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香港商人的18年

　　本刊记者/沈雁冰

　　提要：一个拥有显赫家世的商人，曾经生意如日中天，但商场如战场，他也遭遇“滑铁卢”，为维护自己权利，他变 卖家产，花光积蓄，从亿万富翁到一无所有。

　　一份仲裁裁决书，让他看到希望。14年执行不下来的案件，在多方协调之下，终于一朝和解。

　　本文背景：于逢泉，1942年6月出生于北京，20世纪70年代移民香港，在香港创办鑫盈泉企业有限公司(下 称鑫盈泉公司)，80年代末生意风声水起。

　　1989年，于逢泉与北京市东星技术进出口公司(下称东星公司)合作，由他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交东星公司 在国内加工成生铁，再由他转口韩国，从而赚取中间差价。后因两公司产生“来料加工合同纠纷”，生意急转直下。

　　1994年11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下达终局裁定，裁定东星公司支付给鑫盈泉公司911547.8 8美元。

　　东星公司未予履行裁定义务，1995年1月鑫盈泉公司向北京市一中院申请执行。但东星公司“暂无履行能力，又 无财产可供执行”，一直未能执行完毕。

　　2003年12月，东星公司被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执行申请人又提出追加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为被执行人。

　　2006年12月，北京市一中院执行庭对鑫盈泉公司要求追加被执行人东星公司开办人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为被 执行人的申请，召开公开听证会。

　　2008年6月29日，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一中院的多方协调下，终于使执行案件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 协议。

　　鑫盈泉公司主动撤回了执行申请，一起横跨14年的执行案件，至此圆满解决。

　　此间18年，鑫盈泉公司的当家人于逢泉，经历大起大落，生活的“酸甜苦辣”，样样俱全。

　　显赫家世

　　1942年6月13日，于逢泉出生于京城的一户商业世家，在家6个孩子中排行老四。父亲拥有北京的多个商号， 长字头和福字头商号都属于于家。在当时的京城可称得上是声名显赫的资本家。

　　北京粮号主营食品酿造，供应粮食、酱油、老抽、生抽、醋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物品，甚至于家还供应当时的军 粮。

　　那时候，于家是北京粮油界第一个引进高科技电磨的，在京城属头一号。曾经著名的老字号“虎牌酱油”也是于家生 产，其时远销全国，光配套送货的马车就有好几套。

　　说起这些，于逢泉如数家珍，直赞父亲，“有眼光，有经商头脑”。但到现在，于逢泉是全家唯一经商的生意人。

　　解放后，到1956年随着资本主义改造，公私合营等政策的出台，“财产充公，彻底脱离资本主义”，于家逐渐开 始败落。当时“财产交完了，还欣喜若狂”。

　　60年代，于逢泉被分配到中科院生物学实验中心工作。改革开放初期，1979年7月，于逢泉去了香港，开始“ 学徒工”的生活，后来逐渐开始做起自己的生意。

　　创业初始

　　初到香港，于逢泉从打工开始，从事过运输工、装卸工、清洁工、技师等散工。

　　后来，于逢泉在一家奥地利企业集团里任驻中国的全权代表，他在一个石家庄高档润滑脂厂的投标中中标，也得到了 丰厚回报，积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贸易让于逢泉尝到了甜头，于是他开始瞄准市场，试图独闯生意场。那时，兔毛在国际市场非常热，但在国内真正开 始做的并不多。于瞅准了机会，从河南郑州兔毛做起，成为香港第一个做兔毛生意的人。后来发现“兔毛掺假了，掺白糖水， 掺沙子，我就放弃不做了”。

　　于逢泉开始转行做粮食、饲料、大米、高粱等贸易，再后来他又改行做起了成套设备的出口生意。此间，于成立了自 己的国际贸易公司——鑫盈泉企业有限公司。

　　当时，于逢泉从成都召开的一个成套设备会议上得到一个消息，中国将在孟加拉国援建一个30万吨的水泥厂，他又 盯上了这个商机，做起了成套设备输出生意。当孟加拉国政策转向的时候，于又及时退出。

　　“这是对外贸易的一大转折”，此后，于逢泉生意越做越大，做起了五金矿产贸易，钢铁、生铁、废钢的出口贸易。

　　时隔三十年，于逢泉回忆起那段岁月，依然神情激动，“那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那一批人是‘第一批敢死队’，为 国家赚取外汇”。

　　辉煌顶峰

　　于逢泉的五金矿产贸易主要面向东南亚国家，当时的韩国是他的主要贸易伙伴，因此他也与韩国政商两界建立了良好 的关系。甚至他与当时韩国总理的弟弟也有合作关系。

　　1990年亚运会在北京举办，国家采取“亚运外交政策”，“严格以亚运名义接受外国赞助”。此前借助于逢泉和 韩国的政商关系，于为亚运会引进了诸多韩国赞助，包括技术、投资、亚运器材设备等，同时他也是亚运会汽车设备的经办者 ，引进了现代、大宇、双龙等韩国汽车品牌。

　　当时，中韩还没有建交，但于逢泉联合韩国企业真露集团合资开了亚运村第一家外资企业——一家韩国饭店。

　　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中国和韩国建交的关键时期，于逢泉自然而然充当了商界桥梁的角色。直到1992年中 韩正式建交。让他回味的是，1988年他成为韩国汉城奥运会的嘉宾。

　　现在回忆起这些往事，于逢泉依然感到自豪，“这个角色，我很喜欢”。

　　那段时间，于逢泉是一个让人艳羡的成功商人，游走于政商两界。

　　他的企业赞助了北京市的一些文体活动，诸如模特大赛、网球比赛等。他拥有北京市第一辆豪华林肯加长轿车，在香 港名流云集的半山拥有豪宅。

　　遭遇“滑铁卢”

　　1989年时，于逢泉与东星公司合作，由他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交东星公司在国内加工成生铁，再由他转口韩 国，从而赚取中间差价。这样的生意模式称为“两头在外，来料加工”。

　　来料加工生意维系了不到一年，东星公司违约，使得于逢泉无法履行对韩国的供货合约，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铁矿石又 在港口堆积如山。

　　此前，于逢泉已与韩国签订了三年供应生铁合同，与香港船运公司签订了两年船期。

　　因为和东星公司的合约纠纷，致使于的整个生意链断裂。“运矿砂的船只在黄浦港一停就停了半年，要交停泊费，还 要交两头的违约费”，这样的状况存续了一年，链条一个个断了，万般无奈之下，于逢泉感到天崩地裂，毅然采取了“断臂行 动”，“到最后，港口的30万吨货，除掉各种费用，只有10万吨是我的了”。

　　无疑，这一次的“纠纷”对于逢泉打击非常大，“兵败如山倒”，他的商业帝国轰然倒塌。

　　1992年，于逢泉正式起诉。1994年11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下达终局裁定，裁定东星公司支付 给鑫盈泉公司911547.88美元。

　　穷困潦倒

　　尽管裁定赢了，但东星公司“暂无履行能力，又无财产可供执行”，钱款一直未能执行完毕。

　　祸不单行，妻子也跟他离婚了，带走儿子到英国生活。生意也每况愈下，于逢泉开始变卖财产，给大家发工资。曾经 他在光明饭店有6层的办公楼，逐渐变成5层、4层、3层，后来只有4层的一间3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最后也被扫地出门 。北京的公司也关掉了，于自嘲那是“工人失业，老板下岗”。

　　有一段时间，于逢泉看中了昌平的60亩地，引进国外一著名珠宝公司合作生产珠宝首饰，但因为钱款没到位而搁浅 。当时地价8万一亩，后来涨到20万一亩，“投资计划泡汤了”。

　　最窘困的时候，入不敷出，靠亲朋好友的资助。后来于逢泉租住在北京的一间小屋，每月1550元的房租也付不起 。有时候就吃酱油饭过日子。一位老同学来看他，哭了，“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啊”。

　　但是追讨执行款还得继续，又没钱雇佣律师。2006年8月，于逢泉通过朋友认识了律师舒杰，双方签订了风险代 理合同，约定以本金部分30%，利息及赔偿部分按50%支付代理费。

　　舒杰说，当时看到于逢泉确实很困顿，租住处也没有什么象样的东西，他不可能支付给任何费用，但了解到他曾为国 家为亚运做了很多事情，感到应该施以援手帮助他，于是双方签订了风险代理协议。签订协议的当天晚上，舒杰就支付了1万 元给于逢泉当生活费。

　　于逢泉告诉记者，这样穷困的生活一直持续了五六年，“如果没有人帮助，就闭眼跳楼了”。

　　从头开始

　　2008年6月29日，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一中院的多方协调下，终于使执行案件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 协议。于逢泉拿到了总计692万余元的执行款，于是撤回了执行申请，一起横跨14年的执行案件，至此圆满解决。

　　此间18年，于逢泉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他曾经给自己拟了一副对联，上联：大起大落，方显英雄本色，下联： 有灾有难，才有晚年康乐，横批：我就是我。

　　对于这笔迟来的款项，现年62岁的于逢泉告诉记者，因为先前债台高筑，偿还后，已按风险代理合同支付了部分律 师费并归还了律师垫付的15万元开支。他说，将用所剩无几的钱款重操旧业，继续经商。

　　8月4日，于逢泉“去美国散散心”，观看妹妹于凤鸣执教的知名华人网球选手袁梦的一场网球公开赛。8月底9月 初将回北京，继续他的二次创业梦。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8年9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