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深圳工伤集中营：失手民工援助之路屡遭阻

　　“工伤”也许就是“珠三角”的秘密“名片”。“工伤者”互助性的“援手”漫长而艰辛。两个“失手”的年轻人试着伸出“援手”，却只能是软弱的袖筒

　　★ 本刊记者/孙冉

　　打开机床，放入模具，沉重地咣当一声；断电，检查模具

　　袁云祖已在机床前站了10个小时。他决定再坚持一阵子。如此下去，这个月的收入应该会超过700元。

　　工序简单得只需重复。一天重复多少次？有人说一千次，也有人说一万次。

　　这会儿是夜班，车间里只有机床的噪音。

　　或许就在单调了9999次的时候，袁云祖的拍子戛然而止——先是机器沉重的声音，然后是双手一热，声音比感觉来得早。

　　那一刻，他的大脑里须臾空白，暖洋洋的感觉迅即传遍全身。旁边的女工尖叫起来，像一把剪刀撕碎了噪音

　　“我先断电，然后把手伸到模具”8年后，这个男人对此记得最清楚。

　　他真的断了电，机器却在断电后砸下来。他失去了整个左手和右手的3个指头。

　　第二天，有报纸说，深圳龙岗区一家电子厂发生严重工伤事件。消息很短，甚至没有袁云祖的名字。

　　那一年(2000年)，附近工厂里失去手或者指头的工人很多。有部门粗略统计过，整个珠三角2000年大约有3万起同样的事故发生，4万根指头失去了主人。

　　所以袁云祖不孤独，不久他就遇到了“左手”——祝强。

　　就在同一年，东莞的一个胶带厂，18岁的祝强，在连续工作13个小时后，被机器拿走了右手。那一瞬间，他下意识地看了下表，23：17分。

　　这样的故事，这些年司空见惯，它可能发生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任何一家劳动密集型工厂的任何一个角落。失手的农民工，轨迹也如出一辙：来城市挣钱，丢了手，然后是漫长的诉讼，然后是拿着赔偿金回家。他们多数不足26岁，未婚。

　　失手后，祝强没有回家。云祖也是，他们留在了那个伤心的城市。直至有一天，“左手”和“右手”走在一起。他们打算干点事，为那些更无助的农民工伸出“援手”。

　　失手：珠三角隐秘的契约

　　10年前，袁云祖盘算着进城学一门手艺。在他的老家湖北广水农村，很多年轻人有一个梦想，就是开一家电器修理铺。

　　那两年，村里的年轻人为了那个梦想差不多都南下进城挣钱。1997年，他念完初中。村里想找个打架的同龄人都没有。

　　从小到大，他爸妈总是吵架，每次都是为了钱。袁云祖试图改变这一切。眼前的路好像只有一条，南下。

　　那一年，他16岁，南下东莞，那里有他的同学。

　　云祖在东莞一家偏僻的村办五金厂找到工作，开始了打工生涯。厂里主要生产杯子和自助餐夹子，工作简单重复，却要整天和机床、锻压机打交道。

　　云祖做了3天小工，就被拉到大机器跟前。操作前，老板说，记住，不要把手伸到机器里。

　　每天工资8块，加班费一小时8毛，云祖牢记着不把手伸到机器里。干了11天，在珠三角打工多年的叔叔来看他，一听说挣得那么少，又那么危险，就带云祖离开了。

　　云祖的第二份工，是在东莞的一家生产暖风机和卷发器的电器厂。他被安排到流水线，没有危险，但工作冗长而乏味。有一个月，他每天连续工作15小时，工资却只有620块，平时也就三四百块。

　　没日没夜地干了一年，云祖对整个流程都熟悉了。老板有意提拔他做班头，他还是执意要走。

　　他有两条路，要么一直做流水线，虽然安全但学不到技术，而且工资低、工时长;要么操作机器，可以学技术，而且工资和工时都相对要好，但代价是随时与危险相伴——这差不多也是所有进厂农民工必须要选择的。

　　干了一年，云祖终于明白出来打工还是得靠手艺，这样才能不被老板呼来喝去，而且有上升的微弱可能。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云祖回乡读中专两年，专业是机电维修。毕业后，他满心欢喜地借了三百块钱，来到深圳龙岗区，打算找一份技术活。

　　打工的形势日新月异。因为他太年轻，没有一家工厂愿意要他做技术活。工作找了一个月，没有下落，花尽身上的钱，云祖只得又进一家电子厂，站在大机器跟前。

　　简单重复不到一年，机器还是拿走了他的手。

　　祝强失手之前，是四川南充一个村子里仅有的两个高中生之一，文凭高，心气也很高。读到高三，家里对他的资助已经竭尽全力。高考近在眼前，心知考上也负担不起学费，祝强黯然离开了学校。

　　他带着课本挤上100多人的大巴，经过六天六夜的颠簸来到东莞。带着一份骄傲，他做起农民工。他一直告诫自己，这只是暂时的，他很快就会离开，总有一天他会重返学校。

　　这份期盼，在五天后被撞得粉碎。

　　“工伤集中营”

　　每个“失手”者的生活几乎相同——跟老板打漫长的官司，跟自己整天较劲。

　　云祖在龙岗区中心医院住了20多天。捧着劫后余生的两根指头，在战栗中度过。做完截肢手术，工厂就停止付费，医院随即停药，让他出院。云祖举着肿得像包子一样的右手找到厂里。厂方说，医院让你出院，你就听医生的吧。

　　幸运的是，出事前云祖买了工伤保险，这为他提供了在医院剩下的费用，并另外得到两万元赔偿。出院后，云祖不断地找厂方索赔，厂方说事故原因正在调查，让他离开工厂，打发他住在90块钱一个月的破旧土房。

　　机器夺走了云祖左手的全部和右手的三个指头，留给他的是五级工伤的鉴定和一颗日益封闭的心。他从那时候开始习惯一个人独处，他感觉走到哪里都有异样的目光在偷窥他的断肢，身后总有人在议论。只要可能，他就躲在土房子里不出来，那两根残余的手指连烟都夹不起来。

　　为了得到自己应有的赔偿，他又不得不举着断肢去面对外面的人。在工厂，他举着断肢喊着要见厂长；在法庭，他举着断肢要求赔偿。每举一次断肢，他都感觉离自卑的深渊更近了一步。

　　老板从来都不见他。每次都让一个手下来应付他，每次都谈不出结果。

　　“失手者”不得不选择打官司。那两年深圳还没有更新相关的工伤政策，打官司往往要经历1000多天的漫长等待。这三年的时间怎么去度过，是个问题。

　　2001年，民工律师周立太在深圳已经小有名气——他在香港乐施会的资助下，一边为农民工打官司，一边为他们提供免费食宿。

　　周立太在深圳龙岗区租下一栋4层的楼房，收留那些“失手者”。这个群体伤心弥漫，成了一所“工伤集中营”。

　　失意的失手者聚在一起，仇世是必然的。大家分享着各自的不公，情绪越煽越旺。很多人感觉官司无望，想到绑架老板，甚至去偷去抢，用仅剩的手拿回自己失去的所有。

　　那段日子云祖几乎绝望。他只想拿到赔偿，然后彻底离开这个城市。

　　直到有一天他遇到祝强的“左手”。

　　祝强属于那种最早想得开的人。工伤让他的右胳膊只剩袖筒，四级残废，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老板看重他是个“文化人”，失手后给他开价12万，他没有答应。那时候，所有的失手者都迷茫着，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得到多少，只是听工友传说，有人打官司，最终可以拿到百万。

　　祝强没买工伤保险，只能靠借债过日。父亲从老家来照顾他，父子面临着生活的窘迫。于是，他扔下假肢，跑去做销售，摆地摊，收入竟比在工厂时多好几倍。

　　他在一本文学杂志上看到周立太的故事，慕名找来，让周为他失去的右手讨公道。

　　在那所“工伤集中营”，自卑的气氛让祝强感觉格格不入。周围的人要不成天在外面玩，要不就拼命喝酒赌博。官司似乎成了律师的事，偶尔想起，就问一句，“老大今天帮我又赚了多少钱？”

　　祝强遇到更自卑的云祖，他们住在一个房间，后者安静地等待着自己的诉讼结果，却总找不到如何积极地去面对生活的理由。

　　四层楼里有一间娱乐室，一张乒乓球桌从来都是空荡荡的。失手者们伤心弥漫，没有人直面这张桌子。

　　直到有一天，祝强拉着云祖尝试着用仅剩的两根指头夹起乒乓球拍，云祖的信心也找到几分。

　　从此“工伤集中营”有了两个爱打乒乓球的人。在那张桌子跟前，云组感觉自己又找回了从前健全的日子。

　　祝强那时候闲不住，他经常从外面带回来一些小商品原料，希望工伤者们跟他一起做点小加工，也算赚点生活费。但似乎没什么人对此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