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利德·扎卡利亚(美《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译陈向阳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常常因为夸大危险而导致战略失误。

　　奥巴马(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和麦凯恩(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方面，有着根本的差异 。要想最大程度地捕捉到这一点，我们不妨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究竟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从来没有哪位候选人问过这 个问题，我也怀疑他们会坦白地回答这个问题。从他们的著述和演讲来看，我猜想他们可能会这样回答。

　　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世界里，麦凯恩将这样回答。在他眼中，伊斯兰极端主义是本世纪内一项超乎寻常的挑战 。受到相关国家资助和支持的圣战分子则是美国的最大威胁。至于俄格冲突，麦凯恩将其视作“冷战结束以来第一次遭遇的严 重危机”。在这样的世界里，美国的角色就应该是毫不手软地动用自己的硬实力，打击邪恶、传播自由和战胜敌人，否则美国 将在21世纪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奥巴马对世界的认知则要乐观得多。危险诚然存在，但并非四面楚歌。在奥巴马的演讲中，他对基地组织的提及要远 多于伊斯兰极端主义。冷战期间的美国城市面临数千枚苏联导弹的威胁。与此相比，奥巴马认为美国现在所面临的威胁要小得 多。在奥巴马看来，美国的任务在于恢复其军事优势，打击基地组织和遏制伊朗之类的“流氓政权”。但也要保持冷静，因为 过分夸大危险，往往会自我造就新的问题和危机。

　　双方对于世界的看法，都有真实的地方。但在我看来，奥巴马的描述更接近于真实——大多数美国政治家都会承认这 一点。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异常和平的时期里。据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近20年以来，在战争中丧生的人数显著下 降，要比20世纪后半期的任何时候都要低。而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的一项研究也发现，自“9·11”以来，恐怖主义所 带来的人员伤亡也呈稳步下降趋势。这一点再明显不过了，在诸如印尼、伊拉克和巴基斯坦这样的穆斯林国家里，鲜有穆斯林 投票支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而向资本主义和民主投怀送抱的国家，则前所未有地多了起来。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常常因为夸大危险而导致战略失误。在上世纪50年代，保守派认为艾森 豪威尔总统对苏联奉行缓和政策而罪不可恕，因为他主张遏制苏联，而非击退共产主义。1960年，在肯尼迪与尼克松的竞 选辩论时，他对美苏在导弹方面差距的夸大无疑是危人耸听(实际上，当时美国有将近20000枚导弹，而苏联还不到2000 枚)。70年代的美国人则见证了这样一种疯狂的论点，即苏联将在军事方面超越美国，而使整个欧洲“芬兰化”。当上世纪 80年代新保守主义者还在辩称苏联即将征服世界时，其实苏联正濒临全面崩溃的边缘。

　　冷战结束以后，同样的事情屡见不鲜。上世纪90年代时，考克斯(编者注：美众议院议员，曾任里根总统高级助理 律师)的报告曾宣称中国正在致力建造一支能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军事力量，但其所引用的数据很快就被证明是伪造的。接着就 是萨达姆·侯赛因，他被描述成美国即将面临的一个强有力的危险。实际上，我们在伊拉克遭遇的最大问题是它过于弱小，其 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功能完全紊乱。

　　对于超乎寻常的威胁和人类危险的描绘，无疑会增强美国人民的危机感；但这也必将扭曲美国的对外政策，世界和美 国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美国《新闻周刊》9月22日提前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