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寻子联盟”发出法律倡议

　　⊙《法制周报》记者 文峰

　　6月15日凌晨4时许，夜幕包裹下的深圳南山区白石洲。

　　一家亮着灯光的包子铺，竹蒸笼里热气升腾。抬头凝视着“寻子店”三个大字，孙海洋又一次僵住了，此时距离3岁儿子被拐已经过去240多天了。

　　孙与18个失踪孩子的家庭，组成了“深圳寻子联盟”，开始了大海捞针式的搜寻。

　　在体味了失子之痛、寻人之艰后，“深圳寻子联盟”在各大网站发出了“深圳19幼儿被拐事件呼吁修改相关法律”的倡议，并提出了修改法规加大打击“买主”力度，彻底堵住拐卖儿童的源头以及建立一个国家失踪人口信息系统，提高寻人效率等办法。

　　从单个失踪家庭上街分发小广告，到组成“寻子联盟”合力行动，再到向社会各界以及政府发出修改法律倡议，表明搜救被拐儿童、流浪儿童的民间组织已经成熟，开始从盲目的个体自救式寻人转到从体制上的反思，以帮助我国建立一个完整的失踪儿童救助体系。

　　“寻子联盟”的诞生

　　自从儿子孙卓被拐走后，孙海洋就无心做买卖。如今包子铺的招牌改为了“寻子店”，而他的生活内容也全部成了寻子。

　　孙的老家在湖北荆州，去年上半年，他带着老婆孩子来到深圳打工，在出事前的7天，他们一家才到深圳市南山区白石洲，开包子铺。

　　2007年10月9日18时许，孙海洋像往常一样，把3岁半的儿子孙卓从幼儿园接回家。吃完饭后，孙卓乘父亲熟睡之机跑出去玩耍。孙海洋醒来后找不着儿子赶忙报警。“警方说至少要24小时后，才能立案。”孙介绍，由于一天“等待”，犯罪嫌疑人得以逃之夭夭。

　　10月14日，孙海洋在附近一家超市内调看监控录像时发现，当日19时30分左右，一名身穿白衬衣的40多岁男子，在超市门前，推出一部童车，半哄半拖地把儿子带走，儿子的背影在监控录像中渐渐远去。

　　孙家寻人启事就散发了10万份，随后又卖了老家的房子，将悬赏金额提高到20万元。孙海洋68岁的母亲拿着孙子的照片先后4次赴潮州、东莞，跑了400多家幼儿园寻找孙卓，每次回来都大病一场。孙卓的母亲终日以泪洗面。

　　彭高峰在深圳经营一家电话超市，2008年3月25日，彭高峰像往常一样看守着电话亭的生意，同时看着儿子在一旁玩耍。由于平时孩子都在不远处玩耍又很听话，对地形熟悉，彭高峰就没有一直紧盯孩子。“离开我视线仅仅几分钟，就见不到人了。”相关监控录像证实了他的担忧：他的儿子被一个30岁左右、身穿黑色夹克的男子强行抱走。

　　在寻找儿子的过程中，孙海洋和彭高峰相识。两人交流了寻子经验后，先后把自己经营的店铺命名为“寻子店”。店铺改名后，有很多人挺好奇，后来还有人拍了照片上传到网络上。

　　据彭高峰等人介绍，迄今为止，这个寻子联盟已发展到全国各地220户家庭，每家都有孩子被骗走、偷走的类似经历。失踪孩子以男孩居多，大约占90%以上；7岁以下居多；傍晚不见的多；多是外来打工人员的孩子；多住在城乡结合部。

　　孙介绍，事后，深圳市公安局抽调警力，专门成立“打击拐卖儿童案件小组”。但由于错过了最佳立案追捕时机，至今未追回一个孩子。

　　志愿者的苦恼

　　由于深圳警方一直未找到失踪孩子的下落，孙海洋在向各级部门反映情况的同时，与“联盟”的家长们不断在国内各大门户网站发出求救帖子，并取得了国内最大寻找失踪、流浪儿童的网站——“宝贝回家”的帮助。

　　张宝艳和丈夫秦艳友，是吉林通化人，很多年前就商量着建立一个网络平台，让丢失孩子的家长在这里发布信息，以获得寻找孩子的线索。

　　这个想法酝酿于他们创作剧本《宝贝回家》，这是一个反映被拐儿童经历和遗失孩子家庭不幸的故事。而剧本的创作也深深地改变了张宝艳和秦艳友的生活。

　　张宝艳经历了一次短暂的失子之痛。

　　“那天，我母亲带孩子去市场，一转身的功夫，两人走散了。她跑到单位告诉我孩子没了，我一下头都大了。在书中看到的那些可怕景象一下都浮现出来。全单位的人都出去找，那一次，我真感觉天塌了。”

　　所幸的是，孩子并没有丢。

　　从那之后，张宝艳很关注儿童走失、拐卖的信息，也开始留意身边发生过的事。

　　2003年，两人开始动笔。张宝艳和秦艳友渐渐了解到人口拐卖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条，在这里，每个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他们有专门负责拐的、运的、卖的。如果你不了解详情，你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卖孩子还有批发的。”秦艳友说。

　　在这样的交易中，人有了价格，价格高可以卖到四五万元，低的也可以卖到一万元。“男孩通常比女孩子贵，年龄小的要比大的贵，平均一个孩子会卖到两三万元。”

　　2007年4月30日网站正式开通，名称叫“太阳城寻子联盟”。

　　现在的张宝艳，已经成了一名全职志愿者，维护网站内容和管理全国近70个志愿者群，搜集新闻。

　　而侵权问题依然困扰着“宝贝回家”的志愿者们。“我们曾经把一张来自于福利院的照片放在网站上，他们立刻打来电话让我们把照片撤下。”

　　张宝艳介绍，在一次解救被拐儿童的行动中，他们向某地警方求助，但警方却要“当事人或其家属报案”，被拐孩子根本不懂事也不敢报警，而孩子家属也找不到。而他们向当地妇联反映情况时，对方表示自己不是执法部门，只能协助有关部门进行解救。至于当地民政部门却称，他们只能等孩子被解救后将其送走。最后，那次营救被拐孩童的行动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