力证据。

　　2007年6月，美国国会发表的年次报告，指责日本的研修生制度，称这是强迫外国人劳动的不人道行为。日本的厚生劳动省，通商产业省，和经济团体经团联相继提出方案，动议修改研修生制度。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在2007年底，关于研修生制度的修改法案将会在国会进行表决。

　　武藤贡和他的蒲公英工会则成了保护中国研修生的“明星”，在给记者的邮件中，武藤先生说：“从小李的事情之后，也就是今年5月份之后，解决了工资问题然后回国的女性有2批次5人。同时，和小李同时来日的研修生大约有50人，她们是6期生。7期生大约还有60人。她们作为技术实习生在各个公司工作，工作期间，蒲公英联合会会帮助她们追要被拖欠的工资以及代替她们向所在公司申请改善待遇。明年3月份，针对有6个研修生被拖欠工资的问题将和某间公司进行交涉。”

　　回到中国后，沈晓梅和缪秀琴又回到了她们原先呆过的制衣厂，重新打工。李红慧则有了更远大的生活理想，她希望拥有自己的事业，一边加盟了北京朝阳区一个两元超市连锁机构，在县城开了家两元超市店，一边自己开了个小的加工厂，承接上海一家工艺品厂的“中国结”业务。

　　她把从日本带回来的所有资金都投入了这两项生意中，可是，不到3个月，她却发现，两个项目都是骗人的，北京的两元超市机构，在收取了她的加盟费之后，却寄回了一大堆次品和废品。上海的工艺品厂收取5000元押金之后，交给她的活却根本就无法完成。

　　2007年10月26日，上海浦东，在与工艺品厂老板大吵一架之后，李红慧无功而返，她又一次陷入了别人设好的“合同陷阱”。返乡之后，3名女工又开始在生活的泥潭里挣扎，在中国，她们仍然是最弱势的劳工，她们追求个人幸福的努力仍然显得那么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