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庄的悲情记忆

　　实习记者/沈雁冰

　　提要：34年前，为“抗台护塘”，他们像稻草般被卷入洪流一去不返；34年后，他们的亲人要给他们“讨个说法 ”。

　　2008年4月4日，清明节，天空阴沉着，浙江绍兴乡村随处可见上坟祭奠的人。

　　60岁的孙雅珍却只能在家里的方桌上完成思念亲人的仪式，她的丈夫潘炳南34年前死于“抗台护塘”的行动中，当时未找寻到尸首。按照当地习俗，没有尸首就未修建坟墓。

　　绍兴沿海涂的村庄至少有46人死亡，而孙雅珍所在的村就有6户家庭一夜间失去“顶梁柱”，他们消逝在那场台风中，留下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

　　时间吞没了她们的青春，如今这些失去至亲的女子大多已风烛残年，但她们依然在行动，欲为死去的亲人讨个说法，她们发出申请要求追认亲人为“革命烈士”。

　　当地媒体把此事称为绍兴版的“集结号”，遇难者是为“抗台护塘”而牺牲，他们既没有工作单位，更没有部队番号。

　　“抗台护塘”行动

　　人像稻草般被卷入洪流，甚至有人手拉着手跳进洪水用身体堵缺口。

　　1974年8月19日傍晚，绍兴县马鞍镇(当时称马鞍公社)湖安村(当时称安东大队)，这个杭州湾畔的小村落不似往常那样安静。

　　这一晚台风即将来临，临近晚饭时分风雨大作。刚吃过饭，潘炳南便和同村的50余名村民离开了家，他们要去参加抗击台风保护海塘的行动。

　　临走前，妻子孙雅珍对他说：“不要去了，夜里有台风。”但丈夫带着铁耙、簸箕，穿着蓑衣还是去了。临走前，潘在大桌子上放满棉絮，对妻子说：“万一房子倒了，就钻到大桌子底下去。”此时，屋内4岁的女儿和2岁的儿子哭闹不止。

　　潘炳南的妹夫张光宇也在这个时候出门，这个名叫安东的小村庄一共出动了54人，几乎全大队的青壮年劳力都去了。

　　34年后，张光宇告诉记者，当时13号台风来临，沿海地区八个大队的人员被通知去护塘，他们是下午4点左右接到马鞍公社的通知，晚上要去海涂。

　　张所说的海涂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坦开阔地带，根据绍兴县政协2006年1月出版的绍兴县文史资料第二十辑《沧海桑田》一书多篇文章中记载，围垦海涂，是当时的绍兴县革命委员会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时代背景下，据马鞍、斗门一带公社干部群众的要求，于1969年1月成立围海指挥部，组织了全县4万余名人员始行的。到1974年，已陆续围垦有 69丘、70丘和73丘(记者注：修塘的年代即为丘名)，共计51000亩的面积。同时，马山区也发动全区6个公社，围垦了69丘、70丘的面积为8000亩的海涂。

　　安东村一行人坐的挂机船一直开到一个叫姚家埠的地方，当时的县围海指挥部就在那里。他看到那里聚集了更多的人，“七八艘20吨的船只组成的拖船船队上，载着三四百人，这些人全部是去海塘的”。他们在风雨中穿过69丘、70丘，一直赶到了最外围的73丘。

　　张光宇回忆，那天台风很大，而且风、雨、潮碰头，对前一年才围的海塘很危险，他们的任务就是用草包灌满泥沙然后叠起来，防止海水倒灌。

　　到晚上11点多，张发现潮水已经和沙包下面的塘面平了，而台风还在席卷着潮水上涨。当时一个叫双林的人说，这样下去到两点左右就比较危险了。

　　此时，还在家的孙雅珍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她在等丈夫回家，她听着窗外呼呼的台风声，很担心丈夫，一直等到凌晨 1点多丈夫还没回来。

　　海塘上风大雨大，两点多，有抢险人员发现，堤上有一个小洞，一股水在渗透，“很快那股水就飙了出来”，张光宇回忆，“再一会，就哗的一下变成了缺口。”

　　抢险人员开始四散，张光宇沿着海塘往西跑。此时，他听到一些人在喊：“不能跑，要跟海潮战斗。”

　　一艘停在附近的船，不到一分钟就上去了20多人，“那时候没有时间考虑”，张看到自己的妻舅潘炳南还在那个地方堵缺口，“但一转身，妻舅就不见了踪影”。

　　潮水沿着缺口汹涌而下，张看到五七干校的干部一群人手拉着手跳下水去拦缺口，随即便像稻草般被潮水卷入海塘。 “架好的电灯黑了，停电了，恐怖得很，一群人哭的哭、叫的叫”。海塘内是新围的滩涂，平坦而且广阔，“没能上船的人爬到电线杆上去了，电线杆的斜拉线上也挂着五六个人”，张光宇至今回忆起来还心有余悸，“潮水实在太大了，一艘船还被折断了，船上的人又被抛到了水里。”

　　另一位当时也参与抢险的傅姓村民说，当时他没能上船，一直在海涂上跑，海水在身后跟着跑，脚被石块割破也不知道疼，一直跑到了里面的69丘。“幸亏跑得快，不然就没命了”。

　　在缺口崩溃后半个小时，张光宇们乘坐的船开到了69丘，他们看到海涂上的小木屋被水冲走了，69丘边上已经有尸体在漂浮。张光宇们把尸体捞上来放到船上，继续往里开。

　　孙雅珍睡不着觉，早上5点多就起床了，她到村里一走，发现很多女人都在村里转悠，互相询问消息，“你们家的( 男人)回来了，我们家的怎么还不回来啊”。

　　“我们村里50多个人去，当晚回了家的不到30个人。”张光宇回忆，“一些人被困在滩涂上，直到第二天中午，潮水退了才回来。”

　　刚回来时，张光宇不知道留在海涂上的人到底怎么样了，也不敢把消息告诉村里的女人们。“当时哭得很伤心，以为会死20多个人，还好后来陆陆续续又回来了10多个。”张光宇说，“能够捡回一条命已经很运气了。”

　　时隔34年，绍兴当地媒体报道说，为抵御正面袭击绍兴海涂的第13号强台风，当时的绍兴县领导班子组织全县近 2000名干部、群众前往新围成功的73丘海涂护塘抢险，而这次抢险也成了海涂历史上最悲壮的事件。

　　被改变的生活

　　一开始我们想，人在哪儿搁着，常常这样想，现在三十几年了肯定也死了。

　　女人们开始呼天抢地，都往滩涂方向跑，她们看到原来围好的海涂又成了汪洋大海，里面的村庄也淹掉了。

　　“鸡、鸭、猫的尸体浮在水面上，还有一些人的尸体，一些木头家具。”张光宇的妻子回忆道，“一些挺着大肚子的女人也去看，还有一些女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走到海水深处去了。”

　　到了第四天，吕阿水的尸体飘了过来。“尸体被海水浸泡，浑身浮肿，全身是泥”。

　　张光宇等人又回到滩涂上寻找失踪人员或者他们的尸体，一直寻找了一个星期。后来几天，他又回到73丘，看到海塘上很多溃堤口，“一段一段，大的缺口有几百米，小的也有三十多米，缺口间的海塘看上去像一个个土墩子”。

　　“我们一直等着他们回来，晚上没有回来，天亮也没有回来，哪怕漂出去了，(尸体)也能捞回来。”傅菊花说：“ 后来他们说不会有了，不会有了。”

　　傅菊花是参与抢险者高纪根的妻子，高家只有他一棵独苗，父亲高松泉在解放定海的战斗中牺牲，后被批准为烈士。时年29岁的高纪根最后也没有回来，留下母亲和妻子两代寡妇和三个女儿。

　　一些抢险者从此消失在这个世界，尸体也没有看到。一星期后，马鞍公社为这些死去或者失踪人员开了追悼会。

　　据绍兴县政协编撰的一份史料中记载，当时在海涂抗台的失踪或遇难的干部、群众人数至少达到46人。马鞍镇政府镇志编撰人员在整理历史资料时发现，仅马鞍镇辖区内死亡的就有19人。而马鞍镇安东村是这次抢险中牺牲人员最多的一个村庄，一共有6个青壮年劳力同时遇难。安东村的遇难者年龄最大的只有30岁。

　　这些等待的女人，一直没有等到丈夫的归来。后来，她们中的大多数没有改嫁，一直等成了寡妇。

　　“顶梁柱”倒了，她们的生活从此改变，一个个女人的肩膀挑起了扶儿养女的家庭重担。

　　逝者潘炳南当年30岁，妻子孙雅珍26岁。生者逝者阴阳两隔，孙独自抚养着两个孩子。当时追悼会后，公社补助遇难者每人每月4元，抵在生产队的工分。为了尽量不欠工分，有时候，她们饿着肚子也去田畈劳动。

　　改革开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她们更加辛劳，孩子长大了要读书，田里、地里、家里的重活都需要她们自己扛起来。

　　现年60岁的孙雅珍告诉记者：“除了去河里捻淤泥的活不做外，其他都做。”

　　丰收季节，孙雅珍就把割好的稻草从田里挑回来，再打出稻谷，一担稻草有120多斤重，在农村这些活本来都是男人干的。

　　为了照顾好孩子，赚更多的钱维持家用，除干好田地里的活外，孙雅珍晚上还揽一些加工活——帮别人加工纱裤，“ 中午摇一条，晚上再摇两条，很多时候还挑花，一天做两本花簿，不这样做更加会被别人瞧不起”。

　　张光宇的妻子说，孙那时候基本上晚上都要劳作到12点，第二天又要一早起床为上学的孩子准备早饭。

　　即使这样，一家人还是很少吃肉，一直省吃俭用。孙的女儿上学上到六年级就不再读书了，进了工厂做圆机织布工作，儿子初中毕业，先后做起了油漆工、机修工等。

　　如今，34年过去，孙雅珍和潘炳南的儿子潘宝亮已经长大成人，现在上海打工，他们的孙子也已10多岁。

　　潘宝亮回忆起这二三十年来，觉得母亲确实很伟大，对当时记忆最深刻的是，“那时候很少吃肉”。这些遇难者的后代对苦难都记忆犹新，他们十来岁就开始下田干活。当时年幼，对父亲的容貌也没印象，只能从遗像中想象着父亲的音容笑貌。

　　对于遇难者家属而言，时间永远停留在1974年8月19日她们的亲人出发那一刻。

　　最初的几年，她们还会时常幻想着，或许有一天她们的丈夫或者儿子突然就推门进来。等到发觉是幻觉后，她们依然会落泪。她们宁愿相信，那个台风之夜只是一个噩梦。

　　孙雅珍说：“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想，人在哪儿搁着了，常常这样想，现在30多年过去了，肯定也死了……”

　　那些逝去亲人的家庭，与孙家的经历很相似。

　　为逝者“讨说法”

　　哪怕一船的金子载来，换我儿子，我也不肯。

　　时光飞逝，34年来，令这些女性不能释怀的是，她们丈夫的死亡至今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名分。失踪的村民甚至连块墓碑也没有，每年的清明，燃烧的纸钱和香火寄托着对他们的祭奠与怀念，这一天，她们的思念也更加强烈。

　　孙雅珍时常想起当初丈夫出发前把棉絮放在大桌子上的情景，而现在她只能在像框里望着那曾经熟悉的面容。

　　这些遇难者家属一直把丈夫或者儿子的照片挂在家中最显眼的位置。

　　89岁的老人童阿二，一定要让记者帮她拍照。老人颤颤巍巍挪动脚步走进自己十来平方米的小屋，去拿自己儿子的照片，她的另外一个儿子见状欲帮忙时，老人用手挡开了儿子的手，皱纹已经沟壑纵横的脸上写满了倔强和思念。

　　老人的儿子潘双林也在那次抗灾中遇难。那一年，潘双林从部队退伍回来一年许，就在那个台风之夜的前一月，他刚刚定了婚，然后便一去再没回来。拍照时老人抱着儿子的遗照，手有些微微颤抖。

　　遗照中的潘双林一身戎装。那些遇难者清秀帅气的年轻面容定格在了像框之中，而抱着遗照的那些人却已风烛残年。

　　村民傅秀娣的丈夫及其弟弟两人都在同一天消失在茫茫潮水中。逝者陈永康当时24岁，已经被推荐去上大学，19 74年8月21日就要启程，然而19日那天去了海塘再没回来。

　　陈永康的母亲王阿大说，“那时候，我像疯了一样，我老是说，只要我儿子回来，哪怕是一船金子载来，换我儿子，我也不肯。”

　　老去的岁月和窘迫的生活，让这些老人不得不接受现实：那些失去的以及改变的。她们最大的愿望是能给亲人“讨一个说法”。

　　2008年3月26日，遇难者家属把一份《关于追认“八·二O”抗台护塘牺牲、失踪人员为烈士的申请书》递交给了当地政府。

　　2008年3月29日，一则《寻访“七四·八·二O”抗台护塘牺牲、失踪人员遗属》的网络帖子出现在绍兴当地的一个网络论坛，发帖人是当地一位律师何震辉，目前他免费代理了这些遇难者的亲人“烈士申请”事宜。

　　何震辉说：“作为当年这场抗台护塘的参加者和幸存者，有责任也有义务为那些牺牲、失踪者以疾声呼吁，以慰其在天之灵。”

　　如今，这片曾经浸润着很多人生命与鲜血的海涂，已经变成了绍兴县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开发区，众多企业在此落地生根。

　　记者从马鞍镇镇政府2008年1月8日的一份文件中得知，从今年1月1日起，马鞍镇政府对部分的遇难者家属已经进行了生活补助，补助条件为遇难者直系亲属中的配偶或父母，要求为男的年满60周岁，女的年满55周岁，每月补助标准为120元。

　　幸存者张光宇现在已经是一家企业的老总，在去年绍兴县围海40周年大会上，他以建设者代表的身份发言，“死了的人最好立个碑，让后人能够记住他们”。

　　何震辉认为，今年为抗击雪灾时，湖南多名电力系统工作人员因公殉职，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根据《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的规定，同样1974年的这次抗台护塘牺牲、失踪人员，是在抗台护塘工作需要的时候，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与风潮搏斗的第一线，为保卫、抢救人民生命、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而牺牲，也有资格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有网友在上述帖子跟帖说，向34年前为绍兴建设献出生命的人们致敬，更向34年来为此承担痛苦付出了牺牲的牺牲者亲属致敬，是她们承担了家庭的责任、社会的责任，她们是一群令人同情也是令人尊敬的绍兴女性，她们为牺牲者信守了一生的承诺。

　　无论这些逝者能否被追认为烈士，但历史应该记住他们。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8年5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