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剧院设计师与巨蛋建筑背后故事

　　专访保罗·安德鲁：“中国有野心, 所以我们来了”

　　3 月9 日，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师保罗·安德鲁到达上海为自己的新书《记忆的群岛》作宣传。

　　这位因设计法国戴高乐飞机场出名的法国建筑师，在中国还建造了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和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在建造国家大剧院的过程中，他完成了两本小说，包括此次的新书。在接受采访时，他对中国当代公众建筑多由国外建筑大师来完成的现象作了评价，他说：“ 我认为有野心的是中国，中国有野心拥有一些伟大的建筑，所以我们来了。”

　　文/ 莫书莹 图/ 小武

　　少年时代的保罗·安德鲁有过这样的梦想：在河里抓一条大鱼，或给纸飞机装上发动机，看着它真正飞上蓝天??这些愿望多数没能实现。由于规划建造戴高乐飞机场，29 岁的安德鲁一举成名，从此走上了成为一名建筑大师的道路。这名法国波尔多人设计的那些充满未来感的超大型建筑遍布世界各地，其中包括：巴黎新凯旋门、法国戴高乐飞机场、日本大阪海事博物馆、阿联酋迪拜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中国国家大剧院。

　　现在，70 岁的安德鲁正试图以另一种身份出现在人们眼前。随着新书《记忆的群岛》的出版，他可以被看作是“建筑师安德鲁”，也可以是“作家安德鲁”。

　　3 月9 日，他在上海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自己从来不会去刻意设计人生的道路，对他来说生活的一切顺境、逆境、赞美、质疑都是转角处的“小惊喜”，专访保罗·安德鲁“中国有野心, 所以我们来了”3 月9 日，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师保罗·安德鲁到达上海为自己的新书《记忆的群岛》作宣传。这位因设计法国戴高乐飞机场出名的法国建筑师，在中国还建造了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和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在建造国家大剧院的过程中，他完成了两本小说，包括此次的新书。在接受采访时，他对中国当代公众建筑多由国外建筑大师来完成的现象作了评价，他说：“ 我认为有野心的是中国，中国有野心拥有一些伟大的建筑，所以我们来了。”他所需做的不过是以一颗“好奇心”面对一切。

　　孤独的建筑家

　　3 月9 日，上海书城一楼大厅的两侧各自安放了两块同等大小的广告牌，一块上写着“国家大剧院建筑师保罗·安德鲁新书《记忆的群岛》”的字样，另一块上则预告着一本卡通漫画的出版签售会。

　　等待卡通漫画签名的读者从大厅排至二楼电梯，书城还不得不出动保安维护秩序。安德鲁的见面会则安静地被安排在大厅一隅的“读者俱乐部”，主办方临时安放了几排座位，在场的多数为城中媒体。两个“索要签名专业户”占据了第一排中间最有利的位置，大声大气地讨论着这个外国老头到底有没有名气，后排有人小声地询问这个“建筑大师”是不是设计了“鸟巢”。

　　2 点35 分，安德鲁出现了。他穿着姜色布风衣，剪裁并不讲究的西装，有点皱了的条纹衬衫，胸前挂着一副眼镜，看上去风尘仆仆。像所有法国人一样，安德鲁说话时习惯挥舞双手来表达心情，用英语回答问题讲到激动之处嘴里总要蹦出几个法文单词。

　　安德鲁的中国朋友、《记忆的群岛》一书译者董强评论说，在中国完成了一个耗时8 年的工程后，安德鲁的中文程度依然只停留在“你好”、“谢谢”、“再见”的程度，“这虽然很可惜，但对安德鲁来说可能也是幸运的，语言的隔阂让他能心无旁骛地完成国家大剧院的工程。” 董强说。

　　“做国家大剧院这个工程的过程期间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外界的质疑，他几乎是被‘孤立’的，”

　　董强说，“那个时候质疑的声音远远高于支持的声音。”

　　2004 年5 月，国家大剧院工程紧张施工期间，戴高乐机场航站楼发生塌陷事故再次使安德鲁处于舆论的中心。

　　安德鲁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自己第一次听到关于戴高乐机场发生塌陷事故时的情形。“一个记者直接打电话给我，很严肃地质问我知不知道机场出事了，问我怎么看。”他说，流露出一点无奈的神情，“我大吃一惊，为了机场的事，也为了他的无礼。我问他，你知道你要找谁吗？记者说，我就找你。整个过程实在有点滑稽。”

　　在国内，这种情况也是一样。人们尚来不及搞清楚戴高乐机场坍塌事件的真正原因就开始担心起国家大剧院的工程是否会有问题。章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曾在安德鲁的巴黎办公室工作过一年，当时被称为是安德鲁唯一的中国学生。戴高乐机场出现事故后，有一段时间里章明几乎无法正常工作。“基本上的情况就是我24 个小时都在接手机，一遍又一遍被要求回答关于戴高乐机场和国家大剧院的问题。”章明无奈地说。

　　“当时戴高乐机场出了事故，不少媒体都把矛头对准了安德鲁其实是不公平的。稍微懂一点建筑的人都应该知道他的身份是建筑师，他所负责是设计规划，并不是保证施工质量。”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潘玉琨这样评论。他可能是当天为数不多专程前去参加安德鲁在书城活动的专业级“粉丝”。

　　安德鲁本人则早已对一切评论都非常看得开了：“我其实不太在意人们到底是怎么评论我的。”在同济大学，他再次主动地向学生们强调了这种心态，“有时候，你所需要做的是坚定自己的理念，你要时刻知道什么是你要去做的，否则你很快就会迷失”。

　　他终于笑了

　　3 月10 日，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闷热狭小的报告厅，当安德鲁被一大群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领导簇拥出现在会场中时，全场起立鼓掌。他终于露出了上海之行以来最为灿烂的笑容。这恰好与他面对媒体时的状态截然不同，曾经有记者私下抱怨说他“几乎不笑，严谨得像个德国人”。

　　在同济，安德鲁毫无保留地展现出了作为法国人奔放的一面：他给随行的女助理献花；慷慨激昂地讨论艺术将永不向政治妥协。在这里，他将给100 多名建筑专业的学生演讲。

　　媒体通常都会为这位建筑大师的寡言而头痛。媒体对他的评价不是“格外矜持”就是“傲慢无礼”。

　　“怎么会严肃，他很浪漫的！”章明显得很吃惊，“你们知道吗，每次在完成一个设计时他总会配上一首小诗来表达他设计的理念。”

　　“事实上，你们在同济看到的那个才更接近于安德鲁的真面目。”董强说。他与安德鲁的友谊起源于安德鲁的前一部小说《国家大剧院》的出版。在董强看来，此前媒体对于安德鲁性格上的误读都是因为这位建筑大师面对公众时常感到不适和害羞。私底下的安德鲁性格热情而纯粹，“如果一群朋友聊天，大家常常能听到他爆发出大笑的声音。”董强说。接受本报采访的同时，他恰好在赴安德鲁晚餐之约的路上，这已经是两人在两天时间里第二次见面了。安德鲁3月11日晚上刚刚到达北京，兴奋的他拿着出版的《记忆的群岛》给董强打了电话，坚持当天就要把新书拿给译者看。他亲自将书送到董强家里，在送了书后两人滔滔不绝谈到午夜。

　　“建筑是人类的一种记忆”

　　安德鲁在中国最受瞩目的建筑，无疑是去年6 月正式亮相的国家大剧院。他曾经有8 年时间无数次地亲临现场，对建筑的每个细部都了如指掌。不过，对他来说第一次作为普通观众前往国家大剧院的经历依然充满新奇。“那是一场芭蕾舞表演。”安德鲁对当时的情况依然历历在目：他坐在一群普通观众中间，也许大多数观众并不知道正是这个外国人设计了国家大剧院；他当时左看看、右看看，简直与普通观众没两样，“我感到又高兴，又轻松，8 年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如释重负。我当时唯一的念头是，现在终于有机会好好享受它了”。

　　这座位于天安门广场西南的庞然大物似乎从建筑方案公布之初就因为“未来感”的设计特色招来不少的争议。据说，在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招标上，主办方曾提出三个设计原则：一看就是一个剧院，一看就是中国的大剧院，一看就是天安门附近的大剧院。显然来自安德鲁的设计：一个漂浮于水面上半玻璃半钛合金覆盖的椭圆形建筑物无一符合主办方的设计要求。

　　不少人评论说，这个过于现代的建筑站立在被古典风格建筑包围的天安门广场上尤为突兀。更有人不无嘲讽说这个国家大剧院就好像是安德鲁在北京城“煎了个大荷包蛋”。

　　曾参加过国家大剧院设计第一轮招标的潘玉琨清楚地记得安德鲁首次提交的设计：一幢黑色的巨大型建筑，一个醒目的金顶，晚上内部的灯光从金顶反射出来，流光溢彩。“我当时一眼看中了那个设计。” 潘玉琨说，“ 后来怎么会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椭圆形的结构？这是我一直想要问他的事情。”

　　在3 月9 日的读者交流会上，老先生向安德鲁提出了这个问题，安德鲁表示建成的大剧院与他的初步构想基本一致。潘玉琨对这个答案非常失望。

　　章明教授讲了这只“ 巨蛋”背后的故事。在安德鲁在法国的建筑事务所进修时，他正逢安德鲁竞标国家大剧院项目的最后阶段。章明的回忆与潘玉琨如出一辙。为了与四周的建筑风格相吻合，安德鲁最初的国家大剧院设计提出的是一个扁平结构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在之后的几轮设计招标中并没有做很大的修改，“充其量不过是渐变”，章明告诉我们，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方案发生“突变”源于安德鲁经历的一段沮丧期。

　　“他当时几乎已经想要放弃大剧院这个项目了”，章明永远也忘不了那段经历。某一天当事务所的同事准时来到办公室，大家惊愕地发现老板失踪了！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究竟去了哪里，于是事务所里马上陷入在一种诡异又紧张的气氛里。后来，在大家的“逼问”下，安德鲁的秘书小姐结结巴巴地表示，老板好像是去了一个小岛，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一个月后的某天，安德鲁神气地回到了众人的视线中，并带回了“一只蛋”，自此，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出现了“剧变”。

　　这个故事在安德鲁的朋友圈里广为流传，这些人都认为与其将大剧院的样子看作一只蛋，他们更愿意把它看作一个岛屿。“在生活中他时常告诉我说，建筑是人类的一种记忆。他希望他所建造的歌剧院能够成为人们保存美丽记忆的一片岛屿。”董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