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强传奇

　　《士兵突击》播出后，没有人再叫王宝强“傻根”，他变成了“许三多”。在王宝强看来，相信《天下无贼》的“傻根”是个理想人物，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许三多”更接近他本人。然而，他说，比起“傻根”和“许三多”，他更现实。

　　记者◎马戎戎 陈超

　　2002年春天，北京某处的建筑工地上，一名工人腰上的呼机忽然响了，他停下手上的活计，低头看看腰间，喊出一个名字:“王宝强。”

　　在匆匆赶去公用电话亭的路上，这名叫做王宝强的瘦小工人还不知道，这将是一个改变他命运的电话。在此之前，他是民工、“北漂”，北影厂门口50元一天的“蹲活儿”的。而在此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电话是《盲井》剧组打来的，通知王宝强去见导演李杨。之后，他得知，自己将出演这部电影的男主角，一个进城打工几次被骗的少年。同时，他拿到了500元钱的预付片酬。

　　“500块钱啊，我激动的呀。”说起500元拿到手上的那一刻，王宝强的声音依然带着一丝颤抖。

　　对于2002年的王宝强来说，500元，是笔大钱。

　　2002年，王宝强16岁，已经在北京漂泊了两年。和很多漂在北京的人一样，他和另外5个人在一个煤场旁边租了大杂院里的一间房子，房子朝北，年久失修，墙上的墙皮都脱落了下来。上厕所很麻烦，走出院子后，还要再走200米。租在这里，图的是便宜，6个人，一个月才120元。为了找活儿方便，6个人一起凑钱买了一只数字显示的BP机。

　　王宝强到北京，是为了拍电影。1992年，他看了电影《少林寺》，当下就决定去少林寺。王宝强说，当年村子里要去少林寺的不止他一个人，只不过，别人去少林寺是为了学武功，他去少林寺是为了拍电影。

　　“我就是许三多”

　　王宝强的家，在河北省南和县，离邢台市不远。王宝强如今的家，离公路只有十几米，周围的房子以农村的标准看已经很气派，但与王家一比还是相形见绌。“这是宝强成名后给他父母盖的。”邻居的语气中透着羡慕。据邻居说，这房子仅装修就装了两三年，去年他父母才正式住进来。

　　家里的老房子依然保留在村东头。“那时候家里穷，他(王宝强)爷爷只有5间房，却有4个儿子，我们家当时只分到1间。”王宝强的母亲说。他的父亲后来靠着在村里帮别人盖房子，攒了一点钱，盖起了现在看到的老房子，“那时候盖好了都没钱吊顶，抬头就能看到大梁”。

　　王宝强出生时候，家里已经有1子1女。他的童年就像其他农村孩子一样不被人关注，在母亲的记忆中:“他的衣裳都是捡他哥哥姐姐剩下的。”

　　第一次读《士兵突击》的剧本时，王宝强说，他觉得非常压抑。他问身边人:“编剧是谁，我要杀了他。”“杀了他”，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但是王宝强真的感觉，剧本里“许三多”的故事，就是他的故事。他说，整部戏里，他自己最被打动的，是农村部分和新兵连的部分。

　　“我小时候家里比较穷，家里条件好的孩子就会欺负我，我觉得我小时候和许三多小时候很像。”王宝强说。

　　《士兵突击》里，许三多的父亲总是看不上儿子的“弱”，他教育儿子的唯一方法就是打。王宝强的父亲曾经当过军人，王宝强从小没少挨他的打。

　　打，像拉小猪一样被爹拎着一条腿从路上拉回家，一把摔在院子里，立刻吓得连哭都忘了。拿着鞭子打，被赶车用的马鞭子抽在身上，印子一星期都下不去。挨打的原因是倔，从小就是气性大的孩子。6岁那年的农历九月，跟着母亲去邻村赶集，看上了一件褂子，母亲不给买，就坐在摊位前大哭大闹，直到母亲答应了才罢休。母亲要去哪里，他也要跟着去，不让去，就闹，就哭。母亲偏疼儿子，可父亲就看不惯这倔。中国传统家庭的教育方式，棍棒底下出孝子。王宝强想去少林寺，某种程度上也有这样的幻想——学会了功夫，看谁还敢打我。

　　8岁的孩子去少林寺，父母原本不同意。可是王宝强倔，挨打也要去，还主动帮父母干活。另一个原因，是家庭经济。王宝强说，那时家里只有6亩地，却有3个孩子，3个孩子各自差2岁，大哥已经是12岁的少年了。父亲和母亲都是老实人，除了这几亩地，没有任何别的收入。也许，父母有这样的想法，有个孩子出去学学也好:“干出来最好，干不出来也无所谓。”王宝强这样猜测父母的想法。

　　最快乐的时光

　　一到少林寺，王宝强就拜了一名师傅。

　　拜师时候，释延宏还是少林寺的一名武僧，如今释延宏已经带着自己的弟子创立了少林寺护寺功夫院，名片上印着“少林寺护寺武僧总教头、少林寺第34代功夫传人”等头衔。他收徒讲究“缘”，用他的话说，能成为师徒，说明“缘到了”。也许正因这样，他的护院武僧功夫院并没有公开招生，拜入门下的大多是通过介绍。“师父事先还要摸骨，看这孩子的体质是不是适合学武，然后才决定是否留下。”陈亚楠解释道，他如今已经是师门中习武时间最长的弟子，师父不在，就由他指导师弟们练功。

　　提起王宝强，释延宏立刻说:“这孩子聪明，学武特别快。”入门的时候，释延宏就认为王宝强骨脉不错，很适合学武。当时他还没有创办护院武僧功夫院，就带着自己的十几个弟子在少林寺对面的山坡上练功。

　　入门最初3年是基本功练习，也是最苦的阶段。晨练是必不可少的，冬季在凌晨5点，夏季4点，他的弟子就要准时起床，周一和周二是素质训练，从少林寺跑到登封市区，再返回来，几乎相当于一个半程马拉松。有时又是从少林寺跑到山上的达摩洞，“那边的山坡这么陡”，陈亚楠用手比划出一个45°角，“跑着上去，还必须手脚并用爬下来”。而这样的跑步，刚刚是拉开韧带的准备活动。上午是训练、下午学习文化课，晚上还要将当天的训练内容复习一次。下盘是功夫的基础，腿功就是他们开始训练的主要内容，每天都要踢腿、劈腿，马步、虎步、扑步，训练量一点一点增加，“每增加一次，第二天浑身都疼”。陈亚楠回忆自己练功之初的感觉。

　　学武自然免不了挨罚，陈亚楠有一次跑步慢了，被师父罚扎马步，一扎就是3个小时。有时徒弟调皮，释延宏也会用体罚惩戒。王宝强说，当年自己有时被打得急了，也会幻想种种报复手段。但是王宝强从来不跟父母说起自己练功受的苦，偶尔跟嫂子提及，被嫂子告诉了母亲，他却没事人一般说，“听别人说呢，没事”。

　　3年之后，就开始学习各种拳法套路，陈亚楠称之为“好学难练”，“学动作、招式都很容易，可是每个招式都有很多讲究，比如说出拳，右手出拳要有很快的速度和爆发力，同时左手还要化解对方进攻，抻拳，一抓一钩，把这个最简单的练好都不容易”。王宝强学习套路进步很快，释延宏也夸他“悟性不错”。

　　在少林寺的6年中，王宝强只在过年的时候回过家。“我和他爸一次都没去少林寺看他，去一趟还得花钱。”他母亲说，“他写过两三封信，可是我不认识字。”他姐姐透露:“宝强寄回一张相片，剃了光头，穿着和尚练武的衣裳，露着一只胳膊，我妈一看就哭了。”

　　然而王宝强说，他觉得人生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少林寺。

　　“北漂”就是新兵连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来少林寺学习武艺的，大多是农家子弟。“孩子们现在辛苦，将来能有一个好出路。”这是释延宏经常说的话。这些出路里包括进部队担任教官、影视业的武行、进入少林寺武术表演队、在国外开武馆等等。王宝强14岁离开了少林寺，临行前，他跟师父释延宏谈到自己的家境，“他说自己家庭条件不太好，想去做影视行业”。

　　2000年，身上带着500元钱，王宝强来到北京。第一站就是北京电影制片厂。

　　“看见电影厂门口有那么多找活的人，可高兴，觉得特别亲，觉得大家都是同行。”王宝强说。

　　第一天，没找到活儿，晚上被人骗去一家地下室，一张床位，一晚20元。后来，他一个月的房租，也才20元。

　　第二天，没有活儿。第三天，还是没有。初来乍到的王宝强，蹲了半个月才等到了第一个群众演员的角色:穿着大褂在明清一条街上走一遍，走完下场，就像《喜剧之王》里周星驰苦苦企求的那种角色:“完全看不到的角色有没有啊？”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怎么等，也等不到一个角色。他学会了在人群里奋力向前挤，学会在人前展示自己少林寺里学来的功夫底子，学会忍受所谓“同行”的冷眼，但是机会总是迟迟不来。后来才知道，“蹲活”也有蹲活的规矩和技巧。很多有经验的群众演员根本就不用整天蹲在电影厂门口;他们都认识“穴头”，很多挑演员的副导演不去厂门口，只要找“穴头”就可以。

　　日子一天天过去，带来的500元要花完了，没有龙套演的日子，他只能和同住的伙伴去建筑工地打零工，一天25元，包吃不包住。

　　理想没能实现，打击不断袭来。“没出名时候，被人说得狠着呢，说啥的都有。”王宝强说。同伴劝他放弃:“说我长得不好看，说你又不是李连杰、成龙，又没拿过武术冠军，你说拍电影，你有什么条件？你又没有关系什么的。”有一次找到了包月的活，一个月300元，包吃包住。擦玻璃时不慎把洗手台子打碎了，要赔，一个月的活全白干了。

　　“《士兵突击》里有一句关于骡子和马的台词，我从那时候就知道，我是骡子，不是马。”王宝强说。

　　不是马，就得加倍努力。有时偶尔能接到武行的活计:被人扣住手腕，从梯子上摔下去。有经验的老武行是假摔，他是真摔。导演很满意地点点头说:“很真实，这条过。”他已经摔得浑身都青了。最痛苦时候，王宝强带着满身伤，绝望地躺在工地的房间里，望着天花板。《士兵突击》里有一场戏，许三多一个人躲在坦克车里不愿意出来:“那天我发现了战车的另一个用处，你可以把自己关在里面，假装世界上除了你没有别人;假装你已经死了;我后来经常想起那个失败的晚上，我想如果不出来，我的人生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王宝强说，演这一段的时候，他觉得完全是他当年躺在工地房间里的心声。

　　从2000年到2002年，王宝强一个电话都没给家里打过:“不知道该说什么，也没脸给家里打电话，自己没混出来。”“我不知道我怎么面对我的父母，我也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再回到老家再生存下去，但是往前走确实是不知道，全是黑的，你看不到光明，一点儿意向都没有，就不知道，完全就是摸索。”

　　贵人来了

　　2002年冬天，王宝强终于给家里打了来北京以来的第一个电话，用的是小卖铺里的公用电话。开口问的第一句话是:“你们都好吧，庄稼怎么样了？”电话那头，家里人立刻骂了过来:这么长时间不跟家里人联系，以为你死了。骂完，两边都哭了。

　　那时他已经拍完了李杨的《盲井》。

　　王宝强说，李杨是他生命里的第一个贵人。他还是习惯把自己的生活和许三多对应起来:“《盲井》像是史今，把我带入部队;《天下无贼》像是袁朗，让我真正知道演戏是怎么回事;《暗算》让我在演技上有了突破;《士兵突击》让我真正奠定了位置。”

　　李杨看上王宝强，是他身上的质朴本色。李杨是反对学院派表演模式的人，他觉得，王宝强之所以后来能脱颖而出，就因为他“很贴近观众”。

　　在李杨看来，王宝强很“努力”:“他是草根阶层出身，生存不易，所以知道珍惜每一个机会。”而《士兵突击》的编剧兰小龙也说，他特别羡慕王宝强成长经历当中曾经有过在北影坐冷板凳的经历，很少有人从年轻时候就从零开始的这种状况。

　　《盲井》里有下井的戏，几百米深矿井，要求演员真的到矿井中去表演去拍摄。很多演员都放弃了，而王宝强真的下了井，真的坚持下去了。李杨很感慨:“这行里聪明人太多了，很多人拍电影就是为了成名，就是为了赚大钱，遇到危险就跑了。可是王宝强没跑，那时我觉得，这小孩行。”

　　在王宝强看来，他能够得到《盲井》的机会，只有两条：一是坚持，一是相信。

　　王宝强不否认幸运的存在，但他认为，除了幸运，自身努力也是很重要的。他认为，自己还算是个勤快的人:勤跑，勤打听消息。《盲井》剧组招人的消息，就是他打听来的，听到了，立刻就放下所有的活跑去面试。

　　做演员，一个很大的开支就是拍照和印照片。生活已经很苦了，但王宝强从来没有省过印照片的费用:“第一张可能白洗白送了，第二张也白了，但是第100张，第200张呢，也许人家挑中的就是第200张。”

　　王宝强说，他从没学过表演，所以他在片场只有一条，相信导演，导演让怎么演就怎么演。“拍《盲井》时我啥都不懂，拍《天下无贼》时更不用说，冯小刚那么优秀的导演，按他说的演就没错。”

　　《盲井》是低成本电影，演员拿的都不多，钱都放在制作上。王宝强说，当时他拍这部电影时，根本没想片酬问题，也没想上没上保险，只觉得这是个机会，一定要抓住。《盲井》的拍摄中，资金出了问题，很多人都跑了，也有人劝说王宝强走，但是王宝强没走。

　　王宝强说，自己从来不会主动跟人要什么。以前跑龙套，穴头通常都会在演员费用上卡一手，但王宝强不争，给多少是多少:“你跟人家争，人家就不用你了。”后来出了名，就不用争了:“到现在，位置在这里了，你不用争，人家也会给你。”

　　从少林寺出来以后，王宝强的脾气就不那么倔了。“在家里倔，有爹娘让着你，出来了，谁会让着你？”在剧组里，王宝强不是爱说话的人，也不扎堆。正在拍摄的电视剧《烈火男儿》在广州一处消防大院培训，在班长眼中:“王宝强不爱说话，当然你跟他说话他也说。”

　　然而训练场上的王宝强其实是紧绷着的。有一个项目是学习穿衣服，消防队员们必须在十几秒内把衣服穿好。别人训练的时候，王宝强就蹲在旁边专心看，看完了等他上场，居然第一次就迅速完成了动作。

　　“对我来说，每一次机会都是最后一次。”王宝强说。他是个肯场下下苦功的人，他文化程度不高，所有台词，都翻字典来注音。别的演员是拍一场戏记一场戏的台词，他是提前把所有的台词都背下来:“这样方便导演调整。”刚开始时候，记台词要花好久好久，后来记得就越来越快。

　　2003年，王宝强以《盲井》在台湾地区拿到了金马奖。冯小刚是看了《盲井》之后找到王宝强的，因为很多明星都有档期问题，冯小刚先问王宝强:“4个月行不行？”王宝强连连点头说:“行，行。一年都行。”《天下无贼》之后，一切都顺理成章，“傻根”在《殷商传奇》里成为哪吒。《暗算》里成为天才少年阿炳，在《士兵突击》里成为许三多。

　　王宝强说，他非常感谢这几部戏的导演:“以后只要是他们的戏，他们让我演死尸我都去演。”《天下无贼》拍完，他觉得无以为谢，就从家乡背了一袋小米送给了冯小刚。

　　对于王宝强来说，他现在要非常努力去做的是，怎样才能继续保持一种质朴的生活方式。他说，他自己是“摸着底走上来的”，拍戏时候，他依然最能吃苦。拍《殷商传奇》，所有撞在墙上的动作，都还是真撞;拍《士兵突击》，许三多在剧中做了333个腹部绕杠;拍这段戏时，王宝强没有用替身，伤了手，大拇指上掉了一块肉，腰扭伤了。

　　他对金钱的态度，基本还是:“挣了钱就给家里，自己留下够花的就行。”但是许多变化在悄悄发生，有时令他困惑。

　　成了名之后，应酬场合就多起来，喝酒就成了难题:“我一直不太会喝酒，但很多场合，你不干了就不行。”他成名后，去少林寺，去北京，一下成了家乡子弟的热门出路，很多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但是他也实在帮不到这么多人:“我最多只能做到帮他们介绍。”

　　他忽然发现，他的时间也开始紧张起来:“《士兵突击》之后，今年的时间排得满满的，每天都要接受七八个电话采访。我以前不怎么会说话，你看我现在能说了吧，都是采访练出来的。”此外，还要录歌，录广告，上新戏??2000年，他来到北京时候，买的是站票，没少被别的旅客翻白眼，当时，他想，有一天有钱了，一定买一张坐票。现在，他坐飞机都已经是家常便饭。

　　2006年，王宝强还回家帮家里收玉米;今年就不可能了。他说，今年的春节，他想带父母去海南。他觉得，人生最美的事，就是终于向父母证明了，这个儿子没白养。那些混在北京的日子里，这是他最大的压力，也是他最大的动力。

　　王宝强说，《士兵突击》是他入戏最深的一部戏，许三多是什么样子，王宝强就是什么样子。《士兵突击》的后半段，人生的残酷真相逐渐向许三多展开，在竞争的压力下，许三多杀了女毒贩，也看到了自己的成功给别人造成的压力。王宝强说，这也是他一直在想的一场戏。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他说:“如果有一天让我再碰到这个，我一定还会杀了他，因为我是一个兵，我相信第二次杀人的时候，肯定就不会像第一次那样，以后杀人肯定是不眨眼的，一样能磨练出来。只是你们没有看到第一次杀人时候的样子，这就是成长。”

　　王宝强说，他觉得拍完《士兵突击》之后，人就老了。因为看得多了，要应付的事也多了。事实上，在他看来，《士兵突击》后半段的许三多，已经比前半段老了很多。现在想起来，他觉得，拍《盲井》时，是最单纯的。

　　电视剧里，最后一句台词被安排由袁朗说出，只是不是对着许三多，是对着成才，他说:“路很长，比许三多还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