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同性恋者和他的家庭揭秘

　　家有“同志”：一位同性恋者和他的家庭

    2004年12月1日，吴幼坚的儿子郑远涛接受广州电视台采访，成为广州第一位在电视上公开自己同性恋身份的人

　　2005年11月，吴幼坚以同性恋者母亲的身份出现在南方电视台的节目当中，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媒体上公开支持同性恋者的母亲

　　本刊记者 卫毅

　　11月24日，周六，广州梅花村的早晨，一幢上世纪60年代建的老楼，剥蚀的墙面露出数方红砖，一棵野杨梅树紧贴楼体而生。郑家三口住在一楼一套50平米的房子里。

　　郑远涛靠在他的床上，手里捧着一本英文版《战争与和平》，桌上的乳白色音箱里传出意大利花腔女中音切奇莉亚·芭托莉的歌剧唱段。

　　与郑远涛房间一墙之隔，他的父亲郑成波坐在床上翻阅《知音》杂志。床边是一个变了形的大号塑料矿泉水瓶，瓶里装的是啤酒。看几页，他就喝上一口，一天要喝4瓶。豆豆在他面前望着他，时不时用脚挠挠耳朵。豆豆是条小土狗，郑成波前段时间没和家人商量，花了80块钱把它带回家。

　　郑远涛的母亲吴幼坚站在另外一个房间的床前，用数码相机给房间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床占去了绝大部分空间。她多数时间住在离家不远的工作室。卧室的各面墙上都挂着照片，大多数是她的个人照，其中一张是裸照，照片中，一袭红色轻纱绕过脖颈，从胸前垂至脚踝。

　　“咚咚——”敲门声响了，“叔叔——”几个小女孩站在门前喊。

　　吴幼坚打开门，郑成波把豆豆从房间里缓缓抱出来，递到小女孩手上。他轻轻捏了捏一个小女孩的脸蛋，说：“你最调皮了。”小女孩高兴地抱着豆豆坐到门外小区的椅子上。阳光下，豆豆温驯地让她们抚摸。自从豆豆来到这里，小区的孩子经常来和它玩耍。星期六，小区里到处都是孩子，以及陪在他们身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中午，吃完午饭，吴幼坚回到她的工作室，冲一杯加奶的咖啡，打开电脑。

　　她电脑里不乏电子邮件，其中包括采访邀请函，最近的一封来自某省级电视台，请她录制2008年元旦特别节目，希望她以同性恋者母亲的身份出现在镜头前。

　　八年前

　　郑远涛已记不清向母亲吴幼坚“出柜”(公开同性恋身份)的确切日期。模糊的记忆现场大概是1999年4月的一个夜晚，红棉花已经开了。

　　那天夜晚，吴幼坚给儿子说了说自己的一些感情经历。“其实没有准备好就在当天跟妈妈说，只是和妈妈聊得比较投入，就借着这个机会跟她说了。我了解家人，不会因为说了这些而被逐出家门啊什么的。”郑远涛回忆。

　　吴幼坚坚持说，她当时听了儿子这些话之后“并没有感到什么惊讶”。“我说，是不是现在你还没有遇到优秀的女孩子值得你爱，如果你将来遇到一个优秀的女孩子呢？你还没上大学，大学里可能有呢？或者再晚一点，工作的时候就遇到了呢？儿子说，我不可能因为对方优秀就爱上她的。他打比方说，妈妈你有很多女朋友，你会不会因为她们优秀你就爱上她们呢？他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了。”

　　吴幼坚关心儿子，问，喜欢男人的男人不是很多吧，又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好不好找呢？

　　高三学生郑远涛觉得，自己还小，不着急。“儿子对我说，异性恋就很容易找吗，有的人找了一辈子也都没找到合适的人。”

　　过了几天，吴幼坚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丈夫郑成波。“我一点都不害怕，如果我害怕的话，当天晚上就告诉我先生了。”

　　这是这个家庭的习惯，母亲是儿子与父亲之间沟通的桥梁，父子之间的话由母亲传达。

　　“他总是跟他妈妈说的，男人之间，这样的事情不好说。”郑成波这样说。

　　郑成波听到这些，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但也没有觉得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情。

　　“男的喜欢男的，历史上也有。为什么喜欢？说不清楚。即使是异性之间，一个人为什么喜欢另一个人，也很难说得清楚。我有个女亲戚，身材好又有文化，但她的老公却跟保姆好了，这怎么说？男人喜欢男人也一样，很多事情是别人没办法理解的。像张国荣那样，人又帅又有钱，男的女的都喜欢，挺好的啊。”这是郑成波在八年后说的话。

　　八年前，听妻子转述了儿子的话之后，郑成波说，他现在还小，没有定型，长大以后会转变的。

　　“现在媒体都问我当时有没有压力啊，其实这些都是媒体设想的压力，我当时都还没见到什么具体的压力，如果说他当时马上要就业了，遇到因为是同性恋而不好找工作什么的，我可能会考虑一下，但没有什么具体的压力摆在面前啊。”吴幼坚有些激动地说。

　　“我最烦别人非要把什么痛苦啊、挣扎啊、反思啊强加在我身上，真是受不了。有家媒体在给我的电子邮件里说，同性恋对于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什么叫不言而喻？我看到这些就烦，好像把结果就给你定死了，好像你们这些父母一定会怎么怎么样。一个网友在网上对我说，你的儿子是同性恋，是不幸的，你作为同性恋的母亲，你也是不幸的，你应该告诉其他母亲，以你的经验，如何防止同性恋的产生……凭什么说我不幸，凭什么说同性恋就是没教育好产生的？真是气人。”吴幼坚越说越激动。

　　郑成波考虑过，会不会存在对儿子后天影响的问题。他思考的结果是——没有。儿子小时候，既没有被当成女儿来装扮，也没有发现他遇到过什么不良的引导……

　　郑成波甚至想到自己。“我小学的时候也很崇拜一个男同学，足球踢得真棒，人又很好，我都把他写到自己作文里了，但这是对一个男人的爱慕吗？小学生哪懂得什么爱啊，还有，我喜欢女同学啊。”

　　不管自己怎么考虑，眼前的事实是，儿子是喜欢男人的。

　　“柜”里来的人

　　郑远涛房间的书架上满是书和碟，中外文皆有。他在大学里学的是英文专业。“从小对文学艺术比较感兴趣，还经常跟外公谈谈历史。”

　　桌上一盘林忆莲的CD比较显眼。“这次从北京回到广州，到香港看了林忆莲的演唱会，才唱了两小时，有些短。”他会听周璇、李香兰，这些年代久远的女歌星。黄耀明，他是喜欢的，一个同性恋歌手。

　　郑远涛在明白自己的性取向之前，已经了解同性恋是怎么回事了。他没有许多同性恋者曾有过的感觉——全世界就我一个人和别人不一样。

　　“小学的时候，喜欢电影，在广州能看到香港的电影杂志，杂志上会说到香港的同志电影节，这也是了解同性恋的途径，知道了很多关于同性恋的信息。”

　　郑远涛说话柔和，声音有磁性，彬彬有礼。“小时候没变声音之前，我说话听起来有些像女孩子。”

　　很多男孩子小时候喜欢玩枪玩炮，“但我不喜欢，我喜欢毛绒玩具和洋娃娃。”

　　郑远涛读小学的时候，对自己的性取向朦朦胧胧，进入初中之后，越来越明白。“上体育课的时候，男生湿透的衣服，突出来的胸部轮廓，会吸引我，有时候还开玩笑地用支笔把他们的衣服撩开。”郑远涛笑。

　　悄然而至的青春期，当许多男生在梦中与异性云雨一番而遗精的时候，“我的梦中出现的是男生。”郑远涛说。

　　郑远涛高中的时候，有位女生与他很要好，经常在一起。“两人的学习成绩都很好，不是他第一名，就是她第一名，不相上下。我和先生注意到他们俩关系密切，心里觉得挺好的。”

　　“其实那个女同学有男朋友，我只是和她有共同的兴趣，聊得来。”郑远涛说。

　　吴幼坚和郑成波以为，儿子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处在恋爱之中。实际的情况是，早在父母之前，郑远涛已告诉这位女孩子，自己是同性恋。“我对她的喜欢是友情，不是爱情。我有很多要好的女同学，都是这样的。”

　　高一的时候，一位身材高大的男生成为了郑远涛的同桌。“喜欢他的性格，放得开，勇于承担，不会有什么畏惧，爽朗，和我很不一样。”

　　远涛陷入了对这位男生的迷恋。“当时并不是想追求他，只是想表达我喜欢他，因为我知道他完全是异性恋。”

　　他决定向这位男生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意。于是，他给他写了一封信。

　　写信的结果是，“他还是比较害怕”。这位男生告诉郑远涛，他将信撕掉了。“他并不是忿恨，而是怕别人看到，特别是怕被他爸妈看到，对我不利，他愿意为我保留这个秘密。”

　　后来分班，一个理科，一个文科。

　　“当时他避开我，难过是有的，但也比较理解，自己会有些孤独感，也会和女性朋友说自己的心情，但高中比较忙，也没去想太多。”

　　这个男生开始拉开与郑远涛的生活距离。后来，两人各自上了不同的大学，渐渐没了联系。

　　郑远涛在广州外语外贸大学英文专业就读的时候，以自己的经历为原型，写了一篇英文小说《The Last Night》(《最后一夜》)。这篇小说打动了教他们作文的英文老师，老师让他在全班面前宣读。“读的时候，紧张，声音都是抖的，好在还是读完了。”当时，他还没有对大学同学“出柜”。小说读完，“有些敏感的同学猜到了。”

　　男朋友们

　　进入大学的郑远涛，通过网络认识了很多“同志”。读大二那年，他与从事美术设计的“扬”相爱了。

　　吴幼坚和郑成波不久就知道儿子有了男朋友。吴幼坚生日那天，“扬”买花前来祝贺，算是与家长见面。

　　“他的男朋友来到家里，就当是朋友，热情招待聊天，不谈这些事情(同性恋)，谈普通的家长里短，这样也不尴尬。”郑成波说。

　　在了解了“扬”的一些情况后，吴幼坚觉得他俩在一起很合适，“我挺喜欢这样的孩子。”

　　事情并没有在吴幼坚想象的轨道上前行，“扬”在跟郑远涛相恋不久后，又交了一个女朋友。“扬”自己说他对女与男的兴趣是三七开，他是个双性恋。“扬”来自一个军人家庭，他的父母不会接受他的同性之爱，他说他会选择与女性结婚。

　　“他甚至说他可以背着女朋友和我保持关系，这把我当成什么了。”郑远涛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决定结束自己的初恋。

　　这段感情对郑远涛打击很大，他说，在与“扬”分手的那个暑假里，为排遣郁闷，他走马灯似的跟多个男性来往，其中不乏一夜情。

　　不过，这样的日子止于那个暑假。

　　“单纯的性满足重复下去没多大意思，缺少回味和温暖。”郑远涛认为同志本身需要自尊与自爱。

　　过了两年，郑远涛已经工作。他有了新的男朋友，他与在广州一所高校当外教的新西兰青年“森”相爱了。“森”，比他大15岁。

　　“他既然喜欢这个人，也不好反对，主要还是尊重他的意见。”郑成波说，“如果年龄相当自然好了，不相当也不反对，他成年了，这是他的自由。”

　　“森”的母亲从新西兰来中国时，与郑家三口见了面。广州流花湖公园，两家人同游，这在同性恋者世界里是难得一见的景象。以往学过些法语英语的郑成波能与“森”的母亲简单交谈。新西兰老太太兜里放着几张便条，是刚学会的中文会话，不时拿出来说上几句。

　　两家人挺投缘，都对儿子的男朋友感到满意，这情状，透着些要“谈婚论嫁”的意思。

　　“看到他俩牵着手的样子，好像自己多了个儿子。”吴幼坚形容当时的感觉。

　　然而，郑远涛后来还是和“森”分手了，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两人并不是那么合适。

　　2005年，从广州去北京工作的郑远涛认识了“小周”，开始了他们延续至今的恋情。

　　每当“小周”在山西的父母要到北京看望儿子前，“小周”和郑远涛都会将房屋重新收拾一遍。最关键的是如何将床整理得像是两个人睡在各自的被窝里。这些“预防”工作做得不错，在小周的父母看来，郑远涛只是和儿子同租一屋的室友。

　　倘若是郑远涛的父母来北京的话，上述情形并不会出现。2007年春节，“小周”南下广州，见了郑远涛父母，在家里住了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