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美国“百人会”会长傅履仁

　　美国第一位华裔将军

　　傅履仁，八旗后代，其父曾是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秘书。他在美国从军33 年，成为美国第一位华裔陆军将军。离开军队后，他选择从商，出任麦道公司驻中国总裁；去年，年逾七旬的他接任美国华人精英团体百人会掌门人，11 月27 日在北京接受本报采访时，他说成功的秘诀就是“好好做事”。

　　文/ 莫书莹 图/

　　于楚众西装、领带、眼镜，全身上下笔挺妥帖，眼前这名老人浑然一副老牌绅士做派；再细一打量，挺拔的身姿，矫健的步伐和偶尔透射出的凌厉眼神多少“出卖”了来者的身份。不错，他就是傅履仁，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陆军二星准将。

　　“Hi, General!”一名华裔青年轻快地向他打着招呼。正向记者走来的傅履仁停住了前行的脚步，向青年微微颔首。傅履仁的一生“出任”过数个精彩的角色，律师、职业军人、美国麦道(中国)公司总裁、美国

波音中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以及美国安然国际(中国)公司董事长；自去年4月开始，已年过七旬的傅履仁再次经历了角色转换，出任百人会会长。

　　美国百人会是1990年由贝聿铭和马友友等美籍华人在纽约发起成立。前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流行病专家何大一、雅虎公司创办人杨致远、神探李昌钰和陈香梅、吴宇森、谭盾等都是百人会会员。旗下共计有149名美国最杰出的华人代表。即便如此，在他心中最精彩的那个角色依然是“将军”。

　　Hi,General

　　1949年，15岁的傅履仁跟随全家到美国。1959年，他毕业于乔治城大学国际事务系。当时正值美国部队到大学里征兵，“在美国，大学生毕业后就可以当军官，但这是对美国人而言，我当时还是中国人，不能享受这方面的待遇，入伍只能做个小兵。” 傅履仁说，当时他正准备与太太结婚，做小兵的收入无法养活一个家庭。

　　1961年，傅履仁法学院毕业，加入了美国籍，随后在旧金山加入了美国陆军。当时，他只打算在部队待三年，完成兵役。“中国人的思想里总是文官前武官后，部队不是华人眼里的好前途。”

　　由于律师出身，傅履仁进入部队后一直从事与法律相关的工作。“例如美国兵在国外犯了什么法，我们帮助他们打官司。” 傅履仁这样解释。期满后，美国部队对这个华裔小子非常满意，问他是否愿意留下来，“我可以选择地区吗？我想去德国”，傅履仁提出这样的要求。“没问题”，部队回答，就这样傅履仁开始了长达33年的职业军人生涯。

　　“当时美军在德国有50万驻兵，派驻德国的军官普遍前途看好，另一方面，欧洲玩的地方也多。”傅履仁认为他在美军里的日子过得很不错。不过他的父亲当初却对儿子的决定不以为然，“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在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给我写信，开头都写‘先生’，直到我升到上校时，父亲的态度才开始逐渐转变，他再给我写信时就称呼我为‘Colonel’ (陆军上校)。”1984年，傅履仁晋升准将，1989年再升为少将军衔，他是美国陆军第一个得到将军头衔的华裔，但他并不是庞大的家族体系里唯一获此殊荣的成员。

　　曾经有人问过傅履仁作为一个华裔在美国的军队获得快速晋升的秘诀是什么，“好好做事！”他这样回答道。多年以前，有一次他以上校身份跟随部队出访英国，一名英国军官如此对他说，“对不起，我无意冒犯，但你这样的身份若是在英国一定不可能有晋升。”这个评论一度使他心生疑惑，不禁对自己的前途担忧起来。当他把这样的担忧告诉长官时，“好好做事！”他的长官这样告诉他，从此这四个字也成了他工作时的座右铭。

　　在美国并没有因为华裔的身份受到过特殊待遇，回到中国却碰到了尴尬事。1988年，傅履仁跟随美国陆军代表团访华。这是他自1949年离开中国后第一次回国，心里非常感慨。一次，代表团一行在上海的友谊商店参观，陪伴他们的是一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群人当中，长着一张中国人的面孔却穿着美国军服的傅履仁特别“醒目”。友谊商店的一个营业员忍不住问他，“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呀，你怎么跟他们(美国军人)穿的一样，你是不是冒充的？”对此傅履仁有点无奈；“如果我们与美国打仗你站在哪边？” 那个营业员继续锲而不舍地问，傅履仁想了想，“你想我站在哪边呀？”他这样回答道。

　　“爷爷”司徒雷登

　　“1900年，父亲傅泾波出生于满族正红旗的一个贵族之家，曾祖父因剿灭‘义和团’有功，而被封为镇国公、建威大将军，并担任过甘肃镇守使，是权倾一方的显赫人物。父亲是家中的长孙，6岁时，便被他祖父带到朝中觐见过慈禧太后。父亲的另一个名字‘永清’是慈禧太后起的，意思是‘永远清洁’或‘永远忠于清朝’，可见傅家在清廷中的地位。” 傅履仁描述了自己的家庭背景。

　　提起傅泾波，就不得不提起另一个人的名字——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是我的外国爷爷，他的名字叫做JohnLeighton, 大家都叫他Leighton，所以他的中文名字就叫做雷登。” 在傅家，所有人把这个老人看作是家庭的一员。尤其是司徒雷登晚年，由于中风半身不遂，傅家负责照顾他，“回到美国之后，我们经常出去玩，非常开心，我总是那个负责开车的。” 傅履仁说在家中他称司徒雷登为“Grandpa”，他的英文名字John即来自司徒雷登，而大姐的英文名字爱琳则来自司徒雷登的妻子。

　　1918年秋，在天津，傅泾波与当时身为南京金陵神学院教授的司徒先生结识；此年，司徒雷登出任燕京大学校长，傅泾波也从北大转到燕京大学边读书，边给司徒雷登当助手，自此有了长达44年的追随。司徒雷登长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培养了许多中国学生，有不少后来成为

国民党、共产党的高官，包括后来的外交部长黄华。

　　1946年7月9日，杜鲁门正式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提出两点要求，一个是任期结束后希望回到燕京大学继续教书，另一个是希望傅泾波继续担当他的助手，美国方面同意了。

　　1949年8月，国共和谈彻底失败，主要调停人司徒雷登带着助手傅泾波无奈返美，几十天后傅履仁与母亲一起前往美国与父亲团聚。在国内，毛主席《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传阅大江南北，而远在美国的傅家人对此一无所知。“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篇文章，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读到它。其实毛主席的这篇文章并不是针对司徒雷登的，但却因为这篇文章，司徒雷登的最后一个遗愿至今完成不了，我今年也已经70多岁了，我希望在我死之前能看到一个圆满的结局。”

　　傅履仁这样告诉我们。

　　“我并不是一个政治家。” 回到美国后司徒雷登经常这么跟傅履仁说，但对于青年时代的傅履仁来说，他无法体会这位外国老人说这句话时心中的苦涩。“他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死了以后，把自己的骨灰安置在北京，他的妻子就是被葬在当年的燕京大学，他希望回来与妻子做伴。”

　　1962年，司徒雷登在美国抱憾去世。为了完成司徒雷登的遗愿，1972年，傅泾波曾偷偷回了一次国，但终没有成功。1988年，傅泾波离开人世，将司徒雷登的骨灰留给了儿子傅履仁。

　　“其实，对于那段历史我了解得并不比你们多多少，后来我看了许多资料，才知道司徒雷登是6月24日的生日。1949年6月前夕，在南京的司徒雷登提出想要回燕京过生日，事实上是想回北京与中国共产党多接触一下，但这个要求很快被美国方面否决了。我一直在想如果他当时能够回北京，是不是将来连韩战也不会有了呢？” 傅履仁说。

　　1995年，从军队退役的傅履仁出任麦道公司驻中国总裁。回到中国后，傅履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了美国驻华大使馆，“我跟他们谈，我说，司徒雷登曾经做过美国大使，他的相片还在你们这里呢”。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在北大做演讲时再一次提到了司徒雷登的名字。

　　“其实我是一个美籍华人”

　　B=《外滩画报》

　　F= 傅履仁

　　B: 你自1961年开始加入美国军队，作为一名华裔加入美国军队有什么特别感受？

　　F：没什么特别，我在参加军队之前就拿到了律师资格，美国律师和医生都是比较受到尊敬的职业，如果我是去当一般的小兵可能就是另一番待遇了。

　　B：你的意思是当时美国的军队里还是对少数民族裔有一些歧视？

　　F：应该是有的。不过我也想指出，美国军队是最早提倡白人和黑人平等的地方。我还记得我在弗吉尼亚受训，我的室友有一个是白人一个是黑人，我们晚上出去吃东西，到了饭店那个黑人不肯下车，他说，“嘿，你们给我带个汉堡。”我们才意识到他不能进去，当时我们很难过的。1967年当我走在街头看到白人女孩和黑人女孩手拉手坐在

麦当劳里，我感到社会真的进步了。

　　B：华裔在美国社会的情况如何？

　　F：1995年我回中国出任麦道中国总裁时，一些中国员工跑来问我说，“你中国人怎么跑到美国人公司去做总裁了？”我很好奇地问，“难道你们不都讲中文么？”我觉得有时候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隔阂都是因为不了解引起的，我小时候在街上看到俄国人就叫人家“大鼻子”一样，其实人都是一样的，对于不了解的事物总归有排斥。

　　B：这就是百人会设立的目的？

　　F：对，我们想要成为促进中、美往来的桥梁，这是我们的职责。

　　B：你是如何加入百人会的？

　　F：我1993年加入了百人会，那时会员不到50人，加入也没有那么难，现在我们有149个会员，加入的条件也越来越苛刻。

　　B： 加入百人会的要求是什么？

　　F：必须是美籍华人，必须是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得非常出色的人。我们的会员有各行各业的人，从去年加入的27岁的You Tube创办人兼首席技术官陈士骏到我这样70多岁的老头。当然还有比我更老的，那就是创始人贝聿铭。他已经91岁了，我去年看到他，他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说，“I am still here!”

　　B: 从你内心来讲你认同中国文化还是美国文化？

　　F：我觉得两边都有。我是美籍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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