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生7年在7500亩荒地植树20万棵

　　中国式拓荒

　　7500亩沙荒地能生产出什么？经过7年的努力，它可以养育400多头奶牛，20万棵树，实现自身的生态循环和经济循环。但在制度的制约下，这种模式无法复制到更广袤的荒地上。这个农场的建设者，两个来自北京的大学毕业生，正在调整着他们的初衷和梦想。这就是中国式拓荒的故事？

　　★ 本刊记者/陈晓

　　第一次见到许文丽，是2007年11月底在北京一家酒店的大堂。她与两个朋友一起，与一个匈牙利客商洽谈项目。她梳着精神的短发，一身深紫色套装，面对一份英文的现金流量表和商业计划书，用英语与对方从容交流。

　　第二次见到许文丽，是一个月后在内蒙古通辽火车站。严寒中，她开着一辆风尘仆仆的切诺基，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和大皮靴，在车站接上我，便直奔农机公司，给农场拖拉机买配件，给农场变压器买专用油。

　　“北”大荒上的“理想国”

　　从内蒙古通辽市出发，向北沿304国道行进约90公里，就是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希伯花镇。

　　公路两边望不到边的土地，冬天枝叶落尽。随着生态的退化，内蒙古草原出现大量荒原，当地人称之为“坨地”。仅在科尔沁左翼中旗，约1/3的地只生产沙砾和杂草。

　　“你当年怎么会到这里来？”我问道。

　　“2000年，通辽市招商局带我们来这里考察投资。从日照、积温、降水量和土壤地貌等来看，这里的土地，远远没有转化成生产力。

　　我妈听说我要来内蒙古开农场，急得一晚上嘴边起了一圈水泡。第二天跟我来看这片地，说，土地是带不走的，如果你要在这里经营，就必须留下来。等这块地有价值了，你也老了。

　　我原来想，这就是我后半生的事业。当年沙荒地承租金，每亩每年只有5～20元。我的计划是第一年先承包3000亩荒地，造林10万棵。每年扩建3000亩，10年可建成一个3万亩的农场，拥有100万棵杨树。

　　为了防风固沙，林带是按网格状规划的。网格间的空地，可种植多年生牧草，通过划区轮牧的方式养牛。我算过，3万亩的林地逐年进入采伐期，每年10万棵杨树，可以支持一个中型的木材加工厂。林间草场，可以存栏2000头大牛。”

　　许文丽一边开车，一边激动地回想自己当年的梦想。

　　“7年来，你们一共开发了多少荒地？”我问道。

　　“只有7500亩。我用了原计划70%的时间，只完成原计划25%的任务。照现在的情形，我们暂停了所有的扩张计划。”许文丽明确地回答着。

　　2001年前后，共有7家企业来这些荒地投资。如今只有满根农场存活下来，维持运转。

　　冬天的农场

　　离开304国道，驶上青灰色乡村公路。半小时后转入坑坑洼洼、没有方向的辽阔荒原。一群红白花或黑白花的牛，在树林里寻找从积雪中露出梢头的枯黄牧草。

　　许文丽说，农场要到了。

　　机器的轰鸣声渐渐从远处传来。这是农场正在铡秸秆，为牛群过冬做食物储备。

　　冬天的原野阴郁萧瑟，灰蒙蒙的。机器声越来越近，色彩也生动起来。路边铺着大片澄黄，那是牛群过冬的食物——25万捆秸秆。黄色尽头，是一栋亮眼的房子，红色彩钢瓦屋顶，淡黄色墙。屋檐下一口接收卫星电视的大锅。

　　这就是满根农场的场部。红色砖墙围起一个约2000平方米的院落，大门是雕花的铁艺栏杆，进门处对称立了一排铁杆。一到夏天，铁杆上缠绕青翠的植物，搭成绿色的拱棚。

　　西边，是占地50多亩的养牛场，有9排50米长的标准化牛舍和3个敞开式大牛圈。北边，是一排高大的库房和一个100多平米的饲料加工车间，库房里有两台大型拖拉机。车间和库房后面，是两个40多米长、8米宽、2.5米深的青贮壕。另外还有10个30立方米的青贮窖，里面都已储满加工好的青贮饲料。

　　东边是新盖好的一排房子，大约有400多平米，包括职工宿舍、餐厅和两个机加工车间。从大门向南望去，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层层叠叠的树林。

　　农场家庭只有两口人，38岁的许文丽和她的丈夫朱东。许文丽短发，个子不高，但性格坚强。她负责农场的日常管理和对外联络。朱东总是戴一顶棕黑色的毛皮帽，穿深蓝色棉夹克。他是农场的兽医、电工和机械师，负责一切技术活。

　　他们都是中国人民大学1988级学生。许文丽学工业经济。朱东是国际金融专业，毕业后曾在一家国有大型航运公司从事金融工作。

　　来通辽前，他们都只在画片上看过牛。现在，他们已成为种树和养牛的行家，衣服下摆和皮靴上，沾满农场必不可少的碎屑：黄色是秸秆碎末，棕色是牛粪渣或泥浆，白色是给小牛喂奶沾上的奶星。

　　气象台刚发布大风寒潮警报：三天后夜间温度将降到零下20度。农场有很多事情得准备：野外的牛群要赶回场部，牛群按怀孕、即将临产、哺乳期的母子、断奶的大牛犊、身体强弱等分成五群，分别关进牛舍，用青贮玉米、粉碎的秸秆和精饲料混合饲喂，直到明年春天冰消雪融，牧草返青。

　　“北京小姐”

　　背着许文丽，工人们都叫她“北京小姐”。

　　这是7年前当地人对她的称呼。7年之后，“北京小姐”成了许经理，当地人成了满根农场的工人。

　　他们悄悄观察着“北京小姐”的生活：刚来时可年轻了，像个大学生。现在长胖了，得有106斤。屋里铺木地板，还有一架钢琴。开一辆1997年买的北京吉普，雨刷不好用，右边车门必须掌握一种精确的平衡技巧才能打开，后车门得从车里打开。

　　“北京小姐”，还有很多当地人看不到也无法理解的生活。

　　她从小生活在中国科学院。父亲是联想集团成立初期香港研究发展部的总工程师。许文丽从父亲身上看到上一代知识分子改革创业的艰苦。“那时我爸已经50多岁，带着几个年轻人去香港建立联想的研发部门，租很便宜的集体宿舍，每天挤地铁上班，下班回家自己做饭。”

　　“我大学时常去国企参观实习。我觉得国企肯定搞不好。我去过一家国有钢厂，在车间里转一圈，觉得捡破烂都能成百万富翁。”

　　“1992年毕业分去首钢，我没去。我想过自由而自主的生活。我和丈夫有个约定，以毕业5年的1997年为界。如果我用创办私营企业赚的钱先买房子和汽车，他就辞职加盟。如果单位先给他分房子和汽车，他就在单位干下去。”

　　1994年，许文丽在北京成立一间礼品公司，五年时间内赚得千万。1997年，朱东从国企辞职，加入许文丽的公司。

　　准备晚饭时，许文丽说起自己喜欢的俄罗斯文学。“看了《复活》，很感动，觉得那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主人公在救赎女囚犯的同时，自己的生命也得到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