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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
一年两度成为新闻人物,先是“伸手一抓”女学生,后是“揭发剽窃”被停职,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杨帆?
中国有没有希望,今晚很重要
第一次采访杨帆,是在2008年1月10日,那时“杨帆门”内人影穿梭,反复沟通后,我得到了一个群访的机会。
那晚的经历委实算不上愉快。我与某电视台的两位同行先到,同行请他坐在电脑前,拍了一些工作场景,然后又在客厅拍了几个空镜头,与他简单聊了一会后离开。次日,杨帆在博客上声明:XX台记者行为“不甚规范”。
群访开始前,他打开了自己的录音笔,“这是1月10号晚上,我在这一阶段最后一次见记者……”然后对着它挨个报出记者的姓名和单位。
然而群访并未真正开始——他牢牢控制了可被谈及的内容——事实上这更像是一次新闻发布会,他愿意说的只有两个话题:师生关系的底线与这一代年轻人的特点。这又分别构成了他与女生发生“肢体冲突”的理论背景与现实背景。
印象深刻的是他所言的“爆发力”。杨帆当然不缺爆发力,不论是在学术会议上,还是在路线之争上。友人说他性格耿直,旁人说他是个炸药包,“敌人”则不出意料地封他XX棍。那天晚上,他对爆发力做了具体而微的解释:
“男人可以拉女孩子胳膊吗,拉了,就叫肢体接触了,怎么着都是男的不对,(那么)你敢不敢?这是最深层次的爆发……我有悟性,我有理性,我也有爆发性,差一个也爆发不了。这不是师生冲突,因为她拒绝出示证件,又冲击我的课堂,我就是要维护师生关系的底线,如果这个底线受不住,中国师生关系就彻底崩溃了……我把她送到保卫处去了,底线就守住了。”
杨帆这般概括了他“伸手一抓”的“历史意义”,而他爆发的对象则是“2003年、2004年以后入学的大学生 ”。中国在2000年左右开始迅速普及网络,“这部分人就是高中时期、世界观形成期进入虚拟空间的,一个就是可以匿名发言,对自己的行为完全不负责任,第二个就是玩游戏,想灭谁就灭谁,想上哪儿就上哪儿……网络已经影响了这一代人,形成了他们潜规则的价值观。”
除了迅速将事件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杨帆还为我们点明了守住“可治理社会底线”的意义——关系到“中华民族要不要发展”,“民族特性要不要保持”。
所以,“1月10号,这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中国有没有希望,今天晚上很重要。”
58岁,没人要我了
1月10日这个日子的重要性尚未来得及显现,2008年已经迅速走入了由冰灾、圣火风波、大地震和奥运会接续而成的多事之秋,在这一年临近收尾时,我们又在重要版面上看到了杨帆。与上次不同的是,这回,他赢得了广泛的同情—— 因为举报同事剽窃,他被中国政法大学“捆绑式”停职了。
相同之处在于,杨帆迅速总结出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性:“捆绑处理有两个最大的害处,一个就说明学术腐败已经控制不住了,上行下效,以后再没有人(能制止),这是一个大滑坡,以后还会有更大的滑坡;第二点,这是法治社会的颠倒,这个典型事件要能成立的话,那你这个社会岂不是要先打击举报人了?那还了得吗?!”
相同之处还在于,事件再次触碰“底线”——这一回,是自由、公正等“普世价值”的底线。于是杨帆很是赞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包括他口中被自由派把持的媒体的支持,“不同的派别,在重大社会事件上可以联合起来,联手表态,维护一个底线,这个很重要。”
一年之内两次卷入热点新闻,杨帆显然更会和媒体打交道了。他很清楚维持曝光率并保持对校方施压的重要性,他对我开玩笑说,“到年底要不你们几个记者就弄一个‘杨帆年’出来?”我希望了解更多的杨帆,他的成长环境,他的个性养成,那个年代一系列大事件对他的影响,他向国家主义的转向,他作为“非主流经济学家”的被打压……不过在他看来,还不是时候,“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事情……”我们曾经约好不谈具体事件,现在,他说,解剖这个典型事件就够了。言下之意似乎是,麻雀身上藏有一切荒谬的根源。
当然,为了证明自己“不反对民主”和“让自由派更加佩服”,他也谈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在天津开发区的民主实验。“我上研究生时,屋里边有个同学就是搞政治学的,他没事儿老跟我说政治学,所以我还稍微懂点儿政治学……后来我去了天津,主要干的事儿就是反复跟领导说,要搞民主实验。”他主持设计了天津开发区民主评议会,评议会对管委会有质询权和弹劾权,“如果坚持下去,就是一块政治实验区”。
杨帆曾在一篇文章里批判经济学右翼,“这些人自我感觉太好了,有官、钱、外国人的支持,‘三座大山’都齐了,动不动就是‘改革需要牺牲一代人’,‘富人比穷人更讲信誉’,‘经济学没有道德’,‘腐败不是最优也是次优’,本来自己也是受苦人,何至如此?!……我看经济学右翼在中国长不了,因为他们和大多数人作对。”
这更像是一个预言,预示着他自己在“非主流”道路上狂飙突进,也预示着某种更深远的力量。2008年春夏,杨帆看见了一度令他不满的青年学生的团结演出,“他们这次有进步了,导向已经开始往好的方面走了。”
他是那么强势,不容辩驳,但你又必须承认,他不是一位只会骂人的“老左”。10月24日临近中午,阳光照进杨帆家的客厅,有一点热,他穿着一条秋裤,坐在沙发上继续批判法大校内要整他的人,我插话问他:没想过换个学校吗?
“58岁,没人要我了。”
官治校还是教授治校都腐败
人物周刊:你说这次事件是学术腐败和行政腐败的勾结,是否有证据?
杨帆:有那么几个人,主要是我们商学院的。现在只能说,金仁淑这个小集团,能量很大,也足以能够影响学校的决策了,要不学校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们?
人物周刊:所以张鸣说大学成了衙门。
杨帆:不仅是衙门,他说的衙门不确切。他是讲当官的,我说的这个是教授自己,教授治校也是腐败。
人物周刊:你不主张教授治校吗?
杨帆:谁上来都腐败,不管是官治校还是教授治校,要是学生治校更不得了,就是文化革命。
人物周刊:学术民主制。
杨帆:迷信程序,实际上程序也不合理,腐败控制了。
人物周刊:投票这个制度实际没发挥作用?
杨帆:发挥不了作用,因为腐败,就是说拉选票。关系好的,使劲保她,所以第一次才弄出一个5:5的投票来。如果实名制他就不敢这么投了。
人物周刊:到底是民主的问题,还是民主不够的问题?
杨帆:有一些制度是可以修改的,比如投票实名这个问题,改完就会好得多,加上舆论监督。你也可以说,民主自由还不够,但即使改进了,腐败还是有。美国就没有腐败吗?台湾就没有吗?所以就是说这个金仁淑是一个毒瘤。
人物周刊:你对中国学术腐败状况有一个判断:到极点了。
杨帆:极点就是我这个案子,在中国历史上,或者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有的),能够迫害我到这种程度,你说这些人厉害不厉害?
人物周刊:最终毁掉的是教育。
杨帆:已经差不多了。你这样的话,就没人搞学问了,没有人搞学问,学生就更管不了了。现在学生普遍就是抄,他们已经快不会写东西了,都是从网上一段一段抄,都抄习惯了。
人物周刊:但未来的老师也是要从学生中产生的。
杨帆:对,反正他这么搞的话,就是控制不住了,你不惩治老师,你怎么惩治学生?人物周刊:也确实有人在追问你举报的动机。
杨帆:根本就不能追问这个事儿,法治社会,不能追问动机,不能追问利益,也不能追问身份和前科。如果人人都问举报者动机,那就麻烦了。现在等于就是抓我的前科。只有一种情况应该问动机,就是反过来告举报你的人。
我骨子里还是民族主义的东西
人物周刊:这次舆论站在你这边。
杨帆:因为它构成对一个法治社会的破坏,就是向文革倒退,这也是对自由派的打击,所以这回自由派都站在我这边了,这个触及了他们自由的底线……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快地就结成了一个底线,这是好事,就是说中国理论界,在这一问题上,不能因为派别之争,打破基本底线。
人物周刊:你在一次发言里提过,说你作为学者,对腐败是相当宽容的,认为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代价。
杨帆:对,那是初期。对学术腐败也是,2003年教育部出了个学术规范文件,2003年之前的事儿也就算了。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一般意义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杨帆:从反专制来说,自由主义是有积极意义的,它保证了每一个个人最基本的权利,这是事实。自由主义有价值,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也都有价值,关键是在重大社会事件上,我们联手表一个态,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这个很重要。你怎么能说先停职后调查呢?这不就是侵犯人权了吗?所以人权这个概念,我是赞成的,我现在就在替自己维权。
人物周刊:我看过一些材料,你说过自己也曾经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杨帆:我本来就是爱国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后来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大家都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我(向国家主义者)回归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从小受到的教育,从小树立的观念,再有一个就是说社会变迁了,我对这种变迁的判断不一样。
人物周刊:对形势的判断不一样导致了分野。
杨帆: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不是主要矛盾,看法不一样,这个其实还是跟自己的经历有关,经历了那个年代,有的人就特别痛恨专制,但有的人就特别痛恨帝国主义。
自由主义者老觉得专制政权是最大的敌人,从反专制角度看,我就是觉得他们把问题看得太重了,因为专制的东西也不是都坏,它还有个国家利益在里边。
人物周刊:你说自由主义者继承了“五四”的传统,你呢?
杨帆:我就是从中国的孔子,从民族文化延续下来的。我还是比较中间的,还是孔子这种中庸的思想。我也承认有普世价值,但是要具体地谈,就是有一点特殊性。我骨子里还是这种民族主义的东西。
人物周刊:你在天津搞过民主实验。
杨帆:我当时放弃了3个北京户口,在塘沽待了4年。我放弃了很多东西,没有出国也没有下海赚钱,我一生放弃了许多发大财的机会,就是为民主自由而奋斗。我对总结改革开放是有发言权的。
包括这次对我的迫害,也是造就了我,成了新闻人物,我就具有了这个话语权,这就是靠自己的血路拼出来的。这不是说谁能够凭着有钱,或者凭着自己八面玲珑,或者多看一些书考几个学位就可以有的,每受尽折磨、历尽艰辛一次,就让你的人格提升一次。
人物周刊:你说自己是最穷的著名经济学家?
杨帆:对啊,从改革开放里边我没有捞取任何好处,但做的贡献,相比下来,那就很大了。所以,我现在有资格总结改革开放。你别以为你有哈佛大学文凭,海归一直在压我,这会儿美国金融危机,他们彻底完了。
人物周刊:那你们要“转正”了?
杨帆:也不是我自己说,很多人都说我们已经是主流了。我说我从来也不想争主流,是不是主流,用不着自己说,我就说我是非主流,说非主流比较主动,就是带批判性的。
人物周刊:这个主流就是被官方认可吧。
杨帆:不是官方,是被美国认可的,特别是在经济学里边。
人物周刊:你的那个爆发力怎么形成的?
杨帆:别人都不干,就我干了,这是个性造成的。
人物周刊:社会大众往往是通过一些新闻事件才认识一些学者的,你希望给公众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就是说杨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杨帆:就是我是说真话,有这一条就够了。
人物周刊:那会不会觉得不自由?
杨帆:自由也是去争取的。所以,我也是自由主义者,我怎么不是自由主义者呢?自由是自己争取来的,不是人家恩赐你的,你讲就是了,你整,你整不倒我,我的自由就属于我的,时间长了,他也就不管你了,也就承认现实了。我前几年反对XXX,谁把我怎么样了?都没有。时间长了,就会知道我还是挺忠于国家的。
人物周刊:多数时候你的观点可能和官方更加接近一点。
杨帆:那不一定,这是他们对我的误解。
人物周刊:最能体现你观点的书和文章,都能出版或者发表吗?
杨帆:差不多。但是,“反思改革”一直不被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