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成以上律师可代为联系私家侦探

　　公民生活中的民事纠纷，国家的侦查和诉讼机关一般不会介入，但是当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当事人往往没有相应的技术和能力开展调查，于是，这种需求便孕育出私家侦探，并在一些城市得到发展。得邦的分支机构曾经开设到了上海、昆明、义乌等城市。

　　在百度里搜索“成都私家侦探所”，可找到83,900篇相关网页，涉及侦探事务的公司有数十家，其中绝大部分公司的业务涉及婚外情取证。

　　记者在4天的走访中，以“帮助姑妈调查姑父婚外情”的名义，连续走进了多家律师事务所，八成以上的律师表示可以帮助记者联系私家侦探，以便拿到“确切”的婚外情证据。而且，律师们强调这些私家侦探都是长期合作的伙伴，信誉可以保证。

　　其实早在1993年，公安部就发布了《关于禁止开设“私家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民事事务调查所、安全事务调查所等私家侦探性质的民间机构。

　　作为对策，目前市面上的一些私家侦探所，大都借“信息咨询中心”、“专业调查中心”的名义，暗地进行调查取证。

　　有过法律工作经验的贺女士，就曾想和朋友开办私家侦探公司，因为她认为这个行业有巨大的市场，有丰厚的收益，压力也较小。

　　“私家侦探的压力有两方面，一是工商，二是公安。”贺女士直言不讳。

　　但这两方面在贺女士眼中又不算大的压力，因为工商部门的查处仅仅涉及营业范围，私家侦探的活动往往比较隐秘，工商部门不容易发现，就算发现，也不过是罚款、整改，而这与营业利润相比，微乎其微。

　　而来自公安部门的压力则更小。贺女士告诉记者，想合开私家侦探公司的发起人中，就有公安部门的朋友。“在有的私家侦探公司里，一部分私家侦探来自下海的公安侦查员，凭借这些人在公安部门的关系，再加上公司业务多是老百姓的私事，与公安部门不存在业务上的抵触，所以公安的监管很松。”

　　小梅也告诉记者，得邦有一些公安和法院系统的关系，“一位从法院退休的杨老师，一直都是得邦公司的‘军师’”。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的何毅律师表示，催生私家侦探市场的另一个原因来自法律。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除了医疗事故等特殊案件外，要想打赢官司，必须由原告举证。原告聘请私家侦探取得的证据，可能不具备合法性的要求，因而该证据可能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在现实中，被拍裸照者受害后往往不会报警，所以，裸照一类的音像资料证据往往能作为证据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证明婚姻中一方存在过失行为。

　　“证据合法性在理论与现实中的差距，也为私家侦探市场开辟了空间。”何毅说。

　　得邦善于利用媒体

　　调查中记者发现，收集婚外情证据只是私家侦探的工作领域之一。目前，私家侦探的市场还触及查账、产品打假、寻人寻物、催收账款等方面。

　　小梅告诉记者，得邦在经营的这4年时间里，上演过许多次“捉奸在床”的闹剧，许多受害者都因为怕丢面子而不报警。“虽然婚外情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但强行入室拍裸照这样的行为已经犯法了，就应该报警”。

　　我国刑法第245条规定，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面对隐私被侵犯，终于有受害者开始了反抗，刘女士的丈夫晓强就选择了报警，引发了得邦的崩盘。

　　成都市民王先生评价说，晓强是在撕破脸皮，以对付自己遭到的侵犯。“如果大家都这么做了，引起警方重视私家侦探这个群体，私家侦探的违法空间就会一步步缩小”。

　　采访中，记者还发现得邦善于利用媒体。

　　据小梅回忆，自从得邦打出“中国首家女子维权中心”的牌子后，吸引了意大利、法国、卡塔尔等国的媒体前来采访，本地的一些媒体更是频频光顾。

　　“每当有一个命运比较曲折的求助者出现时，得邦都会有专人负责通知媒体，记者采访时往往只关注求助者的悲惨经历，而忽视得邦的手段是否合法，这样就在无形中提升了得邦的形象。”小梅说，“记者对求助者的怜悯，也可能成为私家侦探利用的工具”。

　　私家侦探何去何从？何毅律师表示，社会有需求，这是私家侦探存在的理由。对于取证的合法性问题，需要整个行业进行探讨，未来有可能以专门的法定形式予以规范。她认为，私家侦探在解决了取证合法性的问题后，未来有可能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