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成立3个月恶性案件再次发生

　　救助他人

　　基金成立3个月，一起恶性案件再次发生。2008年3月19日凌晨5点多，司机李中伟的手机响了。这是一个约好的用车电话。

　　李中伟凌晨5点40分从家里开车出发，到约定地点只需20分钟。早晨8点半，李中伟的妻子李慧兰接到车主的电话，“我在你家门口等你，中伟出事了。”

　　紧接着，警车出现在李慧兰家门口。“我第一反应就是他被扎了。”李慧兰回忆说。

　　“扎哪了？”李慧兰问警察。

　　警察说，“没事，人已经送医院。”

　　李慧兰到医院时，手术还在进行。医生说，“如果昏迷时间过长，有可能成为植物人。”手术进行了4个小时，李中伟最终脱离危险。

　　抢车的嫌疑人很快被抓获。3人供述，抢劫目的是用这辆出租车去绑架一个孩子。李中伟的车转年就要报废。他万万没有想到，这辆即将报废的旧车会导致自己的喉管被割。

　　“我们挣钱本不多，抢劫对社会危害太大，开出租车的最恨这些人。”李中伟躺在病床上，说这话时喉咙的伤口处还有气声。

　　李中伟开出租车只有3个月。之前，他一直在云南开大货车。“我去年去了一趟云南，那山路，噫，可吓人。”妻子李慧兰说。去年云南发生山体滑坡，加上山路毁车，花30多万买的新货车，3年时间里就变得破烂不堪。李中伟过年回家，对妻子说，“我不想回云南开车了。”妻子说，“那就不开，卖了。”30多万的车只卖了3万多元。

　　“我想，回来开出租，一家团团聚聚，挺好。”李慧兰说，丈夫开货车走南闯北都没事，没想到在家门口开出租3个月就“赶上这事。”

　　李中伟今年38岁，家里有两个孩子，“大的上初一，小的上幼儿园。”李中伟每个月开车收入1500多元。孩子太小，妻子只能在家操持家务，1500元是这个四口之家全部的收入。“孩子都是穿别人穿不了的衣服。现在肉贵了，就一个星期吃一次。”李慧兰说，“我琢磨着我们这一代不行了。我只要把孩子培养好，就是功劳。”

　　郑州市一共有60家出租车公司，1万多辆出租车，有些分为早晚班，共有2万多名司机。这些司机和李中伟的状况类似，绝大部分为郑州人，家庭不富裕，开出租虽然收入属于中等，但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司机大多健康状况很差。

　　除开车外基本没有别的技能，他们很难转行。记者遇到的所有司机，无一例外对记者说，“要是能干别的，我绝对不会开出租。”这些司机除了为出租车上了强制保险外，几乎全部没有任何人身保险。个别加入合作医疗的司机，只能报销感冒发烧之类的小病治疗费用；对于司机面对的人身伤害，没有丝毫保障。由于没有养老保险，这些司机只能“开到开不动为止。”

　　李中伟躺着病床上气息微弱地说，“出院后还得开出租车。”

　　这次大手术和住院费一共花费16000多元。幸运的是，李中伟在出事两天前加入了基金，一次性捐赠一年12元的费用。得知出事的消息，经过商讨，“一元基金”决定救助5000元。红十字会副会长张春香亲自把钱送到病房。当地媒体记录了这个镜头。也正是这个举动，又一次激发了从“一元基金”启动开始就埋藏下的矛盾。

　　“迷茫”之路

　　“一元基金”成立之初，靳秀忠和王磊的想法就很明确，“民间自发，自救互救。”王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询问清楚一项基金的具体运作方式之后，靳秀忠和王磊就开始制定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名单。基金管理委员会一共12人，主要负责评定对于遇害司机是否需要救助以及救助款项多少的实际问题。每次会议有6人以上出席便有效。在最初的名单里，这12人全部都是郑州市各个出租车公司中具有威信和领导能力的司机。在靳和王看来，这样的设置才符合“司机自救”的目的。

　　当基金挂靠到红十字会，特别是当客运管理处决定介入之后，靳秀忠和王磊觉得一切都变了。“在管理处没介入之前，红十字会对我俩的态度可好了，鼓励我们别放弃。但是12月4日管理处介入了。5日我们再到红十字会说启动仪式的事情，张会长就跟我们说，你们不要在这咋咋(河南方言，指吵闹的意思)了。这态度变化我们受不了。”王磊说。

　　在启动仪式之后，12个司机人选被红十字会去掉9个，只剩下靳、王以及另一位司机赵建国。其他名额分别由管理处和其他捐款单位的代表填补。“他们这些坐办公室的咋知道我们司机需要啥？”靳秀忠说，“救助那个被割喉司机的时候，根本就不通知我们。我们被架空了。”

　　红十字会副会长张春香说，“这完全不可能。我们对求助者都是笑脸相迎，怎么可能冷淡热心司机呢。是他们误会了。至于管理委员会的人选，我觉得每个方面都要有，其中有3个司机我觉得是能够代表司机的心声的。救助被割喉司机的时候我们绝对通知他们了，但是他们都推脱有事。”

　　在靳和王的最初设想里，这笔“一元基金”只是由红十字会来管理账目，何时取用、救助对象以及救助数额全部由司机组成的委员会决定，红十字会给予配合即可。但是目前，这种方式无法实施。“既然把钱放在红十字会，我们就要按照规范去操作这笔基金。”张春香说。

　　现在，这笔基金的捐赠方式已被划归到各出租车公司。每月，司机到公司缴纳管理费，可以在公司办理捐款，由公司开出收据证明，记录捐款明细。每一季度由公司统一交送红十字会一次。这笔基金的救助对象只限于参与捐款的司机，所以不可能随意设立不记名的捐款箱。这无形中增大了各公司的工作量，有的公司对此并不热情。“有司机打电话投诉说，我交到公司，公司都不收。我们还不敢强调太多，太多了，担心司机又说乱收费;不强调，效果又不好。”张春香说。

　　到目前为止，这笔基金的增长不多，仍旧停留在启动仪式之后的8万元左右，因为已经救助2个遭抢司机和8个贫困司机，花掉了1万多元。在靳秀忠看来，“官方”介入太多，自己又被架空，司机的捐款热情一落千丈。到目前为止，司机中只有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参与了捐款。

　　“我现在弄了个小本儿，有司机直接把钱给我，我就自己记录下来，再交给红十字会。”靳秀忠说，“我当初的想法还有一个，就是等钱多了，给每个司机都买一份保险。”

　　现在他们还在追求着自己当初的目的——拿回自主权，自己掌握这笔基金。但是对于现实，声称“不认识多少字”的靳秀忠说了一个颇为书面的词语“有点迷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