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北京

　　抑郁症被称为精神科的感冒，一是感冒人人会得，谁都有可能得抑郁症；二是感冒好治，抑郁症也好治

　　坐在北京回龙观医院病床上的韩仁(化名)说话时一直都面带微笑，语言不乏幽默感。他的颈动脉处的皮肤有两道发红的伤痕，不深。这是他几天前在家中用菜刀抹的，菜刀不够锋利。韩仁是河北某县医院的副院长，从医多年，深知刀锋从颈动脉处切下去，能以最快的速度了结自己。他是病了，抑郁症在他身上已经不是第一次发作。这一次，他想到了——死。

　　北京回龙观医院是精神病专科医院，该院的抑郁症科主任邸晓兰已经见过无数在施行自杀行为之后被送到这里的抑郁症病人。

　　北京地区2003年通过对9000人进行的抑郁症调查表明，社区15岁以上人群终身患病率为6.87％，调查时的患病率为3.31％，以此推算，北京地区现患人数可达30万。其中令人惊心的数字是，这些抑郁症病人自杀死亡的比例达到了15%。

　　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目前抑郁症患者达3000万。到2020年，就疾病负担(GBD)而言，抑郁症将成为中国继心脏血管病后的第二大疾病。全世界的抑郁症患者数目则超过两亿。因抑郁症的各种消耗，全世界每年损失2%-5%的产值。全球处方量最多的10种药品中，抗抑郁药占了3种。

　　被忽视的抑郁症

　　抑郁症在中国是被长期忽视的。邸晓兰1983年从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之后进入精神病专科医院——北京安定医院工作。在那个时候，精神病医院被叫做精神分裂症医院，医生被叫做奋乃静医生。“因为几乎所有的精神病院的病人都被诊断成精神分裂症，奋乃静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常用药。”邸晓兰当时感到稍许失落，觉得这样的诊断也太简单了，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

　　1985年，邸晓兰到北京友谊医院进修神经内科。在那里，许多来看病的人有睡不好、烦躁、精神不集中等等症状，常会被诊断为神经衰弱。“现在看来，许多都应是抑郁症，属于精神疾病，而不是神经疾病。”

　　即便是今天，怀疑自己有精神疾病的人们大都选择到综合医院看病，去精神病院看病会被认为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

　　令邸晓兰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有一位女士多次去友谊医院看病，说她睡不着、头疼、眼睛发花。医生给她做了多次检查，但每次检查结果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此女士还是坚持来医院，说，我身体不舒服怎么会没有问题呢？邸晓兰在一旁听着，觉得这大概是精神疾病的问题，就说了一句，要不到安定医院看看病去？邸晓兰的话刚一出口，这个女的就急了，一拍桌子就说，你说我是精神病，你说我是疯子？“她非得让我和她见院长去，说我侮辱她，差点弄出医疗纠纷。”

　　这位女士患的其实是抑郁症，抑郁症属于精神疾病，但很多人会把精神疾病等同于精神分裂症，然后进一步等同于疯子。

　　在很长的年代里，许多人都没意识到心情不好是个病。很多人认为心情不好是意志不够坚定。“曾经还有一说，认为情绪低落是思想不红，带有政治色彩。”邸晓兰回忆，“文革”时，精神病院的病人出操的时候都得亢奋地喊口号：我们都是分裂症，天天都吃奋乃静。

　　观念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后，医学界的国际交流多了，医疗领域的一些观念也开始改变。包括对抑郁症的认识。

　　安定医院精神病专家姜佐宁是邸晓兰的一位导师。他曾到国外进修，对比国外的一些精神病院的情况，他发现，“怎么我们医院95%都是精神分裂症啊。”而在国外的精神病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比例并不是很高。在一段时间里，姜佐宁每周把住院的几十个病人进行重新诊断。通过国外的诊断方法得出的，结果是，病人中有15%的人其实是情感障碍性疾病，而不是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就是一种普遍的情感障碍性疾病。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精神病学界对抑郁症诊断概念狭窄，诊断率非常低。”邸晓兰说。

　　1993年，WHO的多中心合作研究显示，15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内科医生对抑郁症的识别率平均为55.6% ，当年，中国上海的医院内科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仅为21%。

　　目前，全国地市级以上医院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到20%；现有的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1/10的患者接受了相关的正规药物治疗；有62%的患者在出现抑郁症症状后从未就医。世界精神卫生联合会的统计表明，69%被确诊的患者就医时主诉是不明原因的躯体症状。

　　大多数抑郁症病人在第一次发病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得的是抑郁症，“首次发病就能来到我们医生面前的病人少之又少。”邸晓兰无奈地苦笑一下。

　　2002年4月，《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计划(2002~2010)》将抑郁症作为重点精神疾病，提出的要求是：到2005年，地市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抑郁症识别率达到40%，县级综合性医院达到30%；2010年分别达到60% 、50%。到2005年，抑郁患者接受治疗的比例在现有基础上提高60%；到2010年，提高120%。

　　正视抑郁症

　　“抑郁症病人对自我的评价往往不高，觉得活着没什么价值，痛苦地活着对家人是拖累，所以他们想到了去死。”邸晓兰说，“80%的抑郁症患者都有过自杀的念头。”

　　提到抑郁症，邸晓兰说崔永元是抑郁症的免费代言人。“小崔这么一个聪明人都承认自己抑郁了，真棒，这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什么是抑郁症。”

　　美国心理学家史培勒曾说：“这种病(抑郁症)往往袭击那些最有抱负、最有创意、工作最认真的人。”邸晓兰认为，这句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们所认同，但患上抑郁症是不分阶级、地位和财富多寡的。

　　在一次关于抑郁症的咨询会上，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走到邸晓兰身边，说她患有抑郁症，想咨询一下。与这位女士同来的伙伴说，她哪有什么抑郁症啊。然后列举出这位女士的爱人是什么干部，她的两个儿子在国外挣多少钱，她家有怎样的洋房和汽车……在这位同伴看来，这么好的条件，怎么会抑郁呢？像她这样的家庭，压根没有权利痛苦。“我的痛苦你们知道吗？”那位老太太很无奈。

　　邸晓兰介绍，从概率上来说，是一定会有人得抑郁症的，抑郁症有生理学的基础。“抑郁症不是遗传病，但是有遗传的倾向，有家族聚集性。”

　　“除去生理原因外，确实跟社会的压力有关系的。”这些年，大学生因为抑郁症而自杀的现象频繁出现，邸晓兰曾经多次到高校举办关于抑郁症的讲座。“大学生是我们关注的重要人群。”

　　对于抑郁症，邸晓兰觉得应该这样对待：“我们把抑郁症称为精神科的感冒。一是感冒人人会得，谁都有可能得抑郁症，我们不要歧视抑郁症患者；二是感冒好治，抑郁症也好治，大多数抑郁症只需要看门诊就行了，只要你认真治疗不会有大问题。感冒不好好治疗会得肺炎死掉，抑郁症不好好治也会自杀死亡。”

　　邸晓兰去查看病人的时候，王英(化名)正在病房看她和伙伴们的合影。王英是奥运会的志愿者，这次抑郁症发作的当天晚上她还和伙伴们执勤，她觉得自己可能又犯病了，就自己上医院去了，如同邸晓兰说的那样，王英觉得自己像是去看了一次感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