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教师一边伐薪烧炭一边教书

　　渴求：

　　惟一的卫生员变成惟一的教师

　　设于1963年的南勇教学点，最初是一间摇摇欲坠的茅草屋。原先有两位老教师，一位来自万城，一位来自山架大队。1959年出生于这座大山的黄秀和也曾是教学点的一名学生。

　　高中毕业后，一次偶然的机会黄秀和获得了一个到万宁卫生学校学习的机会。三个月后，他回到南勇村，成为村里惟一的卫生员。

　　“家里就是诊所，从区里领回一点药，一个十字箱，满村走。”他说，南勇村是个贫困村，能看得起病的特别少，赊药钱的人家，他也没好意思跟别人要，那个时刻最能体会贫困。

　　1988年，两个老教师退休了，谁来把教鞭接续呢?大队书记想到了黄秀和，他算是村里书读得较多的人，又懂得苗语。大家开会，最终把黄秀和推上了代课老师的位置。

　　“那个年代山路状况更差，步行出山一个多小时，回来也差不多，孩子们读得起书的就没几个，外出读书更不可能，山里特别需要这个教书的人。”黄秀和笑着说，最后他接了过来，有点临危受命的意味。

　　没有任何教学经验，也没有任何讲稿，黄秀和从学区里拿回了两本课本，第一次上课时，台下8个孩子，他紧张不已，不甚自信。那一年他29岁。

　　艰难：

　　一边伐薪烧炭一边教书育人

　　采访中一位乡亲偷偷告诉记者，一开始，黄秀和既当代课老师，又做卫生员，后来才彻底“转型”的。贫困的苗村，卫生员和教师，哪一个都离不开。

　　1991年，教学点变成了如今的平房，记者看到，尽管离家不过百米，黄秀和还是住在了教学点的办公室里。 “要守好教学点的每一样东西。”黄秀和说。

　　尽管黄秀和不太愿意提及，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为了承担生活的重负，初做教师的黄秀和仍生活十分艰难。

　　每月45元的代课教师工资，黄秀和无法维持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每天下课后，他都得和妻子蒋玉香下田种地，忙完农活儿后，他又要上山砍柴烧炭，隔一天去一次。

　　黄秀和说，当时的木炭7块钱一包，14块钱一担。烧好木炭后，他们步行过山，挑着货到牛漏卖给打铁的人，回到家天已经黑透了。碰到雨季，连这样的补贴家用的活儿都没了。他还尝试过做点小买卖，但也草草告终。

　　在苗村教书的苦都在“路上”，黄秀和举了个例子。因为贫困，不少苗村孩子能读书也是“斗争”的结果。开学了，一开始报名的只有9个孩子，等发完课本后，又来了几个，他又得下山去领教材，来来回回，每年如此。每次单元测试，他都要下山到学区领试卷。当年都是徒步行走，一个往返便几个小时。

　　他是这个教学点的全能老师：语文、数学、美术、品德、音乐。 “要用普通话念‘小白兔’然后翻译成苗话，再告诉他们小白兔是什么。”黄秀和说，他上课的时候，面临多种语言的转换，期间又有翻倍的工作量。音乐课时，他只能教孩子们唱他会唱的歌。

　　曾经教学点也尝试着开设二年级，黄秀和两头上课，应接不暇。遇到爱打闹的学生，黄秀和常常跑得满头大汗。有朋友想帮他找关系，调到更好的学校，工资待遇高一点，黄秀和婉拒了。

　　坚持：

　　敦促每一个苗家孩子去读书

　　1999年，做了10年代课老师的黄秀和转正，成为了一名正式的老师。

　　眼下的这个班只有7个孩子，黄秀和说这是人数最少的一个班，一个学期，每个孩子只有14本作业本，不够用，孩子们只好拿地板当“练习册”，而近5年来，万宁消防大队党支部与教学点结成帮困“结对户”。消防官兵们为孩子们买来了新书包、学习文具、儿童读物等学习用品，这是同学们最高兴的事情。

　　有种心得是经久锤炼得来的，黄秀和说自己一点一点找到守住这个教学点的意义。他去过每一个他教过的孩子的家。他的学生中，年龄最大的14岁，还没上学，教学点让他学会识字。村里曾经有一个13岁的女孩，父亲重男轻女不让上学，他去劝，后来女孩成了他的学生。学生中有5岁的，家长说，就当上学前班吧，黄老师教学握笔写字。说到考上万宁中学的自己的学生“阿三”，黄秀和骄傲不已。

　　随后，黄秀和带着记者来到学生陈家伟家，他是目前这个班里年龄最大的孩子，8岁。满脸污渍，穿着姐姐脏兮兮的小红袄，他是这个班里家境最贫困的孩子，没有土地耕作的父母要到很远的地方打零工，哪个孩子读书都要取舍，黄秀和把陈家伟劝来了。

　　“安排好这些孩子，让他们都读过书，这就好了。”黄秀和说得很谦虚，所以他会一直干下去，到退休。

　　放假了，南勇教学点的孩子徘徊在教室门口玩耍。采访最后，黄亿珍站在门口对着海报念完“a、o、e……”后，就一直抱着黄秀和的手，用小脸来回地蹭着，黄秀和硬朗的脸突然流露出很柔软的一面。 “现在，觉得越来越有意思了，放假了就没意思了，平时他们很闹，但总也很热情，大家一起牵手来，又一起牵手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