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墙内，我找到了做人的支点

　　文/梁海青

　　几年的监狱生活，是我人生中一段最阴暗的日子，是管教队长的耐心帮助和妈妈的激励使我迈过了那道“坎儿”，鼓起重新做人的勇气。现在，我终于明白：生活中多一份理解，多一点理性，再多学点儿法律知识，人生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本文背景

　　1995年12月的北京，已经是冬天的天气了。12月11日那天，寒风刺骨，三零一医院医疗大楼的11层肾科医生办公室里，一个年轻人从怀中掏出刀子猛刺魏日胞医生的胸腹部，致使魏日胞医生胸腹部多处被刀扎伤，气管下端裂伤，右侧血气胸，失血性休克。后经及时抢救脱险，右上肺切除。行凶者被当场抓获。这个行凶的年轻人叫陈顺贵，因故意杀人罪被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后被送往河北省保定监狱服刑。

　　一时冲动，酒后他犯下滔天大罪

　　初次听到陈顺贵这个名字，是因为他车工技术过硬。但听民警介绍了他入狱后的改造经历，我决定了解他是怎样走出一条重塑人生之路的。

　　在谈话室里，看着站在眼前这个瘦小而且还有几分腼腆的年轻人，我怎么也不能把他和凶残的杀人犯联系起来。他今天的神色有些黯淡，神情有些许的紧张。片刻，我们之间轻松的谈话缓和了他紧张的心情，他开始向我们讲述着自己曾经的人生轨迹——

　　“我家在农村，家中我是独子，上边有两个姐姐，下边一个妹妹。爸爸是保定市交通局公路工程处的一名工程师，妈妈在家照料家务。在我们姐弟还小的时候，我们这个半工半农的家庭不算宽裕，但很温馨。为了扶养我们姐弟四人，爸爸在单位省吃俭用，最大限度地压缩自己的开销，把省下的钱贴补家里。爸爸每次回家，不管经济多么紧张，都给我们带些小礼物，尤其是我的，必不可少；不管多累，都把我搂在怀里尽情嬉笑玩耍。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1988年的暑假里，姐姐和我到市里去看爸爸。到了单位，正赶上单位施工，他不在，一位姓陈的叔叔领我们到了爸爸的宿舍。看着桌子上摆着他吃剩下的午饭，半个馒头、半碗白菜。姓陈的叔叔说：‘你爸平时就这样，生活上特别节俭，说家中上有老下有小，能省就省点吧。’我当时的心中就像打翻了五味瓶，发誓将来挣了钱，一定要让爸爸好好享福。

　　1991年，爸爸因身体原因不能正常工作，提前退休了，当时的政策允许一名子女接班。两个姐姐都出嫁了，妹妹还小，17岁的我就成了市公路工程队的一名工人。

　　1995年的3月，一直身体不好的爸爸被医院检查出患有尿毒症、肾性高血压、代谢性酸中毒，到北京三零一医院肾科住院治疗。住院期间，我一直都陪护在他身边，我亲手给他做他爱吃的饭菜，亲自一口一口地喂他，任何人做这些事我都不放心。有时爸爸痰吐不出来，医生要用吸痰机吸，我怕爸爸受罪,就嘴对嘴地把痰给他吸出来，每次吸完后，他的眼角都淌着眼泪，那双无力的大手拉着我久久不愿放开。有我陪护爸爸特别开心，特别踏实。

　　负责我们的医生姓魏，不知叫什么名字，是一名主治医师。1995年11月27日，经腹膜透析治疗后，爸爸病情有所好转。魏大夫就叫我们出院回家静养，说没什么问题。当时我想，医生就是爸爸的‘救命稻草’，她说没事，那肯定没事了,我们就高高兴兴地办了出院手续回家了。可在回家后的第七天，爸爸就忽然去世了。当时我就懵了，爸爸就这样走了?!他操劳一辈子,还没享一天福就走了?老天,你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医生,全是那些可恶的医生，是他们不负责任地让我们出院，才耽误了我爸爸的病,我要为爸爸报仇！当时我的情绪激动地不能自控。

　　在爸爸去世的第七天，我喝了很多酒，怀揣着一把尖刀去了北京，打算杀人后，我就自杀，一了百了。在三零一医院11楼医生办公室里，发生了那不该发生的一幕。至今我都追悔莫及，一时的冲动，再加没有法律知识，酿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当时我太自私和任性了，太不负责任了，对不起姓魏的医生，更对不起年迈的妈妈。在老人家失去亲人承受巨大悲痛时，我非但没有安慰她、照顾她，还雪上加霜,给她增加痛苦。后来才知道，我出事后，妈妈大病了一场，在一个月里，头发全白了。我真是个不肖子啊！”

　　陈顺贵讲到这里，失声哽咽。

　　亲情感召，给了他重新做人的支点

　　入监以后，陈顺贵一直沉默寡言，目光呆滞，经常夜不能寐，有时会在睡梦中忽然惊醒，大嚷大叫，情绪容易激动，思想极不稳定。监区领导在分析安全形势会上，都认为陈顺贵有自杀的倾向。改造经验丰富的教导员张建新主动对陈顺贵进行承包。

　　张建新说，我接手对陈顺贵的管教后，就反复查看了他的档案材料，掌握了他的犯罪情况和一些家庭状况，然后就考虑从什么地方入手，来有针对性地做他的转化工作。

　　以后的日子里，一有时间，我就和他聊上几句，问一问家庭的情况，问一问个人的情况。虽然谈话中，他很少说话，甚至拒绝回答我的问话，态度漠然，漠然中让人感到一种对生活的绝望。但我发现一个细节，每谈到家中亲人时，特别是谈到家中的老母亲时，陈顺贵的嘴角就会不停地抽动。根据多年在改造一线工作的经验判断：陈顺贵属于内向型的性格，他现在的思想很复杂，既有父亲去世的悲痛，又有行凶的恐惧，还有对母亲的内疚。这种情况的犯人，出问题的概率高，危险性大，很可能有自杀倾向。拿准了病因，下一步就是如何下好药的问题了。

　　我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先联系陈顺贵的母亲，了解一下老人家的近况和想法。接电话的是陈顺贵的母亲，介绍完陈顺贵入狱后的表现，老人沉默半晌，随后泣不成声：“警官同志，你们一定要好好帮助贵儿啊，他是个好孩子，一时糊涂，犯了罪，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对得起他死去的爸爸啊！”想到这个家庭的不幸，听着老人哽咽的声音，我的眼睛也模糊了。

　　“大娘，您别急，我今天打电话就是为陈顺贵改造的事。他入狱后一直情绪不稳定，思想压力大，我们担心他一直这样下去，会被压垮的。但他很在意家中的亲人,尤其是您。我想咱们可以共同帮助他，感化他，形成帮教合力，积极配合他改造，我坚信他会走出犯罪的阴影，重新做人的……”

　　陈顺贵的第一次接见，我印象特别深。安排接见那天，是个晴天，初夏的天儿，太阳晒得暧烘烘的。上午九点钟，陈顺贵的母亲在姐姐的搀扶下走进了接见室，这位年仅五十出头却满头白发的母亲面色憔悴，精神恍惚。她颤巍巍地坐到会见窗前，拿起听筒叫了一声“贵儿啊，你这孩子，好糊涂啊……”便老泪纵横。陈顺贵紧握话筒的双手在颤抖，“妈妈……”，也哽咽着说不出话来。此时的空气好像凝固了，只听到母子凄楚地哽咽。

　　外边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叮嘱着儿子在监狱要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家团聚；里边的儿子也不再沉默，一再向母亲保证要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一再叮嘱母亲要保重身体，等他出去，好好尽孝。

　　坚冰溶化，杀人犯成改造积极分子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经常找陈顺贵谈话，他有时回答几句，有时还能主动问一些问题，虽然话语不多，但我感觉到他坚冰一样的心灵开始慢慢溶化了，我们可以交流了。于是我就想：要趁热打铁。在随后安排的几次接见中，陈顺贵一改以往的孤僻寡言，和母亲平静地交流着自己的想法，表示在监狱改造中一定积极主动，好好表现。

　　我见他情绪稳定了，就安排他出工，学习生产技术。金工车间的犯人对技术要求非常严格，生产的机件精密度比较高。我先安排他跟一名叫张军的老犯人学习车工技术。发现他学习起来很认真，很快就掌握了基本的操作技术。我就根据他的表现情况，在监区不失时机地表扬他，肯定他的进步，这样他越学越有兴趣，越学越有劲儿。在一天天的紧张劳动中，他内心的负罪感随着注意力的转移也慢慢淡化了，逐渐步入了正常的改造状态。

　　陈顺贵的改造过程，给我们在改造工作中积累了经验，使我深深感到母爱和亲情在犯人改造中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使坚冰溶化，可以使幼苗茁壮成长。真是“春前有雨花开早，秋后无霜叶落迟”啊！

　　现在陈顺贵是我们监区的改造积极分子，而且还熟练掌握了车床的操作技术，多次被监狱评为技术能手。

　　翻开了陈顺贵的档案，我们发现他已获得两次共四年的减刑了。因为表现好，又是技术能手， 2006年单位又上报他减刑两年。陈顺贵在管教民警耐心细致的帮助中，在母亲亲情感召下，走出了一条真正重塑人生的光明之路。

　　快结束时，陈顺贵突然对我们说：“能让我说几句话吗？”我们同意了他的要求。他说，想想这几年的监狱生活，应该是我人生中一段最阴暗的日子，刚进监狱时，就像在做噩梦一样，我不能自拔，是管教队长的耐心帮助和妈妈的激励使我迈过了那道“坎儿”，鼓起重新做人的勇气。过去，我在人生的道路上没有把握好。一时的冲动，酿造了悲剧，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一切的发生，是因我的幼稚，缺乏理智，没有法律常识。通过这几年在监狱的学习改造，现在，使我真正明白了一个道理：生活中多一份理解，多一点理性，再多学点儿法律知识，人生的路就会越走越宽。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11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