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妈妈有无生育权引争议

　　专题：2007年世界艾滋病日

　　妇产科医生禤庆山为“艾滋妈妈”接生八年，见证了她们生与不生的抉择，目睹了这一群体的生存境遇和伦理状态

　　关注艾滋病 特别报道

　　悲悲喜喜中，不少“艾滋妈妈”像贾雯雯一样选择生下小宝宝。但争议和担忧在孩子出生前就一直考验“艾滋妈妈”和社会。

　　若这些孩子感染艾滋病毒，可能不到10岁就会夭亡；即使躲过此劫，由于人们对艾滋病条件反射般的恐惧，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将面临无尽的孤独、冷眼、嘲笑、歧视；如果父母因病而亡，他们就会成为“艾滋孤儿”……

　　人来到这个世界本应是平等的。若一出生就要背负这“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他们还应该来到这个世界吗？然而，谁又能剥夺一个女人当母亲的权利？失去这种权利，失去爱与勇气，一个绝望的HIV携带者或发病者，对自身和社会，何尝不是一种失败？

　　每一名“艾滋妈妈”都面临着生与不生的抉择，对于她们来说，这是一种赌博，她们赌的是命！

　　明天又是国际艾滋病日。去年今日，艾滋病毒携带者王翠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产子，重3.25公斤，母子平安。现在小孩身体健康，发育正常。

　　主刀医生是市八医院“借来”的专家——广州市妇幼保健医院妇产科主任禤(xu ān)庆山。

　　早在1999年，禤庆山就为广东第一例“艾滋妈妈”接生。此后的8年里，又有30多名的“艾滋妈妈”从他手中抱过新生的孩子。

　　流产之殇

　　“哎呀，生出来的小孩不就有艾滋病？”这是当时几乎所有人听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

　　1998年，广州市荔湾区的小菲意外怀孕，准备和同居的男友结婚。婚检时，这两个有着吸毒史的年青人双双被检出HIV呈阳性。

　　在一片反对声中，25岁的小菲“吓懵了”。她不得不同意放弃继续怀孕。

　　做引产手术的就是禤庆山，那是他第一次碰到艾滋孕妇，“心里有些发怵”。在市八医院一间简陋的临时产房，禤庆山身穿5块钱买来的雨衣和高筒雨靴，头戴摩托车头盔，对她进行了羊膜枪穿刺引产手术。

　　当时小菲的表情让禤庆山记忆深刻——无奈、伤心、遗憾。他在想：即使是“艾滋妈妈”，其实也应该拥有生育一个健康孩子的权利。

　　但在当时，出现了“艾滋妈妈”，劝其流产是比较普遍的做法。虽然没有什么规定说艾滋病患者不能生育，但卫生部门一般都会干预此事，甚至还会通过计生部门扣发准生证。

　　这些都给“艾滋妈妈”带来巨大的压力。为了不把事情弄得“满城皆知”，她们一般都会选择放弃。

　　确实，她们要做妈妈的风险太大。“艾滋妈妈”自然分娩的母婴传播概率在30％以上。而被感染的“艾滋儿童”一般活不过10岁，很多在十几个月大的时候就夭折了。

　　迄今为止，艾滋病毒已吞噬了约300万儿童的生命。每天，世界上大约有1500名儿童感染艾滋病毒，其中大部分是在母亲怀孕和分娩时被感染的新生儿。

　　然而，有的“艾滋妈妈”还是要冒这个险。她们选择向医院隐瞒身患艾滋病的事实。

　　禤庆山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很恶劣，因为这已经不是个人的事，而危害到社会公共安全，对医务人员、对同病房的产妇、对新生儿都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卫生行政部门要求各医院在孕前产前检查时必须增加HIV检测这一项，以杜绝刻意隐瞒。

　　“其实最怕的不是知道人家有艾滋病，而是不知道。”禤庆山说，没有人愿意被排挤出社会，如果社会不对这些艾滋病毒携带者们关心和接纳，他们只会隐瞒自己的病情，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我们怕他们，他们怕我们怕他们，只好隐瞒，这其实更可怕。”

　　“她们也有权利当母亲”

　　面对“艾滋妈妈”盼为人母的天性，只堵不疏，总不是个办法。母婴阻断技术的研究应用渐渐改变了这一现状。

　　包括禤庆山在内的医疗人员总结出艾滋病母婴传播的特点和规律，并用综合性干预手段对病毒传染进行阻断，这使得母婴传播几率由30％下降到3％以内。

　　禤庆山做的第一次尝试是在1999年10月。那名“艾滋妈妈”在广州郊区一家宾馆做服务员，通过吸毒染上艾滋病。后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有了身孕。

　　当时她辗转了几家医院都不给接生，后来转到市八医院，由禤庆山主刀做手术。孩子生出来后很健康，过了一岁半跟踪检查，孩子没感染。

　　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三个……渐渐地，“艾滋妈妈”产子就成了市第八医院的一个常态。一次次的成功，也增加了禤庆山的信心。

　　他开始给更多的“艾滋妈妈”提供医学咨询和帮助。至今为止，已经有超过60个“艾滋妈妈”得到过禤庆山的咨询指导。

　　和小菲只能眼睁睁地看孩子胎死腹中的命运不同，这些“艾滋妈妈”可以自己做决定是否要孩子。禤庆山把这个程序称为“知情——选择”：先告诉“艾滋妈妈”生育的风险，再由其自己作出选择。

　　事实上，随着技术的进步，政府部门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卫生行政部门不再劝说干涉，计生部门也不再扣发准生证。

　　2005年底公布的《艾滋病防治法》建议稿第十五条称，任何人或组织不得以公民为艾滋病感染者为由不准生育。这是我国第一次把艾滋病人生育权以立法形式提出来。

　　而去年颁发的《艾滋病防治条例》也规定，医疗卫生机构应对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产妇及其婴儿，提供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的咨询、产前指导、阻断等服务。

　　一些医院，也已经有专门的“艾滋妈妈”产检室。当然，这间产检室的门上没有“艾滋病”的标志。

　　广州市疾病控制中心主任王鸣透露，事实上，从2005年以来，“艾滋妈妈”每年都有增加，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从劝‘艾滋妈妈’流产到让她们自己选择，从拒绝‘艾滋妈妈’到设立专业门诊，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禤庆山坚持认为，“她们也有权利当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