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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
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智囊,这些身份可以并行不悖,惟独与操盘手身份有些格格不入。
李剑阁回到了他阔别10年的证券界。今年7月,他正式“下海”担任中金公司董事长,在国务院批准的中央汇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金公司”)董事会改组方案中,李剑阁还出任汇金公司副董事长兼中金公司董事长。
这似乎意味着中国金融行业的朱镕基时代的回归。高西庆、楼继伟、李剑阁等新老朋友欢聚一堂,曾经担任朱镕基秘书的身份让李剑阁格外引人关注,中金公司的执行长是朱镕基之子朱云来,这些呼吸相近者共同担当起中国外汇保值增值、中国金融行业做大做强的重任。
中国转型期孕育的一代金融家有共同的特点:参与过国家转型期重要经济政策的制订,与国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接触,有学者兼官员的身份,但大多欠缺金融领域的实战经验。了解央行行长周小川、楼继伟的履历,大致能推测出李剑阁的履历。
激进市场派与协调改革论者
纵观李剑阁的论述,可以看得出这是一位坚定的市场派人士,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功臣,对几年前市场化之争的辩护,是这个亲历者对于过往历史的维护。
他对诋毁市场化改革的言论深恶痛绝。在2006年3月的一次演讲中,他呼吁“公平对待市场化”,痛斥“最近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自1992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分歧”。
“我们听到了久违的否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批评意见,甚至是攻击性、诋毁性的意见。这些意见,有些是以在传统教科书中寻章摘句的形式来否定改革的;有些则是针对改革的某些不足之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达到从根本上否定改革的目的。看起来,有的批评是针对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但矛头所及明显是冲着改革方向去的。虽然,我认为这种声音肯定改变不了中国改革的方向,动摇不了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但是由于这些声音进行了传统理论的包装,并且加上了某些愤世嫉俗的色彩,因此其冲击力和破坏性也不可低估。可以说,目前中国经济学界正面临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重大的挑战。”
此外,他对于产业政策与资本市场的评估,无不与市场和政府的职能结合在一起。
但比起师长吴敬琏来,李剑阁的非法制化的权贵资本主义忧思不够深烈,这也许囿于其顺风顺水的官员身份,与吴敬琏的学者身份、在野之身的直言无忌无法相提并论。
2005年1月,直言的体制内经济学家李剑阁关于收入差距的言论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他表示“很多经济学家过分渲染了中国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应该把政策的重点放在打击非法收入和关注少数生活有困难的弱势群体上”,原因是“ 如果是合法经营或者勤劳致富的收入,现在不可能也不应该拉平。如果把注意力或者舆论过度放在贫富差距上,反而给自己套上了枷锁,因为这个问题现阶段是无法解决的”。话说对了一半,但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智囊身份,发此言论,则被视为漠视社会不公的冷血之言,实际上,当时要求社会三公,正是因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倾向使改革之路偏离了轨道。
总体而言,这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深受计划体制之苦的学者,既是市场派人士,由于其改革亲历者甚至设计参与者的身份,又使他们不会提出激进的改革计划,而以整体协调为主推进改革。
李剑阁曾与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等人一起,围绕“七五”前期改革,吸取了新古典经济学和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发表了不少论著,其中心思想是围绕建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提出了一种“整体配套、分布实施”的改革思路,在改革战略上积极提倡企业、市场和宏观调控3方面改革的大配套。强调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认为应以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尽快建立起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经济机制。
正因为如此,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李剑阁等人被称为“整体协调改革论者”,也是制度经济学的推崇者。改革制度,才能推进市场进程。
1990年,李剑阁参加了吴敬琏领导的“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他们在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改革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市场经济的运行经验,提出了中国进一步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时序安排和配套政策。上个世纪 90年代末,李剑阁被朱镕基指定为经济智囊团的一员,在中国开放国内市场、关停亏损国有企业的过程中,帮助把握经济重组的方向。他在学术界的声望一直很高,于1991年、1997年、2001年三次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学奖。曾与世界银行(WorldBank)等全球性机构合作研究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等中国问题。
1993年,李剑阁参加了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同时参与了国务院财政分税制、流转税税制和外汇双轨制并轨改革方案的讨论和起草,也参与了1994年重要的分税制方案。1994年,李剑阁调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担任副主席、常务副主席,一度兼任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主任。1997年,李剑阁参加了中共十五大报告的起草工作。1998年调到新成立的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同年参加了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
举凡分税、国企脱困等朱镕基时代最重要的经济改革措施,李剑阁都是重要参与者。在这些举措中,能够看得到政府之手的强烈印迹,也能看到国企市场化治理的努力,更能看到借助股市为国企融资的功能,或者让人很难相信,这些信任市场能量的人同时又是政府权力者,但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者大体如此。他们身上凝聚了两种价值观,信奉着两股力量,他们希望借助行政力量实现市场化之理想,但现实也许能证明,两种不同的力量不仅具有微薄的互补性,更具有排他的性质。
操盘手与经济学家的错位
操盘手与经济学家,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身份,很少有经济学家可以充当好的操盘手,虽然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经济学家们一度获得大利,但也险些酿成金融惨祸。
李剑阁是经济学家,是政策制定者,是智囊,这些身份可以并行不悖,惟独与操盘手身份有些格格不入。操盘手需要绝对冷静的思考,需要对市场的高度灵敏的嗅觉,需要天天看盘培育成的直觉,并不需要对于改革的激情辩护。总体而言,这是两种相互对立的秉赋,经济学家下海资本市场,除了凯恩斯等极少数人外,大多铩羽而归。虽然李剑阁不必亲自操盘,只需雇佣操盘手,但总体而言,他是操盘手的指导者,责任更重。
可以说,是历史选择了李剑阁这样的操盘手,他们是体制内人士,并非浸淫在市场数十年的彻底市场人士,他们受到体制的信任,是改革后培育的第一代经济学家,与西方世界有诸多交流;并且,中国迄今已达19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需要转变投资方向,从被动投资变为主动投资,中国需要发展与世界制造基地相匹配的金融机构,以主权基金的方式与下属配套的公司,打造全球一流的投行。
几重条件筛选,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历史性地选择了楼继伟、李剑阁等人担任关键操盘手,与以往宏观经济坐而论道,或者参与分税制指点江山不同,在资本市场大手笔与国际金融巨鳄博杀,人们为缺乏实战经验的操盘手们捏一把冷汗。而中投公司投资浮亏巨大,连李剑阁也未能免除书生作战的指责。
实际上,李剑阁对于中国资金海外冒进式的收购曾经有过十分到位的点评。还是在2005年,发生中航油事件不久,李剑阁曾经表示,“我们外汇储备达到6000亿,因此不仅国内投资比较热,现在走出去呼声也非常高,我个人认为如果在国内投资效率那么低的情况下,贸然去海外投资是冒险的。我们国家是否有足够的能力保护我们在海外的产权?前不久中航油发生的问题,当时采访老板,他说如果政府再给我钱,我两周就可以转好了。我不知道他是自我辩护还是真正的不懂?如果是自我辩护我可以理解,如果是真正的不懂,像他这样的人去国际上炒期货,可能他在国内期货市场是三流的,他以为还可以顶两个礼拜,如果继续顶两个礼拜,价格还是要往上走,这是我想讲第二个问题,要走出去特别是国内钱多得很的时候,发热的心态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风险。”
但现在,李剑阁本人也可能遭遇冒进的指责,尤其是收购黑石出现巨亏而黑石转投中国境内资产之后,人们对于这样的战略布局无法理解。中投是中金的控股股东,李剑阁已经被视作中投系的一员,对于中投的决策,他无法置身事外。
当然,李剑阁以经济智囊机构负责人的身份调任中金公司董事长,尽管被认为是高层看重其战略规划能力及对宏观经济的把握,以利于中金公司在大方向上找对位置,但事实上,他的首要任务是打造一流的国际投行,打破国际投行对经济话语权的操纵,避免中国在全球金融战争中被边缘化。李剑阁必须在尽量短的时间里,把自己培育成一个成熟的投行专家,与卓有成效的大投行管理者。
中金是中国式投行崛起的典型样板。1995年,摩根士丹利与中国建设银行合资创建了中金公司,双方各占35% 权益,中金公司衔金汤匙而生,从一开始就被寄予了“为中国金融投资业的发展树立榜样”的厚望,担任了中国国家投资银行的角色,是唯一一家当中国大型公司在海内外市场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时总能成为主承销商的投资银行,连中银国际都难以望其项背。虽然与摩根士丹利缔姻不算和谐,但长期合作,以及大量引进海外市场人才,使这家公司与国内同行相比,具有无以伦比的竞争优势。
这样的一家公司还缺乏什么?缺乏国际竞争力、缺乏完善的制度,作为制度经济学的推崇者,李剑阁想必对此心领神会。虽然金融风暴一举摧毁了华尔街的传统投行模式,但我国的投行仍然难以与之并肩。中金立足中国区域市场,只对中国大型上市公司的投行业务拥有主动权,没有中国大企业,就不可能有中金的优势,没有对本土市场的保护,中金也不可能在本土竞争中获得大胜,但随着瑞银证券、华鑫证券等外资控股券商的增加,未来本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即便国内竞争,中金的优势也渐渐弱化。2007年,净利润超过中金的证券公司有26家。作为后起之秀,中信证券已经尝试收购国际投行以实现国际化之路,而中金则以设立美国子公司的方式开始国际化探索。
我们今后需要关注的是,李剑阁将给中金公司带来什么样的制度变化,中金公司的赢利能力、区域竞争能力是否扩大?
尾声:不堪重负
李剑阁目前尚未遭遇非议,以往的政绩与口碑似乎也颇得人心。但让经济学家操盘,总让人心生忧虑。术业有专攻,学者毕竟是学者,同在投行,研究者与操盘手泾渭分明。而经济学家、改革者、操盘手、新金融战的作战者与决策者,这数重身份集于一身,实在是转型期中国改革中不能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