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边缘的民工“第二代”

　　温州网讯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客观地说，民工“第二代”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很多人从没有正式干过农活，甚至一生下来就远离了故乡，随父母在打工的城市间辗转漂泊。虽然他们不是农民，但也算不上城市人。即使工作、生活在某个城市，由于居留方式具有不稳定性，在农村和城市都没有根，既游离于农村社会体系之外，也游离于城市社会体系之外。目前，国内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差不多有1亿。据统计，民工第二代子女占其中的5%到7%之间，这个数量相当大的人群面临的社会环境和引发的社会问题，正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推荐阅读

　　不愿吃苦耐劳与父辈隔阂大

　　“有的时候，恼怒起来我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顿。”只要提到自已的儿子，安徽籍在温州一家鞋厂担任车间主管的孙朝民总是习惯地摇摇头，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十几年前，孙朝民和妻子一道来温州，凭借个人的努力，他从工厂一个普通员工，一步一个脚印走上了企业的管理岗位。

　　生活稍稍有点安定后，孙朝民发现自已犯下了一个大的失误，那就是儿子小孙一直留在老家，作为父亲他每年只有回家一次，在儿子的身上，他没有尽一个做父亲的教育责任。

　　16岁那年，小孙初中毕业，因为成绩差中考无望，孙朝民就把他直接从老家接到了温州。

　　城市对一个乡村少年展示了它的诱惑。小孙很快在这里结识了一帮年龄相仿的农民工子弟，空闲时，那帮小青年常带着小孙去街头上网，不久小孙迷上了网络游戏，经常通宵上网，彻夜不归。

　　儿子身上发生了变化，孙朝民开始不以为然，他认为儿子还小，等他再长大点去工厂上班，就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去泡吧了。

　　小孙19岁那年，孙朝民通过关系，把他送到离家附近的一家企业里上班，但是小孙却怎么也呆不住，在工厂里只要有闲暇时间，他都会溜出去上网玩游戏，甚至有几次他还背着厂里，旷工跑到外面泡网吧。

　　因为不安心工作，小孙很快被工厂辞退回家，孙朝民又通过朋友，把儿子介绍到别的企业上班。但是令孙朝民失望的是，儿子对工作似乎提不起丁点的兴趣，一年来，他帮儿子找了许多工作，但是没有一个儿子是能干长久的。“那时他老是说，工厂那么点钱，他不想干！可他就那么点文化，除了卖力气，他又能干啥？只知道玩游戏，哪怕一两天不吃不喝，他也可以无所谓。”

　　孙朝民索性让儿子呆在家里，希望他能戒去网瘾。

　　但是，孙朝民没想到，不去上班的小孙有着更多的闲工夫，他常常变着花样向父母要钱，拿到钱后，就跑到网吧尽情逍遥一番。

　　儿子来温几年，孙朝民私下给他算了一笔帐，结果他自已也吓了一跳，儿子这些年上网居然挥霍了上万元钱。“这些钱要是放到我们老家，都够盖一座新房子了，我曾把儿子送回农村，但是他不习惯那里的生活，再说让他留在老家种地他又不想种，我现在真为他的前途担心。”孙朝民说。

　　一些社会学家指出，农民工“第二代”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不单是他们从没有正式干过农活，甚至一生下来就远离了故乡，随父母在打工的城市间辗转漂泊，但又算不上城市人。即使工作、生活在某个城市，由于居留方式具有不稳定性，在农村和城市都没有根，既游离于农村社会体系之外，也游离于城市社会体系之外，很容易边缘化为社会游民。

　　不能融入城市同龄人的圈子

　　和沉迷网络游戏的小孙不同的是，同样是农民工“第二代”的陆丽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嫁给城里人，留在温州这座城市。

　　陆丽琴今年26岁，她家在贵州一个偏僻的山村。17岁那年，陆丽琴就和父母姐姐一道来温打工，从此这一家人就没有回去。

　　在老家陆丽琴读过几年职高，这个家庭里她的文化算是最高了，这些年来，陆丽琴小学毕业的姐姐一直固守在服装厂上班，但口才不错的陆丽琴已多次跳槽。陆丽琴最初是和姐姐同一个服装厂，之后跳到一些公司做业务员，现在她是一家化妆品公司的销售主管。“月工资3000多元，但她老是买服装和化妆品，每月工资都不够花。”提到妹妹，陆丽琴的姐姐陆丽芬摇着头这样说。

　　从外表上看，陆丽琴的衣着打扮和城市里那些时髦女孩并无二致，但陆丽琴清楚自己和城里姑娘是有本质区别的，陆丽琴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嫁给城里人，留在温州这座城市。

　　“单位里有个大学生曾追求过我，但后来得知对方也是个外地人，这事就吹了。”

　　也有人给陆丽琴介绍过城里的对象，见面的时候，那人有40多岁，秃顶，离婚后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子，陆丽琴当场就扭头跑了。

　　“老家的姑娘像我这样的年龄，早就结婚生子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做这城里人的命。”临别时，陆丽琴不无忧伤地说。

　　对于陆丽琴想留在城里的心情，温州市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郭晗峰分析认为，农民工“第二代”与父辈不同的是，他们对城市生活较为向往，融入现代城市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但来自于各个方面的排斥与歧视，使其很难以市民身份融入城市，具有较为明显的“边缘心理”。

　　易成为犯罪的危险群体

　　温州大学法政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陈怡，近来都在忙于对城市里即将成年的农民工“第二代”进行调查。调查中，她发现农民工“第二代”由于教育的缺失，法纪观念淡薄，一旦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刺激和诱惑时，极易产生过激举动。

　　“有些只有十七八岁的年龄，因为手头没钱，就上街持刀抢劫，为抢几十元钱，案发后就被判了一年多徒刑。”陈怡不无痛心地说。

　　在陈怡印象中，有个农民工“第二代”才14岁，因为太小在工厂里找不到工作，受人引诱成为一名小偷，后来被送去帮教。归结农民工“第二代”违法犯罪行为，陈怡认为农民工“第二代”犯罪原因有三种：一是不懂法，二是贫困所致，三是外界引诱。

　　“他们跟父母的交流很有限。农民工‘第二代’群体多有‘留守子女’的经历，即使成年后外出和父母在同一城市打工，也多因父母自身素质所限或工作、住宿上的原因，相互间缺乏交流、沟通。这种教育、引导、管理上的缺少，使得农民工‘第二代’大多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一旦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刺激和诱惑时，极易产生疯狂的举动。”

　　鹿城公安分局绣山派出所民警季海忠曾接触过不少违法犯罪的农民工“第二代”，他认为农民工“第二代”具有较强的小群体意识。相同的境遇与类似的生活故事，使他们对自己身份的一致性产生了认同，也就很容易形成一种群体意识。这种群体意识形成一种向心力，使他们的交往、沟通更多地局限于同乡之间，从中寻找精神的归属、依托和认同感。

　　他们往往逃避城市生活方式、社会观念、人际关系等文化变迁给他们造成的心理冲突。从他们在城市间流动、务工的经历来看，他们大都是通过同乡介绍找到工作或相互认识，平时交往的圈子也多限于同龄的老乡之间。

　　“浓厚的‘乡党’意识和团伙意识，是农民工‘第二代’犯罪的重要诱因。从国内一些大城市看，农民工‘第二代’犯罪现象正处于上升趋势，这个问题在温州也多次出现过，农民工‘第二代’犯罪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季海忠说。

　　全社会努力消除边缘化

　　民工“第二代”的边缘化，说到底源于“权利贫困”。正是受教育权利的缺失，他们从小就未能受到良好的教育，甚至连义务教育都未能完成，以至于缺少就业的基本技能。由于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求职困难，使他们失去了平等就业的劳动和工作权利。即使就业了也没有平等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最低工资标准有时就是他们的最高标准。为了微薄的收入而牺牲了休息的权利、健康的权利和学习充电以利于持续发展的权利，与他们的父辈一样，未能享有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障、社会救助的若干公民权利。

　　由于他们无根，其中不少人不满18岁就走向了职场，也就失去了参与选举和社会管理的政治权利。

　　一些社会学家认为，民工“第二代”的“权利贫困”，一方面是由于城乡二元分割制度本身不公平造成的，制度设定了他们必然是“三等公民”。另一方面，则由于城市多年来对农民工存在偏见，在管理模式上习惯于“防范式”、“戒备式”，甚至一味排斥和歧视，使他们“很受伤”。而充分重视城市第二代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就远远不是改革一部户籍法能够解决的。甚至只有先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公平、发展、稳定等社会问题，才能水到渠成地出台一部统一的户籍法。

　　温州市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宋乐酥认为，第二代农民工已成为温州城市人口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仅应关注他们在城市化改革中的心理承受和宣泄方式，提供诉求渠道，更重要的是要从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完善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障机制。政府和社会都有责任、有义务关心和帮助第二代农民工努力实现梦想，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蓝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