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火葬之禁

　　文/郭建(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水浒传》、《金瓶梅》里的火葬

　　很多读者都会记得《水浒传》里武大郎含冤而亡后，西门庆用了10两银子去买通“团头”何九叔，要他敛尸的时候 “照顾则个”。三天后出殡，就把武大郎的尸首抬到城外的“化人场”。何九叔良心过不去，设计“来到城外化人场上，便叫 举火烧化。只见何九叔手里提着一陌纸钱，来到场里，王婆和那妇人接见道：“九叔，且喜得贵体没事了。”何九叔道：“小 人前日买了大郎一扇笼子母炊饼，不曾还得钱，特地把这陌纸来烧与大郎。”王婆道：“九叔如此志诚！”何九叔把纸钱烧了 ，就撺掇烧化棺材。王婆和那妇人谢道：“难得何九叔撺掇，回家一发相谢。”何九叔支开了潘金莲和王婆，把武大郎遗体火 化后，“拣两块骨头，拿去骨池内只一浸，看那骨头酥黑”。何九叔偷偷收藏了，众人将火堆熄灭，收拾骨殖，倾倒在骨池里 ，各自分散。何九叔将骨头归到家中，把幅纸都写了年月日期，送丧的人名字，和这银子一处包了，做一个布袋儿盛着，放在 房里。

　　同样的情节在《金瓶梅》里就简单得多，只是说何九叔和伙计们七手八脚把武大的尸首葫芦提殓了，装入棺材内，两 下用长命钉钉了。王婆拿出一吊钱来与何九叔，打发众伙计去了。何九叔就问：“几时出去？”王婆道：“大娘子说只三日便 出殡，城外烧化。”果然三日后来到城外“化人场”上，便教举火烧化棺材。不一时烧得干干净净，把骨殖撒在池子里。

　　《金瓶梅》第二十六回“来旺儿递解徐州宋蕙莲含羞自缢”里讲到来旺媳妇宋蕙莲上吊自杀后，西门庆派人报告县主 李知县，只说宋蕙莲因管银器家伙，失落一件银锺，“恐家主查问见责，自缢身死”。又送了知县三十两银子。知县胡乱差了 一员司吏带领几个仵作来检验尸体，定为自杀，也不追问原因，就算是过去了。西门庆买了一具棺材，给了“火家”五钱银子 ，把棺材抬到城外空地，多架些柴薪，正准备发火烧毁，不想宋蕙莲的父亲、卖棺材的宋仁听说了这事，赶来阻拦，叫起屈来 。说他女儿死得不明白，是西门庆“倚势强奸”，那众“火家”都慌乱走开了，不敢烧火。西门庆立即报告了李知县，那李知 县和他久有串通，随即差了两个公人，一条索子把宋仁拿到县里，反问他“打纲诈财，倚尸图赖”。当厅一夹二十大板，打得 宋仁鲜血顺腿淋漓，只得写了一纸供状，不再到西门庆家来缠扰。李知县还责令地方火甲，监察西门庆家人，马上把尸体烧化 。

　　“入土为安”的传统

　　从这两部小说的描写来看，当时的社会和现在一样，火葬相当普遍。“团头”何九叔就是殡葬行专业户，从殡殓到火 化，一条龙服务。而另外还有专门帮人火化的“火家”。

　　可是，实际上这些行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却是违背传统的伦理道德的。

　　从传统文化来说，中国西周到两汉的文化一直有保全尸体“入土为安”的观念。要求子孙完善殡殓死者尸体，安葬入 土。尸体如果被火烧到，也算是一件让孝子遗恨的事情。比如这样一件故事：

　　会稽诸暨人贾恩，刘宋元嘉三年(426)母亲故世，还没有安葬，忽然邻居家着火，延及贾家，贾恩和妻子桓氏怕 把母尸烧化，一边哭泣，一边抢救，邻人也赶来帮助，终于使摆放母亲的尸体棺椁完整保存，但是贾恩夫妇却烧死了。地方官 把这件事报告中央，皇帝下令将贾恩的乡里改名孝义里，免除他家三代的赋税，追赠贾恩天水郡显亲县左尉，以示表彰(《宋 书·贾恩传》)。

　　相反，在很多情况下，火烧敌人的尸体，算是一件最刻毒的事情。儒家的经典《周礼·秋官·掌戮》里说，西周的法 律规定，凡是杀害自己父亲的罪犯都要处死并焚尸。最著名的比如《左传》记载，公元前470年，卫国的大夫褚师定子等驱 逐了国君卫出公。第二年一些诸侯国的联军打进卫国，卫出公将已经病死褚师定子的坟墓刨开，把棺材拖出来烧掉。虽然出了 一口恶气，可是国内的贵族都不愿意迎接他重新登上国君的宝座，而是赶紧立了一位新的国君。卫出公被迫流亡越国，最后客 死他乡。显然这样对付政敌、侮辱政敌的尸体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突破了贵族行为的底线的。

　　到了秦汉时，风气仍然如此。比如，西汉初年陆贾出使割据现在广东地区的尉佗政权，辩明汉朝发掘并焚烧尉佗先人 坟墓的谣言，使尉佗决心归顺汉朝。后来双方立约，赌咒发誓绝不食言，要是有反悔的，就任凭发掘焚烧先人坟墓。

　　法律对于火葬的禁止

　　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古代法典《唐律疏议》，对于焚烧尸体行为明文予以禁止。专门规定凡是残害尸体的，包括焚烧 、肢解之类的行为、以及将尸体抛弃于水中的行为，都按照“斗杀”罪减一等处罚——就是要比斩刑减一等，判处流放三千里 。不过这部法典也给这个严厉的法律开了一个不小的后门：这一处罚主要针对的是恶意的毁坏行为，如果死者生前是有遗嘱要 求火葬、水葬的，或者是因路途遥远而打算火葬后将骨灰带回家乡的，都可以不作为焚烧尸体的罪行处罚。如果是子孙将自己 的祖父母、父母已埋葬的尸体烧毁的，就要判处绞刑。

　　不过从这段法律的“后门”来看，火葬的风俗已经开始在民间出现了。这或许是和佛教的传入有关，将印度的火葬风 俗作为副产品输入了中国。印度人火葬后一般将骨灰撒入江河，尤其是作为“圣河”的恒河，认为是最好的安息之法。佛教从 东汉传入，经两晋南北朝时期到唐朝已经是相当兴盛，影响到民间丧葬风俗的转变。

　　火葬风俗外来说的另一种说法，是司马光在他的著作里提到的，说汉人火葬是学习羌族的葬法。

　　另外一个民间实行火葬的原因则要现实得多：那就是很多穷人“无立锥之地”，无法安葬亲属。“死无葬身之地”一 直是一个最恶毒的诅咒，可是由于土地兼并，很多穷人失去土地，只好转而接受火葬作为安慰。

　　因此，尽管法律有严厉的禁止条文，实际上民间火葬还是很普遍的。宋太祖赵匡胤登上皇位的第三年，就曾经特意发 布重申禁止火葬的法令，以后宋朝一些大臣又建议立法，各地政府划出“官地”，允许“贫无葬地者”在这些官地“义冢”安 葬。被后世骂为大奸臣的蔡京，曾经建议各地官府设立“漏泽园”，供穷人安葬。

　　潘金莲将武大火葬是犯了死罪

　　元朝入主中原，对于火葬的禁令有所放宽，尤其是当时活跃于各地的西北少数民族“色目”人，不少是实行火葬的。 元朝皇帝曾经应汉族大臣的请求下令禁止汉族人民火葬，但毕竟没有中原汉族皇朝法律对于这种罪行那般严厉的态度。

　　在《水浒传》、《金瓶梅》成书的明朝，法律对于烧毁尸体的行为仍然按照唐律的传统予以严厉禁止。规定烧毁他人 尸体的，要处以杖一百流三千里的刑罚。如果是烧毁尊长亲属的尸体的，要判处斩首。如果没有完全毁坏尸体的，各减一等处 罚，对于普通人的减为徒三年；对于尊长亲属的减为流三千里。如果是将已经殡葬的尸体烧毁的，就要比照盗墓开棺见尸的法 律，一律判处死刑。还特别规定，如果是子孙烧毁了祖父母、父母尸体，或者是奴婢、雇工人烧毁主人尸体的，都要判处斩首 。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法律取消了唐朝法律那个“后门”，没有强调处罚的是恶意行为，也没有特别规定按照遗嘱实行 火葬的可以免罪。这样一来，这个法律规定就显得过于严厉，难以通融。后来法律又悄悄地修改，就是把这里的死罪都改成了 “监候”，也就是说按照法律判处死刑，但并不执行，监禁等候由朝廷最高级官员共同参与的“朝审”(到了清朝称为“秋审 ”)最终决定是否需要执行死刑。

　　另外一个漏洞是，像潘金莲这样烧毁丈夫的尸体应该如何处理？法律没有明文的规定。明朝时习惯的操作办法是，比 照烧毁尊长亲属尸体的罪名处刑，但需要报请皇帝批准。因此可以说潘金莲将武大火葬是犯了死罪的。清朝后来也沿袭了这个 做法，并作为法定解释，在法律里说明。

　　法律是法律，现实是现实

　　尽管历代法律都禁止火葬，可是我们在《水浒传》、《金瓶梅》等明清小说里却时常会发现当时民间火葬实际上是相 当普遍的，已经成为了专门的行当。有的明代小说里还有官府指令进行火葬的情节，比如冯梦龙的《古今小说》(《喻世明言 》)第三十八卷“任孝子烈性为神”，说任因为妻子与人通奸，一怒之下，杀了妻子与奸夫，以及岳父、岳母、岳父家的丫鬟 ，一共是五口人。官府按照法律“杀一家三口非死罪者”判决任为凌迟处死。另外将被害人全部“尸首烧化，财产入官”。

　　清朝入关，沿袭明朝的法律，自然法律也是禁止火葬的。但满族在关外期间，是允许火葬的。入关后在顺治五年(1 648年)四月，清朝曾公布“丧葬则例”，规定官民人等“有愿从旧制焚化者，听之”。这里的允许官民火葬，就是遵从满 族的旧俗。影响到民间，火葬习俗在很多地方相当流行。乾隆五十七年(1792)浙江绍兴知府李亨把该府历年禁止的事项 ，拣出10件“尤为风俗害者”，勒石严禁，其中有一条就是“焚烧尸棺”。显然绍兴也有火葬的风俗。嘉庆道光间，浙江嘉 兴府桐乡县也有火葬的现象，当地人郑敬怀看不惯，说这是“忍心火葬到骨肉“(《清诗铎》)。只是这些习俗遭到了士大夫 的严厉批评，直到晚清，还有很多汉族士大夫建议朝廷严格执行禁止火葬的法律，或者是编写《禁火葬录》之类的文章。

　　在中国古代，法律与社会实际情况往往有很大的差别。法律本身是儒家信徒的士大夫们制定的，是代表“精英文化” 的，而社会大众的生活主要依据的是社会经济能力的支撑，在无法实现精英文化要求的情况下，就会顶着法律生活。火葬习俗 就是这样形成的。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8年3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