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万富翁当村官背后：让村民换个活法

　　王文忠的富人治村路

　　天很冷，晃晃脸盆，把最上面的一层冰倒掉，剩下的水加点开水还可以洗涮。王文忠接过生活秘书端来热腾腾的甲鱼汤喝了一口，翻开昨晚的工作笔记。这是他就任河北衡水芍药村支书的第90天，坐在一群黑棉袄黑棉裤中间，王文忠在羽绒服里穿着紫色条纹衬衫。他的乡音一点没变，不过说话声小且温和。对于每个说话对象，他都要加上“哥”、“叔”这样的称谓，左手硕大的钻戒偶尔会耀出光芒。

　　记者◎葛维樱 摄影◎王旭华

　　开会了

　　“村里喇叭正在叫我的名字。”一个年轻媳妇说，她脸上的红晕很重，语调急促又兴奋，“我还没和书记聊过。”王文忠上任后，先自己掏钱把村南头的祖屋周围砌了院子，当办公地，院子门口是一个已经很少见的大喇叭，正向北。“这响动上次出现还是大跃进。”老人们欣慰地说。前一天晚上，王文忠和30多名村民代表讨论3小时的结果是，村里的地要重新分配，“上大学的和当兵的暂时不分”，以及若干条分地的规划。但是一大早就有几个村民进门，他们毫不客气地提意见，“上大学的和当兵的本来就经济紧张，应该照顾??”于是上午，为了这个已经讨论、表决、签过字的决定，再一次开会。

　　会议中，有人送来了“请勿吸烟”的牌子。王文忠在北京的雅宝路有资产过亿元的皮草公司和店铺。“公司可以设吸烟室，在这就只能到院子里抽了。开会吸烟不文明。”前一晚王文忠还完全沉浸在二手烟里。村民们虽然知道新支书不抽烟，但都没有要自动放弃的意思。王文忠终于忍不住做了个牌子，“挂在门上，给大家提个醒”。村民们说，下午他们走进会议室之前显然都看到了“新精神”，很自觉地摁灭，然后把半支烟别在耳朵后面。“10年了，芍药村就没开过会。”比起抽烟，开会更让大家兴奋，“从8点来钟，不停歇，一直开到晚上11点”。对于另一个“上班时间”的牌子，村民们则和王文忠一样视若无睹。刘素芬是妇联主任，刚开完下午会回家，还没吃饭就被通知晚上的会又开始了，“以前的村委会连办公室也没有，取个信还要去村长家里”。王文忠上任3个月以来，芍药村民已经把“开会”常常挂在嘴边上。

　　王文忠47岁，用他自己的话说，“到了给事业加0的阶段”。自从1995年在北京开创事业，王文忠就只是每年清明和过年回村扫墓。“大概2000年以后生意就步入正轨了。”王文忠是雅宝路皮草协会的会长，有一个公司和6家店铺，“算是行业里做得不错的”。王文忠的夫人是邻村人，他们有3个孩子，在北京有几处300到500平方米不等的住所。“从2007年7月份开始，镇上、区里领导都辗转给我打过20多次电话，说芍药村前任村支书被免职了，已经有半年多没人管这个村，问我能不能挂个名，在北京时不常地打个电话就行。”现在，和领导们的期待相反，他的手机时常要照应公司的事情，3个月只有两星期因为要输液回了北京。坐在土炕上，他说，“我觉得要回来就真干点事情，21岁的女儿来看了一趟，说爸爸伟大”。

　　由9个青年妇女组成的“爱心小组”这天下午第一次有了一个正式的开场。王文忠先夸奖每个不大认识的人，“大家都是公认的孝顺、勤劳的媳妇。村里的贫困户、孤寡户，我们要把爱心送过去。说得明白点就是帮他们打扫卫生”。王文忠的话很简单，但是对于大家，却相当新鲜。“爱心小组？”有人不好意思地悄悄念，“以前都是听电视里说说，好像只有大城市有。”王文忠的屋子分两间，里屋是一件很小的卧室，一张土炕占据了大半，另一侧是装了网线的电脑、传真机。外屋就是村委会办公室，只要有村民，王文忠从不回小屋。办公室的木头椅子全都一样。好几个小时的会，却没有一个人伸伸胳膊腿或者打个哈欠。“什么叫制度？制度就是铁的，和法律一样是不能商量的，轮班值日就是制度。”王文忠用他自己的理解，解释一些他讲到的概念。村民们安静地睁大眼睛，好像要把每个字都刻在心里，他们说，“听书记说话，长见识”。

　　老板的村支书生活

　　村委会门前的土路上，停着一辆紫色的超长越野车。“宾利经不起土路颠簸，宝马开回北京保养了。”王文忠选来选去，挑了底盘最高但最耗油的道奇“公羊”。“一天的油费就要400”，王文忠的保镖说，他成了村民们的公用司机，“一会儿去给村民买浇水的管子，一会儿缴电话费”。本来来了4个保镖，渐渐只剩下了1个。9月27日，刚进村时候，保镖们还很警觉地执行任务，一直在王文忠周围。“我在北京从来不用保镖，他们在公司只有两个任务，一是取钱，二是陪贵客出行。”王文忠上任之前很担心村里的矛盾，“前任的村支书和村民累积了很大的问题，村民们经常上访，而且村里也总是来黑社会”。遭受过威胁的村民，会在自家门口放一把铁锨，“横行霸道的事情多了，大家也报过警，没有用”。

　　“前任村支书占了村里400亩土地，而且把村里的地低价出租出去了。”老百姓抱怨道。在政府没有出台补偿耕地款的政策前，芍药村有很多人有出租自己土地的意愿。“他们都出去打工了，就把地包给支书，支书因此拿到了大量的地。这3年政策变了，种地有钱补贴，农民想要回耕地，但被支书拒绝。”除了政策变化，前任支书也没有公开过账目，“他出租出去的300亩地，和他自己租的400亩地，说给村里交了1.5万元”。王文忠上任村财政一分钱也没有。

　　芍药村人都相信，只有最有出息的王文忠，能摆平这里的乱，“刚开始修路时候，地基没铺好就来了车子，硬往上开”。王文忠自己骑着摩托车上前阻挡，“对方一看就是黑社会，都理着光头，车上一下子下来4个人，眼瞅要从小挎包里掏刀子。我手一指，‘打他！’我的保镖两拳就把两个人打飞了三四米远”。王文忠说，“我告诉他们，跑到芍药村来欺负我们，以后是不可能了”。这一次的反击使王文忠和芍药村在乡邻间被不断提及。不久惩戒了一次邻村村长的弟弟后，芍药村的治安情况改善了很多，3个保镖回北京公司，只留1个，“因为他呼噜声太大，都赶他去村民家里睡”。不过因为考虑到他会说当地方言，“比较能和村民亲近，可以帮着干干活”。

　　带着一个十几人的“爱心小组”，走在队伍最前头的王文忠进一个婆媳不和的老太太家走访，他的手机不断响起，4次按掉了，耐心听着老太太絮叨:“他们从来不给我钱，过年来了磕个头，还是不给钱，我说你还不如不要来。”王文忠让秘书记录下来，出来走到路上，王文忠才留到队伍的后面，非常客气地把电话打回去说，“我在河北，张姐，实在不好意思，那个事情……”王文忠并没有摆脱掉商人的身份，但他从来不在会议中和与村民说话的时候接手机——直接按掉或交给生活秘书。村民们在开会的时候也很少有手机响起的情况，唯一一次看到有人在村务会上接手机，是前来视察的区长。“以前手机是响个不停的，接电话的也有。这就和开会迟到一样，我从来都是早10分钟坐在那，并不批评他们，只是在会议上讲，要雷厉风行，很快就没人迟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