聋哑人团伙作案凸现多种社会问题

　　通讯员/尚检法

　　热线记者/孙磊 实习生/汤倩倩 报道

　　这是一场“无声”的审判

　　昨天下午2时15分，上城法院10号庭，毛群英坐进审判区。她是上城区民政系统的一名专业手语翻译，20年来几乎每个月都要进上城法院两三趟，为无法开口的聋哑被告做同声翻译。

　　昨天的这个案子，人数之多让毛群英有些吃惊——一共7名被告，来自湖南湖北。除了带头的男人阿冯37岁，其余的都只有20岁上下（还有两个孩子没满16周岁，另行处理），身材不高，看起来就像一群孩子。他们看到法官，表情局促；间或转向旁听席，看见父母，却又十分淡漠。

　　两个小时的庭审，让毛群英累坏了，双手极酸：6个人只上过一两年小学，大致能明白她的“通俗化翻译”，有1个人压根就是文盲，连手语都无法沟通，一问三不知。

　　一个组织分明的“小社会”

　　今年5月初，24岁的聋哑女人小春发短信给阿冯：“我要带一批人到杭州、金华偷东西。”

　　她带来的这群聋哑孩子，又瘦又小，基本没怎么读过书，有几个会用手机发短信的算厉害了。

　　一伙人住进火车东站旁的小旅馆。小春和阿海是老手，传授新人偷窃方法，再到各大超市进行实地演练。

　　作案的时候，他们一般留一名新手背着大包在店外接应，其他人把货品撕掉条形码，一点一点像蚂蚁搬家一样偷出，一个下午会进进出出同一家超市十几次。

　　而阿冯，则每天早晨按人头分发生活费，5元10元不等，待在旅馆“看家”，孩子们偷回来的货品，由他负责销赃。

　　小春和阿海登记当天的“成果”：阿迪达斯沐浴露，吉列剃须刀，十年陈五粮液，茅台，妮维雅洁面乳，雀巢咖啡……笔记本共有厚厚7本，从月初一直写到月底。

　　但是，由于没有其他物证，检察机关只能按照“疑罪从无”来处理。

　　最先是反扒队员发现端倪的。在他们的租住房里，积存着大量来不及卖出的赃物，估价为8286.5元。而光是涌金广场一家超市统计数据，损失就已过万。

　　妈妈痛哭流涕，孩子无动于衷

　　法庭上，几个孩子的表情，都很冷淡。而来到现场的孩子父母们，几乎都异口同声地坚称，孩子们又聋又哑，肯定不会偷东西。

　　然而，他们又有谁真正了解孩子呢？

　　检察官说，这些年纪轻轻的聋哑孩子，大都和家人缺少沟通，他们更愿意和同伴交流：湖南衡东人元宝的妈妈，在案发后经常给检察院打来电话，每次都痛哭流涕，说孩子在家遵纪守法，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去偷东西，只是在失去联系4个月后才知道他被抓了。“她非常意外，总是哭着问我，孩子在看守所过得好不好，案子什么时候开庭，能不能判轻一点……”

　　法庭上，毛群英翻译检察官的话，元宝茫然地看着那双上下飞舞的手，没有表情。

　　而另一个孩子，阿清的妈妈则从湖北浠水赶来，眼巴巴地看着儿子，都快要哭出来了，拉着记者不停诉说：“孩子小时候发烧，打了一针就听不到了……”也许是因为听不见，阿清很少回头，庭审结束被带下，也只是远远地看了母亲一眼。

　　对于此案，法庭将择日宣判。

　　记者手记

　　聋哑人犯罪 一个独特的社会问题

　　记者搜索了一下，下城区检察院2003年、2004年两年间，受理聋哑人犯罪案件分别为25人与29人，而到2005年，前7个月就已多达31人。聋哑人犯罪在全国都呈上升趋势。

　　这背后，其实凸现的是聋哑人在教育、就业、社会福利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综观全国多数参与犯罪的聋哑人，基本上都是来自经济不发达地区，由于聋哑人自身的缺陷，在外谋生较难，无奈之下加入犯罪团伙。

　　但除了这些，我们还忘了一点：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又真正有多少？

　　在农村，一些孩子被家长发现缺失听力后，往往就被放弃了，父母会把大部分心思放在健全的儿女身上，和残疾孩子的交流基本限于日常生活——“该起床叫她起床，该吃饭叫她吃饭，多买点好衣裳吃的”，稍微复杂的思想沟通少之又少，因为“那得写字，麻烦。”以至于“他们更愿意和同伴交流”，结果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一个游离于主流社会的小圈子。

　　如何让他们融入主流社会，成为社会进步的受益者？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