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异乡 女儿辍学

　　快过年的时候，肖敬明想回老家，却接到家里人的电话，说龙守莹的同伙正四处打听他的下落，千万不能回家。

　　这个春节，肖敬明一家只能在外漂泊。他身上的钱很快用完了，在北京又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打点零工，根本养活不了一家老小。他很想回家，至少家里还有几亩地，不会饿死，谁知竟是有家难回。

　　肖敬明尝试着想做点小生意，但几次也都失败了。

　　女儿还等着上学，儿子嗷嗷待哺，肖敬明真是要被逼疯了。无奈之下，他只好打电话向办案的民警王必成求助。肖敬明说，王必成曾到北京来看过他，对他们目前的艰难处境也很同情。

　　“他说要给我几千元钱，让我在北京做点小生意。我跟他说，我当初为你们作证不是为了钱，我什么也不图，只是想尽一个公民的义务。当时我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希望能为我保密，结果他们没做到，害得我们一家四处逃亡，现在我只想能够回到原来平静的生活中。”

　　王必成又建议肖敬明回老家，他们跟当地公安局说一声，保护他们的安全。“我不敢再冒险了，他们能保护得了我一时，不能保护我一世。”

　　最后王必成塞给肖敬明300元钱，让他给孩子买点吃的。而这对解决肖敬明一家的境遇，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人们都说我，这是何苦呢？当初干嘛非得去作证，又没什么好处，原本一家人在宁波过得安安稳稳，如今颠沛流离不算，还整天提心吊胆。可谁又能想得到，政府部门会说话不算话啊！”肖敬明不止一次地自责，他甚至想，当时他要不是在现场就好了，或者是个聋子瞎子，没有目睹那场凶杀案该多好啊。

　　肖敬明觉得最对不起的是他10岁的女儿。当时，女儿已经上二年级了，学习成绩很好，“年年得奖状”，他们走时都没来得及和学校说一声。结果这一走，很长一段时间让孩子没地儿上学。后来，他们只得将他托付给打工的妹妹，“谁舍得孩子离开父母，但没办法啊，那些人是认识我女儿的，万一落到他们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啊！”

　　骨肉分离的痛苦肖敬明还可忍受，但他不能忍受孩子没学上，耽误一辈子的前程。刚开始，肖敬明的女儿跟着姑姑在附近的学校借读，但不久姑姑一家搬了家，那里的学校说必须要有户口，或者父母在这里居住才可以入学。

　　看着女儿辍学在家，肖敬明有种说不出的痛。“为什么当一个尽职的公民，就得当一个失职的父亲？我不能拖累孩子呀！”电话那头，肖敬明泣不成声。

　　8月30日，记者接到肖敬明发来的短信：“我女儿又停学在家了，我妹妹也没有办法，实在找不到学校，我只有把她带回我身边。但我连去北京接女儿的车费都没有，只好麻烦妹妹把她送回我身边和我一起流浪。我真的很后悔当初给公安机关提供凶杀案的线索，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原来平静的日子。我多想我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样好好活下去，好好上学啊！”

　　谁来保护作证人？

　　肖敬明协助警方破获凶杀案，结果却惹祸上身，这到底是谁的错？

　　宁波市公安局江北分局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公安机关希望在判决书中不要出现证人的名字，但法院认为，作为主要证人，其姓名不能用化名或者隐去，否则难以体现司法公正。

　　记者致电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当时负责审理此案的法官钟培红告诉记者，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必须有实名举证，他们也是按规定办事。

　　法院的说法也不是没有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但证人的安全该如何保护？《刑事诉讼法》虽然也有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怎样保障？如何保障？实践中无法操作。

　　“目前我国的证人保护制度可以说是形同虚设，属于法律空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外的证人保护制度非常成熟，美国、新加坡、德国等国家都有单独的证人保护法。除了这些单独的立法以外，很多国家的诉讼法，都有关于证人保护的规定。除了这些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之外，很多国家还有专门的证人保护计划，还有很多国家，比如美国、澳大利亚，有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而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证人保护法律，散见于一些法律中的原则性规定事实上很难对证人起到保护作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监察厅副厅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证据学研究所所长何家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都有责任保护证人，但对职权规定不明确，所以实践中就有可能出现相互推诿，往往造成谁都该管而谁都没管。出现证人、举报人受到打击报复时，他们也可能互相推诿。“证人保护不应该只是一个原则性规定，没有措施和程序方面的具体规定，就很难实施。比如证人和举报人需要保护，但通过什么程序启动这个保护？是证人作证、举报人举报后自动启动，还是当我遇到了威胁有机关来管？这类程序有待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