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凶手

　　本刊记者/孙欣

　　高连友、刘瑞莲和付艳玲的律师们不约而同做的都是罪轻辩护。付艳玲的辩护律师乐彤说，毕竟杀人了，不可能没事，付艳玲肯定没希望回家。

　　该案检察官说，尽管他本人也同情3名被告人的遭遇，尽管高昌林有劣迹，可是他不应该为了这些劣迹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任何人都没有理由也无权剥夺他人最宝贵的生命。因此，3名被告人应当担负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

　　审理结束后，辩护律师王建京摇头叹息，他说：“被告人也是被逼无奈。高昌林大错不犯，小错不断，不够法律惩治的程度。可是这些小错严重影响了被告人一家的正常生活。这种无奈谁来解决？”他认为，这是多重原因导致的悲剧。

　　而这样的悲剧绝不仅仅是这一起。

　　1月12日，50岁的李培荣被云南个旧警方逮捕。2007年12月28日凌晨，李培荣亲手将自己的儿子杀死。李培荣的邻居张大妈说，李培荣将儿子阿明杀死，是被逼无奈的。村民回忆，李培荣多次向儿子下跪求饶，让其改邪归正，可儿子并不为所动，反而用棍棒殴打父母。

　　1月15日，打死儿子的母亲文远兰因故意杀人罪被重庆万州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原因是，她的儿子林清云在当地的口碑极差。“脾气极度暴躁，经常打骂村民不说，还打骂家人。”

　　近几年，杀死逆子的新闻不时入耳。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庭法官唐仑说，目前他们法院类似的案子还有几件，他自己在2006年11月就审理过这样的案件。邓寿田夫妇在25年前抱养了一个儿子。老两口很溺爱孩子，可养子长大后却经常对老两口出言不逊，整天游手好闲在外面喝酒打架，并且频频伸手向父母要钱，不给就又打又骂。因不堪儿子对家庭的烦扰，邓寿田最终和老伴向法院起诉，北京通州法院判决解除他们夫妻和邓子军间的养父子、养母子关系，要求邓子军在3个月内搬离邓家。老人的这一举动，激怒了邓子军，邓威胁他们说，“让我走的时候，就是你们的末日！”就在3个月期限的最后一天，看着赖着不走的养子，无法忍受的邓寿田趁养子熟睡之际，拿着铁锤猛击其头部，将其砸死。作案后，邓寿田于当日向公安机关投案。一个月后，邓寿田的老伴在悲痛中去世了。

　　至今唐法官还记得59岁的邓寿田在法庭上痛哭流涕的样子。老人哭诉自己家破人亡，这一辈子白活了。他后悔自己没有教育好养子。

　　那天旁听席上，坐满了邓寿田的乡邻。案发后，200多名村民联名上书，证明邓寿田的养子不孝，希望法院能从轻发落邓寿田。考虑到此案的特殊性，唐法官特意上网搜寻相关案例，他发现尽管对此类案件法庭都在法定范围内尽量从轻处理，可是量刑幅度很大，有无期，也有缓刑。最终，邓寿田被判有期徒刑11年。“很同情，可是人命关天呀”，唐法官感叹。他说依法定罪，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但是在量刑上我们会适当考虑，总体上做到罪刑均衡。既要保持法律的威严性，也要考虑普通民众，包括犯罪人和受害人的公平感。因此，从广义的角度讲，有网开一面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开也是严格依据法律的”。

　　唐法官总结，“大多数亲情犯罪人缺乏良好的教育，学历较低”，“无论是老子杀儿子，所谓的大义灭亲，还是儿子杀老子，所谓的大逆不道，都可能是不当教育方式所引发的恶果”。

　　这件案子之后，唐法官说自己更注意跟孩子的交流了。孩子上初二， 正是青春叛逆期，“我教育孩子也不是很顺畅，所以更要多沟通”。他说，其实每个家庭都可能有矛盾，所以在面对这样的案件时法院很慎重，重情，更重法，因为过于轻判“会起到反面的示范作用，不利于社会安定”。

　　社会学家夏学銮认为，这些悲剧的发生有自身的原因，更是社会的原因。

　　他责怪这些父母“没有从自身找原因，完全把责任推给孩子，其实逆子的形成很多都是教育不当造成的，恶劣的性格是从童年形成的。结果父母却把孩子当成私有财产，一杀了之。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否考虑过自己为逆子的形成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他担心目前社会转型期精神缺失问题会让这种悲剧一再重演。他说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行为有向动物靠近的返祖趋势，社会属性在退化。这跟理想、信仰的缺失有关系，人们只看重物质，看重金钱，没有思想上的追求，没有道德礼仪的约束。他希望，这样的悲剧能随着文化建设的全面好转而消失。

　　唐法官则更希望通过立法改善这种局面，“我国迫切需要制定一部专门的《家庭暴力防治法》，使得犯罪防患于未然，这样能有效遏制亲情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