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气概实践

　　“你身材好结实呀”，是对客人传统女性气质的一种贬损，“结实”、“壮实”，这些词汇是用来形容男人的，而用来形容女人时等于在说她“不像女人”。更重要的是，男人评点女客人的身材，在社会性别秩序三重关系下是合情合理的行为，但是，在性产业从业情境中，女客人在私人三重关系中占了优势，处于劣势中的男公关完全没有资格像飞飞那样“评点”女客人的外表。

　　当女人进入一个常规的男性空间的时候，种种不协调出现了。更何况，二者在此空间的“工作”也是违反传统的社会性别秩序的，即原本应该是男人购买女人的性服务，而在男公关和女客人间成了女人购买男人的性服务。

　　男性性工作者并不会因为同女客人私人三重关系中的弱势处境而总是采取柔性/从属趋势的男性气概实践，这种非绝对顺从的态度使得双方难免发生冲突，在发生冲突的过程中，男性性工作者的男性气概实践更加多样。

　　第1节 拒绝客人“特殊要求”

　　虽然申哥一再说“不能得罪客人”，虽然很多其他信息提供者也说面对客人便“没有尊严”了，但是，实际上男公关和女客人之间，并非前者对后者无条件的简单服从，也并非总是客人有最后的决定权，有的时候便会出现男公关坚决不从的情况。

　　阿绍便提道：“有时客人提出特殊的要求，先生们(男公关)无法解决，就要请经理来协调了。”具体是什么要求不能接受，并没有一定之规。我的观察是，与男公关当时的感觉有关。但必不可少的两点是：首先，这要求在性产业从业情境中非常少见，绝大多数的客人不会提出来的；其次，对这要求的服从将使男公关实践极端从属趋势的男性气概，我的信息提供者通常称之为“女人做的”，仿佛是对“女性气质”的实践。虽然性产业从业情境符号规定了“顾客是上帝”，但是当那特殊的要求极少有客人提出来的时候，便似乎不再是“顾客”的要求了，男公关便有了拒绝的理由。

　　我在FH遇到这样一件事：一天晚上，信息提供者飞飞和另一位男公关在包房里陪两个女客人。客人提出，要包房里的公关先生脱光衣服，拿着性玩具玩。飞飞和另一位男公关不同意。客人就不干了，说：“你是干什么的？我花了钱，你就得听我的！”事情僵住了，飞飞溜出来向申哥求助。申哥忙进包房，一脸灿烂地向两位客人问好，解释说，客人提的那种要求在包房里是不允许的，公安会管的，包房里最多是搂搂抱抱。申哥一通花言巧语把客人哄开心了，申哥又送了客人一箱酒，自己也坐下来陪聊，直到客人开心地离去。

　　客人走后，我同飞飞聊了这件事，我问他，客人的要求为什么不可以接受，他说：“太过分了！把我弄成脱衣舞女郎了！”

　　“弄成脱衣舞女郎了”，是将男公关直接“贬损”为小姐，这让我想起阿绍被两个女人夹着跳舞时说的一句话：“把我搞得像小姐似的。”两个事件的共同之处是，女客人对于男人“玩小姐”的权力模式的复制过于直接和彻底，完全使用了男人“玩小姐”时的方式来“玩公关”，在男公关看来是在做“女人”(小姐)才做的事情，似乎连从属趋势男性气概的实践都称不上了，而是对“女性气质”的实践了，所以是无法接受的。可以看到，事件中客人使用性产业从业情境符号“顾客是上帝”，男公关不想服从这符号的时候，便拉进了“公安会管的”这个政府权力符号来进行对抗。但这政府权力又不是直接拉进来的，而是通过请经理出面，由经理拉进来的，所以公关和客人的直接冲突被回避了，“顾客是上帝”的符号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被维持。

　　飞飞还对我讲了他的另一次经历：女客人提出来让两个男公关亲嘴、摸性器官。“这种情况以前有过，两人会做做样子，不真的碰上，一笑就过去了。但这次客人坚持，必须做，也就只能找经理来。经理来，也是说，公安会管的。”

　　飞飞说：“两个女人那样可以，因为女人本来就很亲近，无所谓的，但两个男人那样绝对不可以。”让两个男人实实在在地实践男性间的性亲昵，做“两个女人那样可以”的事情，同样将男人贬为非男人。对这些要求的抗拒后面，是同性恋恐惧，是对男性亲昵的回避。如果客人认同于“做做样子”，便会达成一种妥协，但这次客人坚持要求以往没有过的“实质接触”，就属于“特别”了。

　　可见，当女客人的要求将男公关“女人化”，而且超出性产业从业情境的常规，双方就僵住了，这时找第三方(经理)来解决，回避了男公关直接对抗女顾客。而经理来处理的办法，就是用政府管理的符号化解这一矛盾。这就仿佛我们前面分析围绕口交的冲突时，因为加入了“情感”这个符号，使得部分冲突得到解决。新符号引入的成功，还取决于双方的妥协。这一过程中的妥协与协商，是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在互动中的实现。此时，男公关实践着刚性/关系均衡趋势的男性气概。刚性趋势表现在男公关的坚持上，关系均衡趋势表现在双方的最终妥协一致上，而不是完全的从属趋势男性气概实践。

　　第2节 拒绝出街

　　陪酒(坐台)与出街，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几乎没有信息提供者说他们会拒绝陪某个客人喝酒，但是，有人会拒绝出街。阿京陪喝酒的客人中有许多是“又老又丑”的，但是，他不愿意陪这样的客人上床。即使是管理者申哥，也常陪客人喝酒，但FH的人都相信，申哥从来不陪客人出街。

　　男公关不想出街，是对“顾客是上帝”这一性产业从业情境符号的违背。同前面提及的客人的“特殊要求”不同，因为“出街”不是特殊要求，而是基本的性产业从业行为。所以如果说面对“特殊要求”时男公关可以直接说“不”，并且找第三方(经理)来处理以避免同客人直接冲突的话，那么，当他们不想出街的时候，男性气概便无法通过那种“刚”的方式来实践了。

　　几乎深圳所有的信息提供者，均讲过他们有拒绝出街的时候。我得出的印象是，那些自由流动、等电话的男公关，他们拒绝出街的时候较多，固　定夜场的男公关拒绝出街的时候较少，而酒吧类营业场所中的男公关，很少甚至没有拒绝出街的时候。自由流动的男公关，受约束最少，而酒吧等场所的男公关，受管理者的约束最多，固定夜场的男公关居于两者之间，虽然可能没有明确的条文来约束他们，但在夜场中的业绩、同行间的竞争、与管理者的关系等等，均是他们在决定出街与否时不能不考虑的。

　　即使在拒绝出街问题上最具自由度的男公关，他们也没有人会直截了当地说自己不愿意出街，而是发展出了一套策略来使拒绝变成一件可以被接受的事情，一件“不得罪客人”的事情。

　　阿云说：“拒绝出街的时候，我通常说今天身体不舒服。当然，她们知道这个是借口，但让她们有面子呀。”这里面的关键是解决“面子”问题，“有面子”便是不去直接对抗“顾客是上帝”的符号。另外，女客人女性气质的实践也使得男公关的这种逃避成为可能，因为很少有女顾客会像男人找小姐时那样死缠烂打，非让某人出街不可。

　　阿京对这一原则便掌握得炉火纯青，他说：“太老的，就不愿意接。”那么，如果有太老的客人点了他怎么办？阿京说：“我上来就叫阿姨。”

　　如果客人当了“阿姨”仍然要和阿京出街呢，他说：“有许多办法回避，主要是装醉。没喝醉也装醉了，倒在沙发上就睡。有时还打电话给朋友，说我醉得不行了，快来接我回去。客人看我都醉得睡着了，就没兴趣叫我出街了。”

　　可见，男公关回避出街时，均实践柔性趋势的男性气概，而不会以“刚”的方式拒绝。

　　与男公关不同，作为管理者的申哥在拒绝客人要他出街的要求时，则实践着刚柔相济/关系均衡趋势的男性气概。申哥说：“有一个客人拿出五千元放在桌面上，让我出街。我说：‘我就值这五千呀，你给我五万吧！’她不可能给五万。”

　　另外一个现象是，男公关将“拖延首次出街”作为一种手段，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阿京对我讲过，如果一位刚认识的客人要他出街，他往往会推说“今天有事”、“今天醉了”等等。阿京说：“她没有得到我，就总会找我，坐一次台就赚五百元，有时还会多给，几次下来钱就不少了，而如果出了街，她得到了，就不会再找我了。所以，还是这样上算。而越吊着，没有得到的就越想得到，她就越来劲儿，这样吊一段时间，再出街，价钱也好谈了。而且，几次这样的交往后，也有感情了。”当然如果遇到客人是偶然来的，公关就不敢“吊”了，免得没吊成常客，当次交易的机会也丢了。

　　第3节　“说漏嘴”

　　在性产业从业情境中“顾客是上帝”的符号之下，“讨好客人”便非常重要了。扬扬说：“做公关这行就是为了哄客人。”阿京说：“深圳是要动嘴的，不会说话不行。”“会说话”显然是指会说让客人高兴的话。这一点，台湾和大陆的男公关是一样的，台北的男公关肖力就对我说，做这行之前他就“挺会说话”，做这行后，“更会说话了”。哄客人主要是在包间里，阿起说：“如果把客人哄高兴了，哄开心了，不一定退场时才给你钱，随时可能拿出钱来给你。”“哄”与“给钱”，是相互促进的。

　　但是，仍然有信息提供者说错话得罪客人的时候。每一个情境中均有自己的符号，将不属于这个情境的符号引进来，可能会打乱此情境内的稳定。男公关在陪女客人聊天时的“说漏嘴”，便是将一种不属于该情境的符号引进了该情境，并在那瞬间实践了一种不应该于此时此地实践的男性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