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舒浩仑：上海不是这样的

　　现在，这个城市里的所有人已经被拉上一列开往明天的火车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上海

　　2002的夏天，舒浩仑回国度假，接到奶奶的电话：“大中里要拆了。”“我惊呆了。”——那是他生活了近20年的石库门老房子。这个被震惊的导演系学生拿起摄影机，拍摄了他的第二部纪录片《乡愁》。

　　2006年7月起，小范围放映之后，《乡愁》在国内外媒体所引发的震动和反响，远远超过了这位青年导演的预想。

　　过去的生活方式

　　一去不复返了

　　跟随舒浩仑在大中里游走，仿佛一把推开记忆中的木门。一路上总有熟人亲热地打着招呼。舒家厢房里，老头老太们麻将打得正酣，自从舒浩仑奶奶摔伤住院后，这里成了老人之家。随处都是拆迁的气氛，房间一角矗着一个老五斗橱——隔壁一家已经在动迁协议上签了字，把老家具寄存在这里。

　　大中里3号的这间石库门房子，是当年在银行做事的舒浩仑爷爷拿几根金条从房东手里顶下的。直到念大学，舒浩仑才离开这里。

　　原本计划拍摄公共灶间10来户人家下班后一起生火做饭的情景，怎么都拍不成，那一刻，舒浩仑忧伤地意识到，过去的生活方式真的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这个城市里的所有人已经被拉上一列开往明天的火车，不赶上就会恐惧，害怕被遗忘在阴暗的昨天。”

　　石库门的社会似乎是没有等级的，工人、老师、工程师、机关干部，三教九流、各个社会阶层都有。一个厂长，回到石库门还是“老李”，还是“李叔叔”，还是“谁谁爸爸”，谁也不会把单位里的头衔带回来。舒浩仑的父亲是60年代留苏的，懂洋文，是大中里的先生，平日里，谁家得到一个新奇的洋玩意，就跑来让他看看上头贴着的洋文。谁要是有个头痛脑热又不愿去医院，就找舒浩仑当护士的妈妈，“大中里前前后后，我妈妈几乎都给他们打过针。”

　　舒浩仑反感“上海小市民”的说法，“我希望能修正这种对上海人的偏见、庸俗的想象。他们只看到小市民，却没有看到普通老百姓之间很温暖的、互相帮助的文化，特别是在物质贫乏的年代。”

　　上个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居住环境都不宽敞，北方有四合院、大杂院，其他地方有家属大院、集体宿舍或筒子楼。环境给人们的精神和世界观打上了独特的烙印。“上个世纪80年代长大的人，都有过集体生活，有对群居生活的理解。因此，常会有改变这个世界的理想，感觉有义务去帮助别人、有义务去改变现实。”至于现在的80后，“他们从小就有自己的空间，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个人的世界和自我。”

　　《乡愁》拍摄之前，一些国际选片人曾建议舒浩仑原生态地记录石库门里的生活方式，这样更迎合国际口味。“我怎么可能这么拍？我曾经是其中的一员，我有情感在里面，不可能从纯人类学的角度去看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