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万赔偿金袁鹏只愿赔偿10万

　　袁鹏所在的云南省第六建筑工程公司也成了昨天庭上的被告，六建公司方面认为，事发当时为晚上8时过了，已经不是工作时间了，而袁鹏开车与朋友喝酒，驾车回家的途中肇事也非职务行为，所以，六建公司不应当承担赔偿责。而任朱春丽和女儿的代理律师则认为，袁鹏是以家童肇事罪被起诉，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本案应属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行人没有过错的，应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而机动车一方应解释为车主和驾驶员，所以，作为车主的六建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另外，袁鹏和六建公司方面都对医药费、交通费、营养费的赔偿上提出异议。

　　在庭审最后，审判长询问原被告双方对于民事赔偿部分是否愿意进行调解，双方均表示愿意，但是，原告朱春丽和她的女儿的代理律师表示愿意就诉讼请求中要求的14万元赔偿金额进行调解，而被告袁鹏的代理律师表示被告只愿作出10万元左右的赔偿，由于双方就赔偿金额达不成一致，所以，法庭便不再进行调解，决定择日宣判。

　　袁鹏愿刑满释放赚钱赔偿

　　事发当晚，民警在昆明市玉川巷里找到了酒气熏天的袁鹏，他对醉酒后驾车肇事逃逸事实供认不讳。 酒醒后，袁鹏回忆了事情的全过程。他说，7月1日下午，他与另外四个人到西坝路一家狗肉火锅店吃火锅，52度的“鹤庆大麦酒”5个人喝了5瓶。饭后，袁鹏驾驶公司的桑塔纳，带着一位朋友回家。

　　袁鹏说，一路上他晕晕乎乎的，当他驾车通过一个红绿灯交叉口时，他知道他的车撞到了东西，至于撞到什么他记不起来了。“之后我记得我从车的后视镜看到有人向我的车跑过来，当时我就很害怕。我的车是停着的，我怕有人会打我，我就驾车重新起步驶离了现场。后来我把车停在什么地方，公安民警是怎么找到我的我都记不起来了。”

　　在庭审中，袁鹏一直安静地坐在被告席上，头深深地低着，当法官问他是否有异议时，他只是简单地说一句“没异议”后，又继续安静地坐着。中午休庭后，再次走进法庭，袁鹏就安静地站在被告席上，直到法官示意他可以坐下他才坐下。他听着，头越埋越深，庭审即将接受时，他站起来向法官表示，不管受害人要求赔偿多少，他愿意在自己刑满释放后，再赚钱赔偿给受害人。

　　杨轲然怕见车灯怕坐公交

　　身为交警的朱春丽说，自己见过的交通事故也不少，但是，像这样逆行驶上公交站台的案件是闻所未闻。在朱春丽看来，公交站台本来应该是个安全岛，站在公交站台上都能被车撞上真的是祸从天降，“那个我认为本应该是十分安全的公交站台，带给我和我的家庭双重的灾难，它改变了我的命运。”在法庭上朱春丽激动地说，她也在提醒自己尽量宽容，但是，她一想到自己将带着塌陷的9根肋骨和病残的身体走完自己的后半生，想到幼小的女儿也将带着巨大的心理阴影和变形的手臂，面对她刚刚开始的人生，她就无法抑制住心里的悲愤。“如果驾驶员醉酒后，就可以如此无视他人的生命和安全，那么老百姓哪有安全和平安可言？”一直在提醒自己宽容，朱春丽还是不能原谅袁鹏对自己和女儿，甚至自己整个家庭造成的伤害。

　　一提到女儿，朱春丽就红着眼睛说：“我对不起女儿。”朱春丽与女儿同时受伤，但是，因为朱春丽的伤势比较严重，9根肋骨骨折，刺穿肺部，所以，事发后家人一直都在忙着抢救朱春丽的事情，而忽略了右手粉碎性骨折的杨轲然。还在打着石膏，杨轲然就出院了，拆下石膏后，家人才发现杨轲然的手臂有些扭曲。所幸医生说，现在杨轲然年纪还小，时间长了扭曲会慢慢复原，但是，身为母亲的朱春丽还是非常担心。并且，杨轲然现在只要看到汽车灯光，就会害怕地抱着家人喊：“害怕，汽车辉撞我。”杨轲然现在过马路和坐公交车都不敢，朱春丽和家人担心孩子心理留下阴影，在杨轲然面前从来不敢提车祸的事情。

　　本报记者 于向春 熊波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