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导读

　　文革时期的一件冤案，让陈珍福戴上“强奸犯”的帽子，让他和家人饱受折磨。37年来，为还自己清白，他一直在不停奔走。

　　“能在死之前等到这一天，这辈子，我知足了。”他说。

　　80岁的陈珍福已一个多月没睡好觉，此前漫长的37年中，他也从未睡过安稳觉——8年遭受的批斗，使他身体和心理都落下后遗症。

　　“拿到判决书，就可安心睡了!”37年来，陈珍福每天都这么想。但真到了这天，他却失眠了。

　　“宣告原审被告人陈珍福无罪。”一个多月来，陈珍福每晚都枕着印有这句话、盖有鲜红的“重庆市石柱县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章的判决书闭上眼，然后在被人五花大绑押着游街、被人打得遍体鳞伤、被人指着鼻子骂“强奸犯”的梦魇中惊醒。

　　这种梦，陈珍福37年来常做。

　　“要永远好好保存——即使我死了。只有它可证明我不是强奸犯，证明你们不是强奸犯的儿女。”自9月16日收到判决书后，陈珍福几乎天天这样嘱咐家人。

　　37年过去，“强奸犯”获清白

　　“陈珍福诊所”位于石柱县县城新开路大安巷1号。24日，天气微凉，人们穿上夹衣，陈珍福却穿了两件毛衣、一件棉背心：“凉不得，否则头昏、胸闷，身上的旧伤还又痛又痒。”

　　自2003年借钱在县城买这房子后，这个老农民就成了城里人。

　　“你可申请国家赔偿噻。”前些天，对面门市一年轻人的话启发了陈珍福，他和家人顺便在纸上算了算，最后得出一个数字——16万元！

　　16万元中，包括到北京以及四川省、涪陵区、石柱县里上访94次所花的路费、材料工本费、当年挨批斗造成的误工费、被扣去的口粮、被打伤后的医药费和后续基本医疗费。

　　看到这个数字，陈珍福自己都吓了一跳，却又隐隐觉得还遗漏了很多。

　　成“强奸犯”前，陈珍福是石柱大歇区医院医生，后任石柱县革委会常委，享受国家派发的口粮：“用现在的话说，是国家干部。”

　　“强奸犯”的帽子让陈珍福从“国家干部”一下子变成农民，落实政策后仍是个农民。他不知这损失该怎样换算成人民币。

　　过度思考让陈珍福头一阵眩晕。“自被批斗后，爸爸的脑筋就不如以前，反应也迟钝了。我们现在都不准他独自出门。”四儿子陈世强说。

　　陈珍福至今保存着1971年11月13日，由“四川省石柱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和“石柱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联合下发的判决书原件：“罪犯陈珍福一贯流氓成性，从1962年以来，采取关心生活、看病、个别谈话等卑鄙手段，先后调戏、奸污妇女、少女十余人，特别严重的是1971年3月8日上午，乘唐××患病卧床之机，闯入唐的卧室，采用暴力，将唐强奸……特依法给罪犯陈珍福代（戴）坏分子帽子，判处管制3年。”

　　陈珍福不知这个莫须有的帽子是怎么戴上的，只知是唐××告发了他，只记得从当年3月起便是不断的批斗、挨打、受伤，而3年管制也被延至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受了伤，陈珍福不敢去医院，只凭祖传中药知识自己抓了些中药。直到现在，陈珍福身上到处是伤疤，右手只能抬到腰部……

　　“老了，不想再折腾了。”获得清白的陈珍福对别人说，现在自己没想到国家赔偿。他为自己的冤屈奔波37年，只为拿到这一张法院判决书，上面必须有“宣告原审被告人陈珍福无罪”这句话。

　　嚼干胡豆步行进京上访

　　“强奸这罪名就跟颠覆社会主义一样，抬不起头。”8年生不如死的批斗中，陈珍福始终没承认自己强奸。那次在万人大会上，民兵用脚踩在他脸上，将一张认罪书丢到面前，要他画押。陈珍福闭着眼只说了一句：“我没罪！”

　　这样“不认罪”的态度给他带来更深重的灾难。胸前挂着“强奸犯”的牌子到处游街，从大歇到石柱县城，甚至远到丰都，承受路人鄙视和唾骂。陈珍福从没掉过泪：“死也要死得清白，打死也不能承认有罪。”

　　从1971年起，受尽折磨的陈珍福就开始不停上访，直到今年平反。

　　陈珍福向当地革委会反映冤屈，换来的是毒打。向省里反映，总被“转当地革委会调查落实”，结果回来仍是挨打。

　　1973年3月一个夜晚，陈珍福悄悄溜出家门，随身仅带了床破棉被、4双草鞋、30多斤妻子为他准备的干胡豆。身无分文的他要步行到北京去找毛主席！

　　陈珍福一路向北，困了睡车站，饿了吃干胡豆，渴了喝泉水，4双草鞋全穿烂了，他就赤脚前行……70余天后，光着脚的陈珍福终于到了天安门。这时，他双脚的血泡已不停向外流血流脓。

　　“我不是强奸犯！”这是陈珍福对接待他的工作人员说的第一句话。

　　拿着那张写着“请涪陵地区革委会认真调查”的条子，陈珍福觉得握着的是尚方宝剑。

　　“你敢欺骗中央，罪加一等，要实行严厉的无产阶级专政！”当陈珍福满怀希望将这张条子递给涪陵地区的当权者时，没想到换来的竟是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