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性贿赂：从“腐败”回归“法律”

　　■张若渔

　　公安部消防局日前颁布实施《公安消防部队四个严禁》，首次在反腐倡廉中提到性贿赂。这个契合民意的“首次”既出，笔者看到网上网下几乎是众口一词地支持。鉴于“无法可依”的现实，很多论者话锋一转异口同声地指向了此前议论纷纷的“性贿赂”入罪问题，为“性贿赂立法”的声音借着这个关口又一次高涨。

　　用法律来规制性贿赂，似乎是一个无法破解的难题，舆论一直在博弈，但达成共识看上去却遥遥无期。其中的纠结点在于：一则，性贿赂难以取证。轻口供重证据是一条法律常识，如果没有证据，即使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实，又如何去定罪；二则，性贿赂无法适用“罪刑相当”原则。性贿赂1次与100次，因情节、性质、社会影响不同对其量刑应有所区别，总不能等量齐观吧；三则，性贿赂与性道德、隐私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律干预应该恰当作为，一不小心就不免踏破界限。但这个界限到底在哪里？似乎谁也说不清楚。有鉴于此，国家对性贿赂入罪是谨慎和节制的，这也是为什么“性贿赂罪”迟迟难以立法的根本原因。

　　可以说，政府在“性贿赂罪”上目前所持的立场，是值得嘉许的——在立法尚且不成熟的情况下，不妨谨言慎行；倘使制度冒进，只因性贿赂高发就仓促立法，很可能造成无法收拾的局面。显然，这不能被视作法律退却抑或法律犬儒，只能被看作法律应有的品质。法律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调整或者暂时无法调整的内容，只能选择消极无为或以待后来。

　　当然，性贿赂暂时不能入罪，并不代表我们就无动于衷，坐视其祸患无穷、危害甚烈而无所作为。我们仍然有党纪、有行政罚则、有社会舆论，这些都是可以援用的工具。如此看来，性贿赂入不入罪，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刚性的制约、周密的监督和壮士断腕的治理勇气，才是重中之重。

　　由此也不难看出，舆论对“性贿赂罪”的热望和期许，颇有些法律依赖症的味道。虽说在很大程度上，禁令是指出了一条治理性贿赂的金光大道，但在这条道路上依然荒草丛生、机关重重。我们对公安部首次提出禁止性贿赂的禁令，支持固无可厚非，而在此基础上的联想生发则不要过度阐释。我以为，在目前情况下，舆论应该从对性贿赂的情绪性亢奋，回归理性的法律立场。我们要推动性贿赂入罪，但显然不能拔苗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