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电视专栏《走近他们》2008年7月26日播出：慈悲在怀。以下为节目实录：

　　被访问者：易解放

　　访问者： 骆新

　　五十九岁的易解放是上海市民，曾经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年，八年前，她二十二岁的儿子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不幸身亡。为了实现儿子生前“植树造绿”的愿望，易解放和丈夫来到了内蒙古，全身心投入公益事业。在他门的努力下，21万棵树苗正在被称为“800旱海”的科尔沁草原上茁壮成长。

　　儿子去世已经有八年了，但在易解放看来睿哲从来未曾走远，他只是在某一个地方看着妈妈，而每天的这个时候易解放总会在这里给儿子上几柱香。

　　骆新：在种树的过程当中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儿子去交流一下？

　　易解放：我和我儿子每天都交流，每天都会和他说，我要做些什么事，要到哪儿去，都会跟他说，然后晚上总会说谢谢你，今天一天保佑了我。

　　骆新：我觉得你这是一种信念，是一种信仰，您是不是把您的孩子当成一种信仰？

　　易解放：孩子当然是家长的信仰，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也是同样的对吧。

　　母亲失去了唯一的儿子，这是人生的巨大悲痛。二十年前，易解放带着几分憧憬来到了日本，没曾想这是她人生的巨大转折，那年她三十八岁。

　　骆新：我看您出国的时候，挑选的是1987年，那时候好像正好是出国潮，上海有好多人。

　　易解放：倒不是我挑选87年去，是正好有了这个机会。但出去以后，情况完全不一样，哪有那么简单。我出去的时候，日语都不懂的，一出去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只能先从打工开始。打工，学语言，学了一年半以后，学的还是比较快，然后就考进了日本的国立女子大学，号称女子东大，然后我就读研究生读了三年多。我到外国去，最痛苦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想孩子，最初的时候就是想孩子。

　　易解放挂念着自己的亲人，尤其是9岁的儿子杨睿哲，当她把丈夫和儿子都接到身边的时候，一家人沉静在团聚的幸福中，而令人欣慰的是睿哲又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

　　易解放：他进了高中以后，第一次，第一学期的时候考试，他考了一个全班第一，老师觉得很奇怪，因为都是日本人，而且他是外国来的，又在日本时间不长，以为他跟不上学习， 结果他考了全班第一，正好班里改选班长，他就被公认班长，从此以后做了几年的班长。

　　骆新：真不容易，外裔的班长。

　　易解放：外裔的班长，领导四五十个日本人，而且大家都听他的。

　　二十岁那年，品学兼优的睿哲考入了日本著名的中央大学，但好景不长，灾难很快降临到了这个快乐的家庭。

　　骆新：我其实来采访您，我们本来是想问您，但是您一提起您的孩子，到现在为止还能够把这些细节全部都跟我们讲了，我觉得您对您的孩子特别骄傲，我们再去挖您的伤疤，其实我自己都有点不太忍心，但是因为您后来的很多行为是由于您儿子的去世造成的，所以不得不回忆您听了儿子出事的消息，那一刻您在做什么？

　　易解放：听到我儿子那一刻，我是正好到公司上班，刚坐下来没多久，他们学校的学生科的老师来了一个电话，说孩子出交通事故了，好像心跳已经没有了，呼吸也没有了我就从后门出去，坐了自行车，正好上坡下坡，一分钟就飞到医院，然后进去以后，不给看，他们说在抢救，在外面，但是我绝对不相信我儿子会有事，还以为我进去了以后，可以和他对话， 还可以和他说话，我做好了思想准备，就是可能会残废，或者会骨折什么的，我只不过就是做到这一点。但想不到两个小时过去了，十一点半左右，医生把门打开，跟我说我们已经尽力了，就告诉我这样一句话，我觉得完蛋了，然后我就冲进去，冲到我孩子的床前，我抱着他，当时我兄弟姐妹也在，大家呼天喊地，但是我只看到我孩子蜡黄蜡黄的脸，眼睛还没闭 嘴巴里有一根抢救的吸管，我对着医生吼，他还热的，你们为什么不抢救？！但是医生都已经不在旁边。

　　采访易解放的丈夫杨安泰

　　她一个电话打给我，打给我的时候，她跟我讲，她说心跳已经停止，作为我一个医生来说，我抢救过很多病人，我知道心跳停止就意味着什么，所以当时的悲痛是很大，我回忆到这件事情，我也觉得，直到现在我还不能排除这个悲痛。

　　二十二岁的生命戛然而止，一次交通事故，睿哲猝然离世，这一天，对于易解放，她的生命似乎也在这个时间永远的定格了

　　易解放：起初的这一段是比较伤心，我所能帮他做的，他生前喜欢巧克力，买巧克力放在他的灵台前；他喜欢花，我就买花放在他的周围；他喜欢的东西，只要是他生前，我觉得挺适合他的，我都买。到后来我儿子的房间，就等于像一个成列室，什么都没改变，就是多了一些花，他的玩具，巧克力等等，满屋子都是。

　　骆新：我不太理解，您要种树的项目，其实好像和您儿子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他也没有去过科尔沁草原，也没有去过内蒙古，你怎么会想到要到那儿去种一片树来安慰你的儿子。

　　易解放：我儿子是2000年5月22日遇难的，在这一年的黄金周，他好不容易有半天休息，和我在一起吃早饭的时候，我是背对着电视，他是面对着电视在看，当时好像是放到了环境问题----沙尘暴的问题。我说你今年10月份就可以知道进什么公司了，等到你一毕业以后，我和老爸就准备回去了，你一个人在这里行不行。他说当然行了，但是回去以后，干些什么呢？问我们，我说是啊，回去干些什么呢。他就说现在不是沙尘暴吗，去内蒙种些树吧。

　　易解放： 我说种树好，要大批资金的，他就看着我傻眼了，他以为种树就种几棵。我说这么大的沙漠，要大量资金，不是一棵两棵就能解决问题的，当时就有点傻眼了，看着我眨巴眨巴眼睛，没响，后来过了半个月，走了。我始终觉得我儿子走，是为了留下这笔资金 来让我做这件事的还是怎么样。

　　终日以泪洗面的易解放似乎重新找到了生活的目标，她几乎不假思索地辞去了职位已经很高的工作，和丈夫一起成立了一个名叫“绿色生命”的公益组织，而睿哲留下的生命保险金就作为他们的第一笔启动资金

　　易解放：所以我就想为了孩子，能够得到一点安慰。我想能不能把他生前的一些愿望，去实现一下的话，可能对他是一个最好的安慰，因为他留下了这么大一笔资产，我们又不舍得用，又不忍心用，用在什么地方，环境问题又是这么差，所以我就去搞了一片生态林。

　　2003年，易解放夫妇来到了内蒙古科尔沁的，从通辽到呼和浩特再到戈壁然后是鄂尔多斯，望不到边际的沙漠让她下定决心全身心地投入这项环保事业。通过艰辛的考察，易解放决定在库伦其援建一万亩生态林，要种110万棵树，需要花200多万人民币。

　　骆新：您当时存有这么一大笔钱。

　　易解放：不是，这个公益事业，到后来我才渐渐懂得，不是有了钱再去做的，都是靠我们平时求爹爹告奶奶，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所以我到现在，到今年的3月31日，我们前五年的经济结算，我们筹集来的款子100%都植了树。运作资金什么地方来，活动经费什么地方来，打电话要电话费，传真要传真费，电信要电信费，而且我在日本之间来来回回，内蒙古之间来来回回，还要上海各地跑，都要经费的，什么地方都是资金，全部都是自己掏，每年都要有十多万人民币的支出。

　　骆新：可是您刚才还说了一句话，您说您和您先生为了搞基金会，为了搞种树，希望工程，您二位全都辞职了。

　　易解放：全都辞职，不辞没法干，就是辞了职，我现在都是日日夜夜的。

　　骆新：你要掏十几万元钱活动经费。

　　易解放：从我儿子留下来的生命保险金，包括我们的积蓄，包括我们还把浦东的一套房子卖了在维持这个运作资金。

　　内蒙古科尔沁，被称作“800旱海”的不毛之地，易解放决心将它变为一片绿色的树林，她的目标是“在严重沙化的内蒙古草原用10年时间种植110万棵树，用20年的时间来护，20年后全部捐给当地村民”。而2004年4月22日种下第一棵树的场景令她至今难忘30。

　　易解放：场面非常壮观的，有马车十几辆，有拉车的大水桶，打了井，到井那里把水抽出来，然后有200多个学生，几个学校的高中生初中生都来参加植树，整个从山头望下去，黑压压的一片人，他们从家里拿来面盆水桶，来接水，种完树一棵一棵浇，第一批树种下去非常艰难，种好了以后，这个精神感动了上帝，三天以后，在七天之内就下了一场大雨。

　　骆新：您要种这些树的话，您本身要去看吗？

　　易解放：我去看，每年去三次，春天去种，夏天去检查，秋天去检查。

　　天从人愿，在易解放夫妇的努力下，第一批小树苗的存活率达到了百分之七十以上，这在库伦其已经沙化的土地上显得尤为珍贵。

　　骆新：种树很辛苦。

　　易解放：非常辛苦。就是从这里赶到基地，要经过几道关，首先如果坐飞机的话，要坐到北京，然后转机，要么到沈阳，到了沈阳以后要坐五个多小时的巴士，才能到镇住下来，然后第二天从镇到基地，路上还要两个小时，路不是很平的，都是这样的，坑坑洼洼的，然后到了路边以后，也进不去，还要由马车或者吉普车把我们开到沙漠里面去，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还得走，进去以后，到了沙漠边的路，然后我们的树苗都是只能卸在那里，我们用自己的肩膀扛，用手捧。

　　骆新：这工作您可以不用做，您只要雇个人就能做。

　　易解放：雇个人是能做，但是我带大家去做，我自己不种的话，不起表率作用行吗？60岁的人了，我还是得自己种，和他们一起种。

　　树苗的成活很快带动了生态，飘忽不定的草籽在树苗周围找到了扎根的地方，青草渐渐爬上了沙地，竟然将它完全覆盖。满眼的绿色让易解放有一种无穷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