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人群”大多不愿意谈自己的故事

　　那次活动提前发布门票，入场以及检测全部免费。那一次来了150人。在天津的另一家“同志”酒吧，没有空调，正值6月，150人坐在里面，热得像蒸笼。

　　活动开始，专家先进行艾滋病的趋势和危害报告，台下鸦雀无声。演讲结束，开始自愿接受艾滋病检测。

　　50个人参与，无须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每人只对应一个编号。检测结束后一周，自愿打电话索取结果，除了自己，“同志”间任何人都不可能知晓他人情况。这次检测结果有1人感染艾滋病，11人感染梅毒。

　　为“同志”进行检测的天津疾控中心主任朱效科说，根据这次检验结果，天津“同志人群”艾滋病感染率为2%。“样本太少，并不能说明问题。”艾滋病疫情只能由省级卫生部门发布，志愿者和医生即使掌握感染率，也不能对“同志人群”公布。检测者只有编号，即使检查出结果，也无法找到个人。

　　据嘎嘎称，他自己所掌握的3个感染艾滋病的“同志”中，有一人自称半年内与20人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另一位是Money Boy(对男性提供性服务的男性)，现在行踪不明，可以肯定的是他仍在从事这行职业。根据2006年11月12日卫生部的通报，目前中国“同志人群”艾滋病感染率在1%到4%。

　　那次检测结束半个月之后，嘎嘎接到一个艾滋病患者的电话。对方问嘎嘎，“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吗？”嘎嘎说，“不知道。”那边说，“我在北京地坛医院。”嘎嘎问“你跑那干什么去了。”那边沉默一阵说，“你还不明白吗？”嘎嘎头脑中嗡地一声。他想起，那个医院是红丝带之家，专门检测艾滋病。嘎嘎说，“你赶快回来吧。我在家等你。”哭声从听筒飘了进来。

　　几个小时过去，那个人跌跌撞撞地进了嘎嘎家门。两个人抱头痛哭。哭完了，那人开始直楞楞地坐在沙发上自言自语，惟一能听清的就是“我该怎么办？”四天三夜，不吃不睡，嘎嘎一直陪着。“我担心他自杀。”嘎嘎说，他当时只能给他讲解艾滋病从携带到发病还有5到8年的时间，这期间科学还在进步，给他增强信心。

　　四天后，那个人恢复平静，离开嘎嘎家。嘎嘎马上去医院做了一个80元10分钟出结果的检测，拿到阴性化验单才感到了塌实。

　　“我和他没有性接触，但是第一次感觉到HIV就在我身边，在朋友圈子里，真害怕。”嘎嘎说。

　　心理拉锯

　　“同志人群”大多数并不愿意与外人交谈自己的故事。主流人群对他们的不接纳，造成了他们更多的戒心。嘎嘎曾经也是如此，做了志愿者，自我认同才逐渐好起来。现在他愿意诉说那些和大多数“同志”相似的经历。

　　嘎嘎从小被家里当作女孩来养，给他穿裙子，邻居叫他小姑娘。那时他并不懂事，现在想来，他觉得那段生活对他后来的性取向并无影响。小时候他就有感觉，自己喜欢和男孩接触。

　　1998年，嘎嘎30岁，在《南方周末》看到对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一书的报道。放下报纸，就去买那本书。一口气读完，他第一次知道，“我是‘同志’”。

　　在那之前，他曾经有一个女朋友，两人发生过关系。“第一次和女孩发生关系，我太激动了，觉得自己没毛病。”看完那本书，嘎嘎第一次正视自己的身份。那时他已经和女友分手，自己一人生活。

　　他按照那本书里的介绍，到处找所谓的“同志”聚集“点”。他找到什刹海，在公园里转了三天，“脚都磨起了泡，也没找到一个点。”

　　不久，一个交友信息台，让他进入了这个圈子。“那个信息台是4个人打进电话，大家可以随便聊。10个组还可以互相串。我那时疯狂地打电话。”嘎嘎说，有一天在电话里他遇到一个东北人，那人在北京一家宾馆工作。

　　那人问嘎嘎，“结婚了吗？”嘎嘎说，“没有。”“有女朋友吗？”“刚分手。”“你喜欢男孩吗？”嘎嘎心里咯噔一下，反问对方，“你喜欢吗？”对方说，“我喜欢。”嘎嘎心想，我找到和自己一样的人了，就告诉他，“我不排除，可能也喜欢。”两人交换了电话号码，开始私人聊天。

　　一段时间之后，对方要求见面，嘎嘎不敢。对于“同志人群”来说，这种反应很正常，很多人喜欢同性，但心理认同不好，觉得这是一种耻辱，生理和心理向着两个方向拉扯。

　　就在这种拉锯的过程中一件意外发生了。

　　嘎嘎和两个哥哥都在做生意。他的二哥在天津买了三个传呼机，嘎嘎带在北京用，二哥带在广州。有一天，二哥向寻呼台查询嘎嘎的漫游情况，确定他是否回天津看望母亲。传呼小姐以为他是机主，就把一条留言告诉二哥。那条留言写着，“如果你是个男子汉就该敢面对我”。这是那个东北人的留言。

　　二哥以为嘎嘎在北京出事了，当天飞往北京，在嘎嘎家里放了一部无绳电话，自己包了一部出租车在门口窃听，把嘎嘎和那个男人的对话全部听到了。

　　第三天，二哥来到嘎嘎家里，坐在椅子上瞪着嘎嘎。“现在我都记得那种眼神，有点愤怒又有点恨。”嘎嘎说。

　　他问嘎嘎，“你什么时候结婚？”嘎嘎说，“我和女朋友刚分手，你问这个干吗？”二哥问，“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没有。”“你赶快结婚吧。”“我又不去酒吧不唱歌不跳舞的，什么都没做。我怎么你了？”二哥拿起一把椅子，砰地摔在地上，“就算糟蹋几个女孩，我也要把你治好。”天塌了。嘎嘎知道一切都瞒不住了，一下子跑出家门，来到门口的酒吧，那天是他第一次抽烟，第一次喝酒。

　　转天二哥和他约法三章：一、去看病；二、两年之内结婚；三、不允许跟这种人来往。这是“同志人群”所面临的大多数压力。主流人群认为同性恋是疾病，需要治疗。在中国，家人对于“同志”的要求是必须结婚，一方面顾及面子，另一方面觉得婚姻可以起到治疗效果。所以中国国内“同志”结婚的很多，妻子就是普通的女孩，这样的结局往往残酷不堪。有的“同志”结婚，几年内没有和妻子发生过关系。最好的状况是“同志”和拉拉(女同性恋)结婚，举办形式婚礼。

　　迫于压力，答应了二哥的条件。嘎嘎一边敷衍，一边决定和那个男人见面。“我不能让一个还没见过面的人害得这么惨。”

　　那个男人想和嘎嘎做朋友，嘎嘎不同意。僵持了一个礼拜，最后嘎嘎同意和那个男人发生一次关系，“报酬”是告诉嘎嘎“同志”的据点。

　　现在，嘎嘎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已经没有问题。有时仍然觉得对不起家人，“我和哥哥的生意都不分账，我觉得算是补偿。”

　　嘎嘎的母亲，从二哥口中得知嘎嘎的事，去世时没把一分钱财产留在嘎嘎名下。

　　前途未卜的工作组

　　天津的“同志”志愿者小组，除深蓝之外，另一个叫做“天津酷”。实际上，“天津酷”并不能称为一个志愿者小组，它是一个“同志”交友网站，有时也做公益性活动。

　　深蓝工作组专职人员只有一个。每月有1000块钱工资。嘎嘎也是全职，但不拿工资，“还要向里边垫钱。”嘎嘎因为工作组的事情，没有精力照顾生意，只能靠积蓄维持。2007年，嘎嘎拿出11000块钱支持志愿者活动，2006年拿出5万。志愿者工作琐碎，嘎嘎没有时间陪伴自己的爱人。他的男友已经和他分手。

　　3年来，深蓝工作组也获得过捐款，一共81100元，分别来自机构和个人。即使如此困难，即使有明晰账目，内部的一些志愿者仍然会对“深蓝”发难。

　　2007年“爱知行”机构向“深蓝”捐款4万元人民币，用于房租、活动和支付一个人的工资。“爱知行”要求的回报，是完成3000份“同志人群”的调查问卷。在志愿者大会上，嘎嘎把盖了章的协议书向志愿者传阅。

　　会议结束，有人放谣言，说对方捐款是12万，另外8万，已经被嘎嘎贪污。嘎嘎说自己除了无奈，别无办法。

　　在天津，政府对“同志”志愿者组织没有任何捐助和帮助法规。北京，仅朝阳一区2007年就投入28万元，2008年将投入45万元支持“同志”志愿者。

　　据嘎嘎介绍，加拿大同性恋法律网，到天津参观过“深蓝工作组”，对“深蓝”的工作十分赞赏，有意向在2008年给予资金支持，具体数目尚未确定。

　　“深蓝工作组”的工作室，在天津一个比较著名的小区里，普通的住宅楼，每月房租1600块。邻居知道他们在做艾滋病防预工作，但不知道他们都是“同志”。他们并不躲藏，也不张扬。

　　面对着资金的短缺、政府支持的缺位和内部的斗争，惟一让嘎嘎安慰的是，凡是加入深蓝小组的志愿者，以前只要没有感染HIV，加入之后没有一个人感染。“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的知识和心理认同先好起来了。”嘎嘎说。

　　谈到未来，嘎嘎的语速慢了下来。他说，“做志愿者已经成了我的生活方式，我离不开。我也知道，用积蓄垫付不是长事。有一天没有资金了，那就只能停止。” ★《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2期，广告热线010-88395566转195、010-88398031，发行热线010-88395566转157、010-395171，客服热线800-800-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