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腾不息的流动人口为艺术家提供了足够的想象空间，艺术家也用这个主题表达对社会、对人以及对自我的看法。在历届上海双年展中，这一次艺术家与老百姓走得最近，与历史也走得最近。

　　撰稿·沈嘉禄(主笔)

　　我们都是“快城”中的“快客”

　　今年上海双年展的主题是“快城快客”，从文字学的层面来考察这个主题的话，是有毛病的，但主题在上半年一经公开就引起广泛的关注，叫好声也不绝于耳，因为公众看到了一贯孤傲的艺术家终于放下身段，以一次艺术派对的方式关注起社会现实，特别是关注到了为生活奔走着的人们。所谓“快城”、“快客”，有望为城市生活引入全新的语义并流传下去，就像过去文学层面的“后街”、“迷城”、“闪客”。

　　上海双年展艺术委员会主任许江教授在解释这个主题时一再强调：“快城快客”展现了一个在飞速发展的城市中人群迅速移动的意象。它的“快”和庞大，令人激动万分又有隐约的不安。和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中国的人口迁移无关种族、难民潮或者战争后遗症，它是中国巨大的建设浪潮和令人目眩的经济成就背后的组成部分。中国社会和经济正发生着巨大的变迁，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小城市流向大都市，以寻求发展机会。中国正飞速地从农业化的社会转向工业化、信息化的社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而具体到上海，这个城市本身的历史文脉又给这个主题增加了内涵——它的殖民背景、经济龙头地位和国际化抱负等等。

　　许江还说：迁移体现了一种从过客到主体身份确认并最终获得文化认同的过程。并强调“紧紧扣住上海这个城市母体，演练现代城市的各种问题”。

　　这个主题让人想起2004年第三届柏林双年展的第一主题“迁移”，还有去年威尼斯双年展上比莉安娜策划的外围展“迁徙嗜好者”。由此可见，“迁移”已经成为在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一个无比重要的问题。去年，世界城市人口的总数已经突破了世界总人口数的50%，一个城市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它所衍生出来的文化、身份和政治、经济的话题，包罗万象。本届上海双年展因此比前几届显得更加主动地介入了社会现实。

　　火车为何驶进美术馆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由此引申开去，也许可以说艺术之树长青。这从上海美术馆门外不大的场地上可以得到证明。这里在双年展开幕前半个月就铺起一条锈迹很厚的铁轨，8月27日深夜，一件庞大的作品通过沪杭高速公路进入上海市区，然后被缓缓吊装到上面：一节火车头加一个煤箱，再拖一节车厢。它们的长度为45米。

　　但是列车象征的历史长度远远不止于此。它从19世纪驶到我们面前。自上海至吴淞铺起中国第一条铁轨开始，我们对于城市的记忆就离不开火车。即使界定在最近的四十年，它也承载了太多的悲欢离合，沮丧与希望。这一次，井士剑将这件大体量作品命名为《移城》，就锁定了这个时段。它的背景就是上世纪60年代的上山下乡，火车来回奔驶，足以移走一座城市。“出城”、“入城”的往返，使一代人快速成熟，也过早地承担起历史的使命。后来他们发现，这一切都围绕着一个误会展开，此时，青春已经像小鸟一样飞走了。

　　也因为如此，观众对它的感受是迥然不同的，中年以上、特别是知青出身的人对此唏嘘不已，而他们的下一代，可能一脸茫然。

　　站台上大红横幅拉起，近千名知青在欢快的锣鼓和口号声中上了列车，亲人在站台上千叮咛万嘱咐，或执手无语，突然一声汽笛响起，列车向前咯噔一下，哭声顿时惊天动地。

　　这一幕，都凝结在这件名为《移城》的作品中了。蒸汽机车表示了远逝的年代，车厢里还将布置知青们当年的生活用品和劳动工具，还有许多旧照片。那是青春梦境的碎片。艺术家希望观众通过对这件作品的多种解读来思考当下各种文化现象的更迭、突破与回流。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对中国历史进行回望的这位艺术家居然是日本人。

　　“快客”们的自嘲

　　艺术家们也许觉得严肃的命题也可以用娱乐化的手段来完成，于是就有了尹秀珍的《飞行器计划》。这件装置的主体是一架仿制的波音747客机，它的翅膀分别由一辆手扶拖拉机和一辆桑塔纳轿车构成，在机舱中央还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观众可以像在敞篷轿车里面那样将身子伸出来俯瞰展厅。机舱四周也会塞满展品，以期引起观众对城乡人口在改革开放大潮下，各种流动方式和路径的解读。同样充满娱乐精神的是陈志光的《迁徙时代》，160只用不锈钢材料制成的蚂蚁将会爬上美术馆的墙面，在阳光下散发着刺目的银光。另外还有数只身长超过1米的蚂蚁行走在主楼下面，它光滑的身躯反射着南京路光怪陆离的建筑与匆匆行走的人群，观众很容易从作品本身映射出自身的存在价值。来自台湾的林铨居是一直以水稻种植表达自己观点的艺术家，这次也不例外，他在美术馆外面12个花坛上种上了水稻，在长达70天的展期里，观众可以看到水稻在城市中心慢慢成熟，或许还能迎来收割。艺术家借此反对过度的城市化，并暗示美术馆这个都市中心以前就是一片稻田。

　　有些作品相当直接地挑起观众的神经，比如王庆松的作品《行李》，以青铜彩绘材料制作了数十个行李箱，它们涵盖了新中国建立后流动人口各个高潮期的各种随身运载工具，有帆布的，人造革的，也有塑料的，有些看上去相当破旧。但每个观众都可以从它们身上找到自己的“朋友”，并强化自身曾经作为“快客”的身份认同。至于青铜材料，不仅是获得一种质感，还想提醒观众：历史是沉重的。

　　自嘲发力最狠的是岳敏君，这位在国际艺术市场频频创下拍卖纪录的画家这次玩起了雕塑，他将41头恐龙搬到美术馆二楼展厅，这里有三个艺术家的个展，题为《迁徙家园》。记者走进二楼展厅时，被一股浓烈的气味熏得差点后退，工人们正在焊接、打磨恐龙庞大的躯体，最大的一头恐龙大概要超过20米。那些绘了彩的恐龙，躯体扭曲、顶起，但头部是岳氏招牌的人头，一脸傻笑的样子没变。

　　“2008艺术罗盘”希望扩大影响

　　本届双年展涵盖了来自世界21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他们拿出了61组参展作品和方案。展览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欲望广场”，约有20位艺术家将会围绕着人民广场这个对象和它所揭示的某些信息创作作品。按总策展人张晴的说法，人民广场更是中国当今社会的缩影。城市的空间分布总是依据欲望法则，这里是城市重要的标志性公共空间，也是百年上海社会、文化、经济以及各种力量流转、交汇的首要场所。“快客”在这里聚散，最能体现“快城”的性质。第二部分是“迁徙家园”，集中展示三位正处于事业顶峰艺术家的作品，包括刚才介绍过的岳敏君。本次展览挑选艺术家的标准是，他们对人口流动及相关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要有深入广泛的思考，这一主题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要有鲜明的体现。第三部分是“移居年代”，将放置约20名艺术家预先创作的作品，它们紧扣展览的主题，但运用非上海的素材。可以探讨南亚、欧洲或美洲等世界各地人口迁移融合的问题。另外，作为上海美术馆主体展览的延伸，双年展的第四个部分“记忆码头”将在机场、火车站、轮船码头、车站和地铁等公共空间展示。这些空间是人口流转的中心，是迁移的空间节点。在这些场所，将会采用互动性强、灵活流动的展示方式揭示人口迁徙的社会现实。

　　去年欧洲的四大艺术盛事——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德国卡塞尔文献展、德国敏斯特雕塑展和瑞士巴塞尔艺术博览会，采用了一体化的策略。上海双年展受此启发，继续与广州三年展、韩国双年展以及新加坡双年展联动，并加入了日本横滨三年展和澳大利亚悉尼双年展，一同构成亚太地区的五大艺术展览，形成所谓的“2008艺术罗盘”。-

　　我知道，一声呼唤是不够的

　　专访本届上海双年展总策展人张晴

　　艺术家更直接地切入社会深处，但不知移民或流动人口中至今还在为基本生存奔走的那部分人，对本届双年展会有何种反应。

　　撰稿·沈嘉禄(主笔)

　　记者：我注意到，不少媒体将双年展关注的群体界定为移民，但我认为所谓“快客”还应该包括流动人口，后者是更需要关注的群体。

　　张晴：我同意。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我查过资料，1843年开埠时，上海人口才20万左右，到了1949年达到540万，其中本地居民只有15%，流动人口占大多数啊。1958年实行户籍制度后，移民就不大可能了。但上海是中国经济发达城市，流动人口还是源源不断地涌入，出差、开会、包括非常时期的外调和串联等，上海的地域文化对全国有很大影响。人口学家预计，到2040年上海大都市圈的人口将达到一个亿。

　　记者：本届双年展比以前几届更关注社会，关注民生，这出于何种考虑？

　　张晴：自第一届威尼斯双年展开幕以来，全世界已经出现了120多个双年展，同质化的倾向相当严重，通常的双年展都会邀请庞大的艺术家队伍，艺术家的规模一般会达到或超过100人。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我们为了抵抗同质化趋势，策展人团队与参展艺术家花了不少心思。最后确定这个主题，除了上述意图，还希望呼唤更多的艺术家回到生活本身，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这也是时代的要求。

　　再说一个问题，欧洲的移民是国与国之间进行的，而在中国，移民是在城乡之间进行的，目前有超过两亿人涌向城市，速度非常惊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一个现象。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过程中，这个现象将越演越烈，由此产生的矛盾也不容小视。由此产生的失落、迷茫、激奋、愤恨、狂喜等，都会反映到文化与心理层面，影响城市的品质。

　　而且上海这座城市是不停流动的，外乡人涌入上海，上海人又冒险出国打工，寻求发展。本土文化在这三十年里发生了很大变化，融合、变异、兼容……现在连正宗的上海话，年轻一代的上海人也不怎么会说了。

　　记者：双年展确定这个主题，艺术家能在多大的程度上给予理解？

　　张晴：我们挑选的艺术家都是很优秀的。他们也是快客，甚至是飞来飞去的国际快客，那么他们对城市移民和流动性是有切身体会的。所以从作品本身看，就极具震撼力，并具有多义性和批判性。我们还请来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以人民广场为中心对城市的历史进行一番考察，他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从档案局、图书馆里查找资料，梳理历史，有些结论甚至挑战大学教授的研究成果。比如他们考察出，人民广场在一百年前的场景，曾经是稻田和芦花荡，还有一部分是坟场。

　　记者：“快城快客”这个主题在很大程度上以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为表现对象，但我们要警惕艺术家将他们当作道具。

　　张晴：我们在选择艺术家时是相当谨慎的。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这个情况，比如有某个画家杀了人，我们不能对所有画家都持怀疑态度。

　　记者：艺术家以当代艺术的形式切入现实、关注民生，那么绝大多数在上海这座移民城市为生活而艰辛工作的外来人口对这次展览会有何种感情反馈，你们想过没有？

　　张晴：在今天信息爆炸的时代，又在多元文化冲突的背景下，不能对一次艺术展事的影响力抱有过高的期待。但是我们在努力扩大影响，向社会表达关切。比如我们做了一大批黑板，拿到社区、工地以及外来人口集聚区，请他们写下自己与这座城市的故事，然后再拿到别的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展览。我们还有不少互动项目，也会主动与“快客”们进行善意的沟通。我们还将贾樟柯的作品《三峡好人》拿到现场来播放，更直接地关注移民问题。告诉你吧，我们有一件《干杯系列》的作品，放在展厅显著位置，画面上是一群收工后的民工，聚在简陋的工棚下一起喝酒。他们赤身露体，身上布满油垢污迹，形象不雅，但是他们为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他们有故乡，有思乡之情，但平时只能通过喝酒的方式怀念故乡与亲人，宣泄情绪。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双年展也许不感兴趣，但我们有责任亲近他们，关注他们。我知道，一声呼唤是不够的，但呼唤总比沉默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