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分会会长的故事

　　在全国各地的分会中，上海和长沙发展得最好。据铃子介绍，上海分会长秋雨是个“比我还厉害的小女子”，只是平时行事低调，不愿出来露面。

　　最近的一次行动，上海分会盯上了艺人罗志祥。唱片公司让他站在车身印有“八国联军”的吉普里做专辑宣传，结果被反星组织的“新闻小组”查个正着。铃子透露说，组织本已准备对付罗志祥了，去他的贴吧和论坛发了留言。结果唱片公司和歌迷团马上发函道歉，希望不要追究。“歌迷是无辜的，最后我们就算了。”

　　事后不久，天涯的相关帖子被全部删除，只在百度贴吧里留下一段话，奉劝其他网民不要对反星活动采取攻击行动，“否则就是和我们过不去”。

　　在记者发出采访请求后的第三天，秋雨才登陆QQ，浮出水面。而这一用来接受采访的QQ号，还是刚刚从杨丞琳上海歌迷会的会员那里盗来的。秋雨说：“反正她‘死’定了，这是北京的命令”，她只是负责让杨丞琳“在内地彻底消失掉” 。

　　把反星作为事业，26岁的秋雨在反星组织里已经做了4年。在她的QQ签名档中，赫然写着“我反明星已四年，没有功劳有苦劳，明星死在部长手，让我伤心让我兴。”

　　几年以前，秋雨还是一名大学生，在上海某高校学习计算机专业。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她也有过追星的岁月。当时她最喜欢的明星之一是赵薇，但2001年的“军旗装事件”却一下磨灭了她对赵薇的喜爱，随之，恨意开始滋长。

　　“反明星的人基本都是被明星伤害过的人。”尽管这件事情现在都过去了，不过打那以后，她慢慢走上了反明星的道路，“那时候只是闹着玩，帮部长(反星组织总部)卖卖软件，后来发现现在不少明星越来越糟糕，就把反星当做职业。”

　　毕业以后，秋雨没有找工作，而是把反星作为第一选择。熟悉网络的她知道，“做好的黑客月收入一万不是梦”。于是，她和另外几十个网络高手组成黑客小组，加入了反星队伍。

　　刚开始时，秋雨还在北京总部工作，后来到了上海，长期在七宝和徐家汇地区发展自己的群体。现在，她每月可以从总部拿到工资1900元，加上卖软件、QQ号、游戏账号所得，总共3000多元。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这不是一份正经工作。但秋雨的家长并不反对，而且还很支持。

　　“家里反对什么呢，这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职业，而且我还补贴家用。”一开始，家里并不知道秋雨做什么，但眼见孩子突然开始有了钱，在家长的询问下。秋雨坦白了。父亲没有说什么，只要求“不做违法的事就行”，还给她买了两台电脑。于是这一做，又是3年。

　　支持不单来自家庭。如今秋雨的很多朋友在分会里做事，她一人带着4个助理、2个秘书和6个副会长，统领全局。秋雨很自豪地告诉记者，“不用说了，我男朋友很支持我。”

　　然而时间久了，她也渐渐失去开始时的激情和冲劲。“我在想等明星变好了，我还能做什么”，她已经把4年青春献给了反星组织，倦怠感不言而喻。

　　“没垃圾明星，我就解散分会。这也是组织上想的，因为我们都要结婚生子，以后孩子长大一点，问妈妈你每天都坐在电脑前，不上班吗？如果告诉孩子我上班就是反明星，我说不出来，我估计部长、铃子他们都说不出来。所以我打算再干几年，然后把会长位置让出来给后面人来做。”

　　激进主义隐忧

　　在铃子和秋雨的描述中不难发现，反星组织的最高领导人即“部长”，一直在暗中控制大局，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能轻举妄动。记者向铃子反复请求采访部长，但铃子说，“你明知道他不接受采访的……”最终，这位神秘的“部长”没有现身。

　　记者将一段网友的评论给秋雨看，其大意是谴责反星组织将娱乐与政治挂钩，“抓住别人的小错误乱骂人”。但秋雨看后却很肯定地告诉记者，发帖人是杨丞琳公司的枪手，“我们一看就知道”。

　　尽管反星组织一再强调不会像韩国“Anti-Fan”一样对明星实行人身攻击。(在韩国，大多数艺人都有自己的“Anti-Fan”。这群人如“歌迷会”一样，结成盟派，并成立专属网站，在网络上发表对明星不满的言辞，甚至做出过激的伤人行为。他们曾向“东方神起”成员郑允浩赠送掺有强力胶的果汁，导致其中毒，最后被迫送医院洗胃。)

　　为了表明与韩国“Anti-Fan”的区别，秋雨向记者举例道，曾有某超女的经纪人试图出资让他们攻击另外一个人，但组织最终拒绝了经纪人的请求。她说：“超女我们都不喜欢，而且没什么证据的事情我们不做”。她还说，“给钱的事情不能做，这样的话反明星行动就不纯洁了，性质全变了，和我们初衷不一致，我们只反伤害过大众、有辱国家尊严的明星。”

　　“我们都怕了”，铃子说，“歌迷要是抓住我们，我们就死定了。我和秋雨，是歌迷抓的重点。”

　　社会需要介入和引导

　　如何看待反星组织，上海社科院青年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孙抱弘认为，“总的来讲应该肯定他们的行为，因为明星的不良言行确实有泛滥的迹象，对整个民族精神不利”。但同时反星组织又具有“缺乏公共理性”的特点，犯下许多“幼稚病”。

　　“首先是政治上，把杨丞琳等弄得生不如死，这是‘民主的暴政’。其次，它是反理性的，比如卧底，这是一种敌对的办法，是人性不好的一面。第三是经济上的，当然他们很注意这个问题，可真正进入商业运作，就很难自我控制了。”

　　另外，孙抱弘还表示相关管理部门应该适当介入，给他们提些建议，做好引导工作，“如果能通过反星组织让老百姓认可公民意识的重要性，将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明星需要约束，民间约束是一个很好的形式。从更深远的角度来讲，反星组织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年轻人在里面滚打、锻炼，将来成为很成熟的公民。”孙抱弘总结道，“我们现在的公民教育还没有完全展开，公共空间非常有限。但网络还是个空白的地方，发言比较自由，所以公民社会可能首先在网络社会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