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上总比没学上强

　　“我非常担心，有一天我这个教育局长成为孟学农第二，因为安全问题被免职。”贵州省贵阳市教育局局长李秉中说。2007年，贵阳市教育局对全市民办学校进行调研发现，绝大部分不符合安全标准。

　　北京市丰台区教育局副局长李永生认为，政府应该保障流动人口适龄儿童和北京籍的孩子一样享受高质量的义务教育，这是政府坚持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基本责任，但之前由于政策不明确，财政投入有限等客观限制，政府责任缺位了，所以才产生了打工子弟学校。“这是一种无奈之举，实际上他们代替政府承担了义务教育的职责，为一代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现在形势发生变化了，政府对农民工子女教育越来越重视，农民工子弟学校应该逐步减少，或被政府收编。”

　　对于红星学校的“既存事实”，朱建新认为，应该实现自然淘汰。“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公办学校的接收力度。从2003年的61所未批民办学校，到现在的16所，没有一所学校我们是强制取缔的，都是办学者自行关闭的。”

　　但红星学校目前陷入困境，政府却不能坐视不管。朱建新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向东升乡政府致函，希望妥善解决红星学校的土地纠纷问题，避免让上千个孩子面临失学危险。

　　为红星学校提供法律援助的田坤律师认为，要考虑教育先行，水电不能说停就停。

　　据了解，北京市政府对这些打工子弟学校的政策是“取缔一批、规范一批、扶持一批”。

　　让孩子们都到公办学校念书是个理想。但实际上，没有哪个教育局局长敢说已经实现了这个理想。现实是，公办学校无法容纳所有适龄的农民工子女。

　　以上海为例，据统计，到2007年年底，上海还有258所农民工子女学校，有17万名学生。上海市教委基教处处长倪闽景坦承：“这些学校多数属于非法办学。但即便是在教育资源丰富的上海，在城郊接合部，公办学校还是容纳不了那么多学生。”

　　“就像你原来做了一桌饭够10个人吃，10个人吃完了，又来了10个人，我们没有这个准备。”贵阳市教育局局长李秉中说，民办学校确实不够条件，但你得承认他，孩子有学上总比没学上强。

　　 农民工子弟学校何时能光荣下岗？

　　2008年8月12日，国务院发布通知，从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学生学杂费，在接受政府委托、承担义务教育任务的民办学校就读的学生，按照当地公办学校免除学杂费标准，享受补助。

　　而浙江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则认为，通知中将享受财政补助的学生限制在公办学校和受政府委托的民办学校之内是不合理的。“事实上，现在绝大部分农民工子弟学校没有接受政府委托，但他们一直在为政府做义工！”

　　《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吴华认为，不论公办还是民办学校，适龄儿童都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实施免费义务教育。

　　吴华提出，对红星这样的学校，要扶持规范，帮助他们拿到政府的批准文件，享受财政补助。

　　据浙江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统计，现今整个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中有870万名学生。“如果全部纳入财政补助，这笔钱占我们整个义务教育经费的比例只是0．5％。”吴华认为，浙江省长兴县的“教育券”制度就是政府资助民办学校的一个好办法。该县从2001年起，给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发放一定面额的“教育券”。学生如到民办学校就学，凭券每学期可减免相应费用，这笔钱由当地教委向学校支付。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栗玉香认为，城市为农民工子女教育埋单应该是城市反哺农村的自觉行为。

　　事实上，各大城市都在逐年加大对农民工子女教育投入。从2004年起，上海市政府每年拨3000万元用于改善农民工子弟学校硬件。从今年起，上海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给予3年的缓冲期来转入正轨。“到2010年，将不再有一个没政府管理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倪闽景说。

　　贵阳市的扶助办法则是出台了对民办学校的特殊评估标准，同时把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一对一结成对子，给民办学校派教学副校长，再派两个支教教师。从2007年起由教育局提供专项补助金。“不管你经没经批准，只要是进城务工子女，每个孩子100元，我们共计拿了800万元。”李秉中说。

　　但也有教育局局长担心，自己这里做得太好了，就会有更多的农民工子女涌来。“到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钱补，老百姓就会对我们不满了。这不是给自己找事嘛！”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育局局长说。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有一天我们的学校办不下去了，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毫无障碍地进入公办学校，那我们就可以光荣地转行了。但从目前来看，这个目标还远远没有达到。”一位民办学校的校长这样说。

　　照片：红星学校的学生担心有一天学校拆了，他们会无处可去。庄庆鸿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