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为征地补偿分裂成两派彼此争斗

　　新暴风骤雨：28000元与一个村庄的人心变迁

    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张福安村曾经顽强地葆有人情冷暖的道德伦理，可是如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艰难生活使得村民们变得冷酷了，而 “征地——补偿”的巨大诱惑又催化了贪婪。村庄的伦理基石已经破碎，村民们分裂成两派，彼此斗争不止。

　　张福安村属沈阳市铁西新区高花镇辖下，它离沈阳市区是如此之远，从最挨边儿的铁西区乘车过来也要一个小时左右。心理上的距离更远，以致村民们拦住过路的乡村巴士准备进城时，言谈间就好像是要远赴异乡。一个问：“上哪去？”另一个就答：“上沈阳。”好像这个村儿就不是沈阳似的。说起来，即便是在最新版的沈阳市地图上，这个偏远的小村子也还没被容纳到整张大图里呢。

　　本村与沈阳市区之路途迢遥，就仿佛是同一个世界中的两极。沿着从这个村庄通往沈阳市区的公路，你可以同时看到中国经济的炎夏与寒冬。在市区，地方政府的公共建设欲望是炽热的，大量的金钱正在经由政府财政拨出；在村子里，农业则是清冷的，既缺少投资又缺少利润。

　　因此当沈阳市铁西新区政府下令征用本村的土地时，打从清朝顺治年间建村之时起就有的风俗规制，立刻岌岌可危。“天文数字”的征地补偿款，就像酒精之于印第安人，村民们对此并无免疫力。

　　大利“灭”亲

　　邻居不再走这条近道儿，也不再过来唠嗑，甚至会成为探头探脑的敌对势力。

　　“非农业户站到农业户里头，没话唠。”村民张万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如今亲不是亲，友不是友了。”张福安村有2664名农业户，238名非农业户，如今各自分裂成了两个冷战阵营——如果不算那些偶尔发生的真正动武的“热战”的话。冷战的起因，正是征地补偿款。

　　春节后不久，从村委会领到首笔征地补偿款之后——农业户28000元，非农业户10080元——刘怀斌家爆发一场争吵。在一次喝酒时，老大和老二觉得老幺分钱太少，想凑钱给他一些补偿。可是，两人的媳妇马上反对：“非农业户就不该分钱。”最后吵到了刘怀斌这里。老头儿说：“你们不要吵了，这钱我来给。”他不得不把老伴领到的10080元拿给了老幺才平息了纷争。

　　刘怀斌是村子里的退休教师，66岁，有3个儿子，老大和老二是农业户，老幺是非农业户。

　　他发觉，户籍差异演变成了生活里的隔阂。刘怀斌夫妇俩是非农业户，身为农业户的邻居以前经常爬过他家院子低矮的围墙，抄近道儿，见面有说有笑。现在，邻居不再走这条近道儿，也不再过来唠嗑，甚至会成为探头探脑的敌对势力。有时，刘怀斌的非农业户朋友来找他聊天，相邻的农业户们竟然都躲在一旁偷听。不久后，谈话内容就演变成流言蜚语，在村里飞快流传。

　　当记者准备去刘怀斌家并邀请路边一名农业户妇女同去时，她一撇嘴：“他是非农业户，不去！”

　　村民们用户籍差别来区分亲疏关系。在非农业户佟祥保的化肥商店里，聚拢了十多名非农业户，他们都跟农业户亲戚断绝了关系。每当讲起这些亲戚，他们大都粗着脖子，义愤填膺，几乎要大义灭亲了。

　　佟祥保的小舅子一家4口都是农业户。以前，小舅子是他家里的常客。“我是他的‘银行’，老来借钱。”佟祥保说。每年春节，小舅子总会拜访他，但今年却没有。在大年初三亲戚们聚在一起吃饭时，打从佟祥保一进门，小舅子就装作没看见，甚至对他姐姐都不理睬。不一会，小舅子起身离开了。

　　“现在跟陌生人一样，见面不说话，实在抹不过去了就点点头。”佟祥保说。

　　这一切，都起因于2006年夏天，从那时开始，征地的消息在村里流传。自土地改革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张福安村2902名村民再次面临命运的转折点。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次他们将失去土地，成为中国四五千万失地农民的一部分，卷入农村城市化的大潮。

　　对于何谓“失地农民”，村民们并无概念，更不准备做“钉子户”。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对征地的消息表示了欢迎甚至狂喜。

　　“土地对我们很重要，但卖地老百姓捞到实惠了。”村民郭鸿林说，他算了一笔账，村民以种植水稻为主，每亩纯收益每年只有六七百元，不少农民过的是“贷款——种地——卖粮——还贷”的循环生活。这次卖地，村民得到的信息是，最高能得15万至18万元，“我们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可是，这是以全村7296亩耕地为基数得出的补偿额，并不准确。铁西新区农业办公室主任张伟向本报记者介绍了此次征地的具体计划，“征地2278.49亩，用于建设一条开发大道和一个建材园。”铁西新区政府到位的总资金8540万元，迄今为止，还没有下一步征地方案。

　　“出于我们工作的实际需要，也是农民的要求。”张伟说，铁西新区政府同意全村停耕，进行整体开发。

　　区政府只征用一部分土地的计划没能让村民们满意。村委会几次开会，48名党员和60多名村民代表共同讨论后，达成了此次机会实属“百年不遇”的共识。他们代表全村，要求区政府征用全部耕地。

　　2006年底，村委会进行了全村公决，村民代表拿着纸，挨家挨户签名。“村民都很痛快就签了。”刘怀斌说。

　　过了元旦，次年初，村委会大喇叭广播了这个“好消息”，并公布了补偿方案：每亩征地补偿安置费为37500元，按全村人口平均分配。不论农业户和非农业户都能获得相同的补偿款。

　　“分配方案由村委会决定，政府来把握。一般是征谁地给谁钱。但农村现在的情况是，补偿一个人，别人也来要钱，不给的话就上访。”张伟的说法是，“为了稳定，为了和谐，就出现了人均分钱。”

　　当时，“人均分钱”没有引起农业户们的反对。从1958年中国户籍制度建立以来，农业户与非农业户就被分成两个享受不同福利标准的阶层，不过在农村，差别并不明显。农业户自己生产口粮，非农业户由国家分配，两者亦无直接利益冲突。就算是在2003年，张福安村开始第二轮土地延包时，村委会决定非农业户跟农业户一样，人均1.7亩地，农业户也没有反对。

　　“村里的土地都在撂荒，谁愿意种就给谁。村委会决定后，乡也懒得管。”刘怀斌回忆说。

　　可是，亦如刘怀斌所说，村民们之间的关系很快就“变成了从你手里抢钱的赤裸裸的关系”。

　　张福安村的第一支上访队伍，偷偷摸摸地，很快就出发了。

　　U形大回转

　　“按下葫芦起来瓢，按下瓢起来葫芦。”

　　停耕消息公布后，村民开始忙乎起来。2007年春耕之际，其他村开始育稻苗，张福安村民却开始大张旗鼓变卖车马绳套等农用工具。刘怀斌家有一辆农用拖拉机，还有修大棚用的塑料布、育苗木排，一口气全部卖掉，得了一千多元。“给钱就卖，都是废铁的价钱。”他笑了。

　　电井、电线杆，全部被拆除，运水通道也堵上了。村中所有农田如今荒芜一片，耕地中长满了膝盖高的野草。

　　同时，农民们也机关算尽地装饰这些土地。他们在地里抢盖大棚，栽种果树、药材，迅速翻修自家院子的围墙。这是从已征地的农村传来的经验：地上附着物、农作物能博得额外补偿。“这不荒唐吗？”刘怀斌说。不过他也在自家院子里盖了一个大棚，在后院里栽满了药材。

　　可是恰如村民事后所说，“再精还能精过当官的？”高花镇政府早已领命做了准备，早在宣布征地不久，就派人下来登记各户情况。村会计领着两个人到各家录像——以后出现的物件一概不算。

　　刘怀斌也忙于影像记录。他拿着相机，像那些到外白渡桥上照最后一张相的上海人一样，想在这个万物飞逝的国度中记住过去。他和老伴在村里拍照：村委会大楼、寺庙、桥。“村子要没了，我不得留个纪念嘛。”

　　已经迁出了村子的一些非农业户则想方设法迁回村里。有种招数是到派出所“挂失”户口簿，只要花9元就可办个新证，户口簿上身份变成了“居民”，据说这样就能享受农民待遇。按照“人均分钱”的方案，这些“非转农”的回流人口必然会分割村中农民的经济利益。

　　由此，有人偷偷上访。铁西新区政府下派了工作组调查，查出了4户16人不合规定的户口。

　　真正的烽烟四起，还要延至2007年7月。当时村委会瘫痪，农业户“恍然大悟”，才爆发了一场土地利益的争夺。

　　去年6月，新区政府下派由7个部门组成的稳定工作组进驻张福安村，牵头协调工作的几乎都是部门一把手。除了涉及征地补偿工作的工作组之外，还有违法违纪案件调查组、村级财务审计组。

　　由60人组成的工作组进行了两个月调查，对11年来的村级账务、8大土地问题进行调查，审计资金达6369万元。张伟介绍说，目前调查工作告一段落，共查出48项问题，违规资金189万，已追缴了33万多元，正在处理的违纪干部有10名左右。

　　工作组进驻不久，村支书赵国强和村委会主任徐洪利便辞职了，其他工作人员也纷纷回避。

　　多名村民讲了相同的笑话，赵国强辞职后，雇人在自家地里种果树。“咱也不当官了，也是农民了，不能少得啊。”一名村民笑道。

　　在非农业户眼里，赵国强是“能镇得住场的官儿”。在他离开之后，农业户开始活跃起来，纷纷上访，“非农业户不能分钱”被列入主要申诉要求。一名参与上访的农业户已说不清上访次数了。

　　不过，这种办法奏效了。2007年8月一个星期天，铁西新区农业发展局官员到村小学宣传土地政策，包括其他已开发的乡镇土地补偿办法、张福安村的分配草案。会议持续了4个多小时。最后，政府来了个U形大回转，宣布了另一种分配方案：非农业户不能参与分钱。.

　　上百名农业户和非农业户挤在一起听政策。一讲完，农业户都鼓掌，非农业户则在一旁沉默不语。稍后，一名非农业户站起来质问：“这是哪个法律规定的？拿出来。”不过没有得到答复。

　　不久，村委会贴出了名单，详细罗列了农业户、非农业户、学生和亡者，要求村民“互相监督”。

　　这下子，农业户消停了，可非农业户的上访队伍又出发了。“按下葫芦起来瓢，按下瓢起来葫芦。”张伟说。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