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19日，重庆市渝中区法院审理了一起奇特的受贿案：重庆市渝中区环卫二所原所长李大年利用职务之便，将多项工程发包给与其“称兄道弟”的老乡吴军，而吴军“知恩图报”，先后送给李大年近30万元的好处费。可事隔不久，吴军竟不顾先前的“情谊”，不仅要回了此前送给李大年的贿赂款，还让其倒贴出40万元作为“封口费”。

　　一个受贿不成反被敲诈，一个行贿失败遂起歹心。在这个黑色幽默故事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原因呢？

　　杨佳俞中轩/文

　　老乡变成“兄弟”，

　　踢开合伙人权钱共赢

　　李大年1971年出生在四川宜宾一个普通家庭里。2000年初，上过军校的他从部队转业后，分配到重庆市渝中区南纪门街道工作，成了一名让人羡慕的公务员。

　　然而，喜欢挑战的李大年对此并不满足。2004年底，李大年得知渝中区环卫局下属的霸联公司和永洁公司都要公开招录副总经理，他不顾亲友的反对，毅然放弃公务员的工作，参加了招录考试。最终，他以绝对优势被录取，并被任命为渝中区环卫局下属的霸联和永洁两家子公司的副总经理，主管两家公司的业务洽谈以及合同的签订。

　　2005年3月，李大年接到区环卫局通知，要对该区肖家湾附近的绿化卫生环境进行改造。尽管这是一个只有几十万元的小工程，很多知道点内部消息的人都前来找他。3月9日，环卫局一位干部介绍了一名叫陈明的人来找李大年，希望能签下这个工程。由于是上级部门工作人员介绍来的，李大年当即就把工程发包给了陈明。

　　合同签订的当天晚上，陈明请李大年出去吃饭，并将自己的合伙人吴军介绍给李大年认识。入席后，吴军一边主动给李大年敬酒，一边介绍自己是个四川人，这些年来一直在重庆讨工作混饭吃。李大年一听吴军居然是自己的老乡，加之吴军又把自己在重庆的打拼说得辛酸无比，心里顿时多出了一份怜悯和亲切。两人以老乡为名，一大杯接一大杯地喝了起来。喝到动情处，两人的话匣子也打开了，吴军信誓旦旦地称：“李哥，你能这样看得起我这个老乡，以后你要有啥事，只要我能做的，你只管吩咐就是；以后我们就是两个从四川来重庆奋斗的好兄弟。”这一来，他们甚至疏忽了身边的陈明。

　　饭后，陈明把吴军拉到一边商量后，又开车带着李大年来到一家洗浴中心，要了一个包间，3人又在一起喝茶斗地主。此间，吴军多次见李大年快要输牌时，不是故意出错牌，就是趁陈明不注意时，想方设法把自己手中的牌摊给李大年看。李大年心领神会，几乎次次反败为胜。正因为这样，李大年越战越酣，一个晚上下来，竟赢了陈明2000多元，赢了吴军30 00多元。第二天清晨临走，李大年趁陈明去车库开车时，悄悄地把钱退还给吴军。在他看来，这一夜的“战绩”，全靠吴军这个老乡的帮忙。

　　见李大年把钱递过来，吴军坚决用手挡住：“李哥，这可使不得！小弟既然是输给你了，就是心服口服，岂有愿赌不服输的道理。那小弟都成什么人了？以后我俩还能像兄弟一样坦诚交往吗？”寥寥几句话，让李大年更加觉得吴军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

　　接下来，吴军在与陈明合伙承建肖家湾的改造工程中，不是拿了设计图纸去虚心请教李大年，让其提出修改意见，就是一个又一个的电话打去，商量买什么样的材料，才能保证工程的质量。一次，吴军打电话同李大年商量购买冲水阀的事，李大年对他说：“兄弟，以后这样的小事你自己决定就好了。我又没说过你在材料上买次充好。”

　　“那可不行，这个工程要是出现了质量问题，我不是给你丢脸抹黑吗？”吴军在电话里说得情真意切，一定要李大年亲自作决定。这让李大年觉得，吴军和其他包工头相比，并不是只想从自己手里拿工程赚钱走人，而是还能为自己的工作多方考虑。为此，李大年对这个老乡又增加了不少好感。

　　2005年5月，李大年新买的一套房子交房后，原本想让老家的父亲来帮忙装修，可父亲临时有事走不开。吴军得知此事后，便主动请缨道：“李哥如果相信我的话，就把装修房子这事交给我做吧！”

　　李大年见吴军能主动出面帮自己，心里自是高兴，当即就把装修新房的事全权交给了这个老乡。

　　吴军为了对得起李大年的信任，找了市内几家顶级装潢设计公司，为其设计了几套装修方案，然后拿去让李大年和妻子选择。从房子开工那天起，吴军几乎每天都守在那里，监视指导工人们施工。不仅如此，他还利用手中的关系，以最便宜的价格，为李大年买到了最好的建筑装修材料，为李大年夫妇省下了一大笔装修费用。

　　一个多月后，一套装修得豪华富丽的新房交到了李大年手里。为了表示感谢，李大年和妻子在乔迁新居那天，专门请吴军去喝酒，席间，每当客人称赞他们的房子装得漂亮时，夫妇俩都无一例外地指着吴军说：“都是我们这位兄弟的功劳啊! ”

　　李大年住进新居后不久，吴军找到他说，因自己在肖家湾工程中坚持买最好的材料，使得工程没赚多少钱，与陈明闹起了矛盾。李大年正要安慰他几句，吴军却很轻松地说：“没事，大不了他以后接了工程不跟我合作，但我至少没给你抹黑啊！”

　　一时，李大年心里竟生出几分歉意：“放心，到时我想办法把手中的工程直接发包给你就是。”

　　“是吗？那真是太好了！与其跟他合作，还不如咱们兄弟俩合作，到时你什么都不用管，我会把20%的利润干股分给你的。”吴军按捺不住兴奋，在办公室一直等到李大年下班，一起出去喝酒，商量他们兄弟间以后的“共赢大计”。

　　升职欲终止“合作”，

　　承包商断财路心不甘

　　有了李大年的一句话，吴军便决定不再去讨好陈明了。对于李大年来说，通过与吴军上次的合作，加之其尽心尽力地帮自己装修新房，如今还许诺每个工程将分给自己20%的干股，他觉得吴军确实值得信任。

　　2005年6月初，渝中区环卫局经过详细的规划后，通知李大年所在的霸联公司，准备发包筹建东水门垃圾治理工程。这次，陈明又打着环卫局朋友的幌子，第一时间找到李大年，想继续承包工程。李大年先是爽快地答应了，说等相关文件全部报批下来，就通知陈明过来签合同。可后来他觉得就这样让陈明把合同签走了，是不是太容易了点，也不符合现在各行各业中的工程发包规矩，为此，他打电话叫来了吴军。

　　当吴军得知陈明又来揽工程时，觉得很是不服气：“他小子就凭一个朋友关系，什么血都不出，又想从你这把这么大一个工程拿走？”吴军的一句话，委实道出了李大年心中的不爽。见李大年不知该如何处理此事才好，吴军献计道：“你就不能回了陈明那个在环卫局的朋友，说局里有比他职位更高的人物的亲戚，已经从你这把工程拿走了？到时你就把这个工程给我做，兄弟我保证按先前说的给你一份干股。”

　　经吴军这么一点拨，李大年眼睛总算亮了起来。他当即给陈明在环卫局的朋友打电话，称局里一位领导的亲戚把东水门的工程承包走了。既然是局领导的亲戚把工程拿走了，对方自是没什么好说的。

　　这样，李大年把整个东水门垃圾治理工程发包给了吴军一人。大半年后，整个工程顺利通过了环卫局的验收。为此，吴军把工程款一取出来，就立即将20%的利润大红包交到了李大年手上。

　　面对吴军信守承诺送来这一大笔额外收入，李大年自是高兴，以后对吴军也没什么二话可说。此后，为了进一步搞好与李大年的关系，吴军便隔三差五地邀请他出去喝茶打牌，每次吴军和手下都故意让李大年从牌桌上或多或少赢上一笔钱。这让李大年更加坚定地认为，跟吴军这样义气的人合作，肯定不会少了自己应有的那份好处。既然能双方共赢，又何乐而不为？两人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私下里甚至以兄弟相称。为此，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李大年利用自己在环卫局下属霸联公司的职务之便，把大量的工程发包给吴军做，从中获得吴军分给的利润干股好处费28.5万元。

　　然而，让吴军没有想到的是，他和李大年这样的共赢合作很快就结束了。2006年9月，李大年接到通知，重庆市环卫局将成立固废集团，要求对下面所有区县的固废治理工程，不再由各区县环卫局的子公司负责，必须由固废集团对外统一公开招投标。眼看上级单位要收权了，李大年自是不敢再把眼下的工程继续发包给吴军。

　　此间，吴军仍经常约李大年出去喝茶打牌，试图打听有没有新的工程可以接过来做，但李大年却不再每次如约而至，而称自己有其他要紧事，或是身体不舒服拒绝与其见面。这些微妙的变化，令吴军感到蹊跷。他开始多方打听，李大年是不是把工程发包给了别的公司，以获取更多好处。凑巧的是，李大年为了表示自己发包工程对外的公平性，把近期审批的几项工程都一一发包给了几个比吴军更大的建筑公司。

　　吴军得知此事后，心里极其不痛快，并坚定地认为，李大年肯定是从那些公司捞到了更多的好处，否则没有理由不把工程给自己。

　　而此时，李大年眼看霸联和永洁公司以后没有多少可以操作的实权，自己的副经理职位到时也几乎成了个空衔，为了给自己今后找一条出路，在旁人的指点下，他参加了渝中区环卫局的干部招考。

　　在这期间，吴军几次来到李大年的办公室，试图继续找其商谈承包工程事宜。起初，李大年以最近没有项目审批下来，让他先回去等消息。可随着吴军越来越频繁的造访，他只得如实告知吴军市环卫局已成立固废集团，所有区县局的工程，都得由集团公司负责公开招投标后，才决定发放承包。尽管如此“解释”，吴军还是希望李大年可以帮助自己，在招投标中拿到新的工程，并继续许诺给予20%的好处费。

　　2006年10月，李大年再次顺利通过渝中区环卫局的招考，被任命到该局环卫二所当所长。

　　看到李大年从子公司跳到了局里，而且一下子做了所长，吴军认为，李大年的此番升迁，手中的权力更大了，一定得跟他把关系继续搞好，为自己弄到更多的工程。

　　“利益共同体”崩溃，

　　倒索“封口费”齐齐落网

　　李大年就职不到半个月，吴军就来到他的单位，希望能约他出去谈谈以后的“合作”，然而，李大年由于害怕与吴军继续“合作”影响仕途，就以有事为由，没让吴军到办公室见自己。然而，吴军并不死心，仍隔三岔五地去单位找李大年。

　　2006年11月3日，李大年担心吴军成天到单位来影响不好，答应晚上出去和他喝茶。双方落座后，吴军又是倒茶又是递烟，嘴里还左一个“哥”右一个“哥”地叫着，显得很殷勤。然而，李大年却告诉他，自己现在确实不再管工程的发包了，所以无能为力。为了从长计议，吴军让李大年先喝茶，合作的事以后再说。

　　碰了一鼻子灰后，吴军决定暂时不去找李大年，毕竟人家刚刚升官，肯定有很多顾虑。但一个月后，没有发财门路的吴军再次约了李大年出来，希望他能帮帮自己，哪怕是帮自己牵下线搭下桥，自己也会按照以前的利润比例报答他。李大年听了，显得很生气：“我们能不能不要带任何功利目的坐这喝茶。除了帮你拿工程，我还有资格坐在这里吗？”说完，李大年茶也没喝，就回家了。

　　以后，李大年凡听说吴军要来，都称自己不在；接到吴军的电话，也是匆匆称自己有事，就挂断了，这让很长一段时间没接到工程的吴军很窝火。一天，吴军干脆直接跑去把李大年堵在了办公室。李大年一气之下，叫了楼下的保安，把吴军“ 请”了出去。

　　回去之后，吴军对李大年的做法气愤到了极点，并且越想越生气，越气越觉得李大年不够哥儿们。但不管怎样，他还是希望李大年能帮自己继续弄些工程来做。

　　2006年12月7日晚上，吴军决定去李大年家里谈谈，可李大年并不让吴军来家里，自己来到小区楼下决定与其做最后的摊牌。见到吴军，李大年便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此前自己发包工程给吴军，还剩一批没有结款，自己就不要那20% 的干股了。为了不影响自己以后的前程，李大年让吴军以后别再来找他。

　　看着李大年离去的背影，吴军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录音笔，回放了刚才两人的对话录音，自言自语道：“李大年，这是你先不够意思的，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接下来，吴军开始四处收集、查找李大年受贿的其他证据。很快，他就收集到了李大年如下几条受贿事实：2005 年，李大年在订购环卫服装的过程中，利用其担任永洁公司副总经理一职，收受了重庆鸿雁服饰设计公司负责人曾某给予的好处费1万元；2005年和2006年，李大年在对外发包流动公厕工程和垃圾桶订购过程中，同样利用永洁公司副总经理一职，收受承建方程某给予的好处费13.3万元；不仅如此，李大年还在发包建设村公厕和茶亭北路公厕的改造工程中，利用担任霸联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之便，收受施工方张某夫妇给予的好处费2万元。

　　拿到这些证据后，吴军又找了一家打印店，把此前的录音和这些受贿数据刻成几张同样的光碟。有了这些东西后，吴军发现李大年从自己这里拿到的好处，实际上是最多的。为此，他决定要让李大年把从自己这里拿去的好处，全部“吐”出来。

　　2007年1月3日，吴军叫一个朋友把刻好的光碟带给了李大年。看了这份材料，李大年暴跳如雷，同时不由得流下了冷汗。作为局里重点培养的干部，他知道这份材料一旦送到纪检部门，自己就完蛋了！李大年着实没有想到，这个当初跟自己称兄道弟的吴军，竟背着自己玩阴的。可愤怒归愤怒，现在有重要的证据在人家手里，自己该忍还得忍着。经过一整夜的彻夜难眠后，第二天一大早李大年就主动约吴军出来进行谈判。吴军声称自己没别的意思，既然李大年不愿给自己弄工程了，那就把自己先前给他的28.5万元如数返还。为了息事宁人，李大年只好主动提出，凑个30万元的整数给吴军。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2007年3月，连续几个月都没接到工程的吴军，心里很急躁。虽然李大年已经把2 8.5万元好处费凑成30万元还给自己，但他还是觉得不甘心。最后，他决定再去一趟李大年那里，希望他知趣点与自己合作。当他把带去的光碟扔在李大年的办公桌上时，李大年惊怒了：“我说，你这人到底有完没有啊？”

　　“别着急，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请你通过你在环保局的关系，继续给我弄些工程。”吴军不紧不慢地说道：“放心，只要你肯帮我，我不但会严保秘密，还是会按照以前的约定，给你利润的20%好处费。”

　　听到这里，李大年急得直抓头。他知道，吴军要真把这事给捅了出去，自己不但工作不保，还得遭受牢狱之灾。过了好长时间，李大年才抬起头来，坦白地告诉吴军，以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确实拿不到任何工程，如果吴军实在不放过自己，就开个价，自己愿意给笔“封口费”。

　　说到“封口费”，吴军想到自己这些年来，为了从别人手里拿点工程，从来都是自己给别人好处费，还从没有人给过自己好处费。如今李大年提了出来，自己不要白不要。为此，他一兴奋，就让李大年给自己50万元，这事就算了结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两人以40万元成交。

　　面对40万元“封口费”，李大年刚“吐”出30万元受贿款，现在根本拿不出来这么多钱。实在没办法了，他只得以有急事为由找几个亲戚去借。一个星期后，他东拼西凑总算弄到了18万元，赶紧连夜把银行卡给吴军送了过去，担心要是有点怠慢，事情就会被捅出去。接过吴军的收据后，他又立刻立下保证，在10天之内再给吴军弄15万。这次，李大年几乎联系了自己所有的同学和朋友，每天从这家走到那家的去借钱。几乎每晚都要到深夜才回家，连个囫囵觉都睡不上，第二天又得急急赶去单位上班。他在几乎被逼得快要崩溃的情况下，总算如期把15万元凑齐了。

　　然而，剩下的7万元，李大年筹得就更艰辛了。由于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借遍了，他居然异想天开地找朋友的朋友去借，可是隔了这么一层关系，谁都不愿意把钱借给他。实在没法，他就以今后给别人介绍工程为条件，从以前一个在自己手里承包过工程的人处借了2万元，可还差5万元。最后，李大年去找到自己的前妻，给其下跪让她救救自己。最后李大年总算在一个月之内，把40万元“封口费”全部交到了吴军手中，而换来的却只是3张收条。

　　然而，李大年尽管把吴军摆平了，但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2007年11底，由于一些人从李大年那里再也捞不到工程了，对当初送给他的好处费耿耿于怀，就将其受贿一事举报到了渝中区纪委。面对纪委的调查，李大年很快承认了全部事实。

　　2008年8月19日，重庆市渝中区法院对李大年受贿44.9万元一案进行审理。法庭上，年轻的李大年流下了悔恨的眼泪，称自己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他说，自己受贿金额最大的一笔就是承包商吴军行贿的28万多元，这笔钱他是收得最“委屈”的，后来不仅全退了，自己还倒贴40万元“封口费”。同时他还称，自己和吴军别说是什么兄弟，连朋友都不是，并希望法庭能看在自己“揭发”他人犯罪的份上，能对自己从轻处理。不久，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根据李大年的供述，以行贿罪和敲诈罪将吴军批捕。

　　古人云：“以财交者，财尽而交绝；以权交者，权变而义断。”如今，面对“利益共同体”的崩溃，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