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运动会形式唤起大众捐献器官热情

　　从零开始

　　付长柏奋力把接力棒递到姐姐付新丽的手中，顾不上喘气就大声地给姐姐加油呐喊。这一刻，了解付家姐弟故事的人都会动容。在生命的赛场上，是姐姐给了付长柏一根接力棒，让他走到今天。

　　“一年前的今天，姐姐的肾移植进我的身体，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今天是我一周岁的生日。”付长柏生活中很少说这样煽情的话，站在诺华亲属肾移植基金的讲台上，他才有机会表达对姐姐的感激。但很多情感是不需要语言传递的。付长柏参加铅球比赛，姐姐一直守在赛场边，连运动员检录都要替弟弟帮忙。“还没验血，我就知道兄弟姐妹里肯定是我跟他最配，我们从小长得像，脾气也像，连胎记的位置都一样的。”付新丽满足地说，看着赛场上健康的弟弟，她满脸的欣慰。

　　付长柏的铅球成绩很一般，这与他刚刚恢复才一年有关。不过成绩并没有影响姐弟俩的心情，离开赛场时，两人肩并肩的背影已经是一尊无价的奖杯。在中国，亲属间活体器官移植的比例越来越大，但这种移植方式并不宜大力提倡，因为活体间的移植毕竟可能给已有一位病人的家庭增加新的风险。

　　更多的器官自愿捐献才能最终让器官移植步入有序，而移植运动会就是宣扬自愿捐献精神最好的舞台。“只要来看过我们运动会的人，我相信都会愿意成为器官捐献的志愿者，看到我们这些接受移植的病人如此健康和积极，大家都会理解捐献器官的价值。”移植运动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陈忠华教授寄望通过移植运动会，推动中国自愿器官捐献的发展。

　　中国移植受者运动会是世界移植受者运动会的一员。1978年，第一届世界移植运动会在英国的普茨茅斯举行，每两年举办一次，至今共有66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名运动员参加了以往的15届盛会。

　　世界上所有开展器官移植的国家都面临着同样一个难题——器官供体紧缺。移植运动会因此肩负了两个重任，一个是让器官受者在这个自己的聚会上享受身心健康的乐趣，另一个，是以运动会的形式唤起大众自愿捐献器官的热情。

　　不愿意捐献器官，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结果，在很多国家，因为宗教等原因，人们对遗体的完整非常看重，自愿捐献器官在许多国家都只能艰难推行。移植运动会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手段。1994年普茨茅斯移植运动会后，这座城市当年7月至9月的器官捐献例数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了42%，而英国其他地方的增长只有6%。

　　当年引进和发起“中国移植受者运动会”时，陈忠华教授正是受到了这些数据的“诱惑”。陈忠华自己是器官移植外科专家，手术台上的工作是他的本职。但是，现在他多数业余时间都在做宣传器官自愿捐赠的“义工”。

　　“看到那么多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等不到供体，任何医生都会想要为他们做点什么。”从2005年开始，陈忠华开始建立起民间性质的“中国器官捐献管理委员会”，参加移植运动会的多数运动员都是因为与这个委员会的联系才结识移植运动会的。

　　“你可以去做一个调查，如果有人愿意去世后捐献器官，他该找什么部门。”陈忠华的意思是，在中国，公民自愿器官捐赠系统几乎是一个空白，而他负责的“中国器官捐献管理委员会”起步也仅仅3年，以个人有限的能力和资源艰难地发展。陈忠华的工作就是在这样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怪圈上起步：没有捐献系统，是由于自愿捐献者太少，捐献者太少，所以无法建立系统。“但是，如果不去动手，中国的自愿器官捐献就永远是零。”

　　为了组织移植运动会，陈忠华调动了全家人的力量，弟弟开车把会场上需要的物资，从武汉拉到上海。“势单力薄”的组委会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这个500人规模的运动会还是难免出些差错。“我们能理解，能理解。”一位从北方赶来的移植受者表达了他对组委会的理解。因为报名太晚，他没能参加比赛，但他还是自费赶来当拉拉队员，为的就是跟病友们一起享受运动的乐趣。

　　“2003年1例，2006年就成了24例。”陈忠华很喜欢列举这些数字，数字表示每一年“中国器官捐献管理委员会”接受到的自愿捐献者数量。陈忠华把数字的增长归功于移植运动会的感染力，而他从这些数字中读到了希望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