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张红在获得法律援助之后，以女儿毛毛的名义，将自己的丈夫和公公、婆婆告上了法庭。

　　张红指认，上述3人已放弃给毛毛治疗，不再支付任何费用。她认为，毛毛的病先后只花掉医疗费5万余元，而社会的捐款高达10万余元。她要求，丈夫等人应支付剩下的捐款，用来救治毛毛。

　　围绕捐款的数额和花销，双方在法庭上唇枪舌剑。在张红的律师出示了各个单位提供的捐款说明之后，公公婆婆也出示很多证据，包括给孩子看病时一家人在省城吃住开销的证明等。他们表示：并没有放弃给孩子治疗的想法，但是家里实在拿不出钱。至于卖房子给孩子做手术的事，他们却没有提及。

　　唇枪舌剑过后，诉讼最终有果。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3被告(张红的丈夫、公公、婆婆)收到的捐款、保险理赔款及因原告患病得到的救济款、领取的低保款等计9.7万元，扣除3被告为原告支付医疗费及杂项开支费用计6 万元，所剩款为3.7万元。3被告应将该款用在原告的治病上，其继续占有该款没有合法依据，属不当得利。现原告继续治疗急需该笔款项，要求3被告给付该款的请求，依法应予支持。

　　2008年6月26日，颍州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3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共同给付原告毛毛人民币3. 7万元。

　　判决后，双方均提起上诉。2008年8月14日，经过多方协调，双方同时在二审中撤诉。有知情人士透露，法官在调解时甚至对双方说，有钱打官司，还不如省下来给孩子治病。

　　这场官司中的双方没有赢家。败诉方自不待言，对于胜诉方的张红和毛毛来说，同样如此。截至9月8日，这笔钱仍然没有支付完毕。

　　目前，东挪西凑了3万多元钱的张红，即便把全部剩余捐款要到手，仍然难以凑齐孩子手术所需的10万元钱。与此同时，母女俩还因为这场官司，陷入了无人问津的窘境。

　　据张红介绍，官司结束后，毛毛的爷爷、奶奶、父亲基本不再过问治病的事情，所有的艰难，已经彻底压在了张红的肩头。而对于一直没工作的她来说，这份压力根本难以承受。

　　这一切在随后的采访中得到印证。近日，在张红婆婆家门口，笔者见到了正在小巷打扑克的婆婆。她告诉笔者，儿子出去打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自己的丈夫不在家。

　　“我从来没说不给孙女看病，只是家中实在没钱了。”张红的婆婆说，前期化疗时，费用全是家里出的，已经将捐款全部花掉了。当儿媳将自己一家告上法庭后，孙女后期的治疗就跟自己无关了。

　　善款官司引发强烈反响

　　近日，经由当地媒体的报道，这场善款争夺诉讼引发强烈反响。截至目前，反响仍然没有平息。

　　一位当初参加为毛毛捐款活动的人士说，当时，她看见毛毛的奶奶在现场不停地磕头，样子很可怜，她就掏了100 元。一位捐款的出租车司机则表示：“如果早知道是这个样子，说什么我也不会捐款的。”

　　尽管如此，得知此事的那些曾怀抱爱心、为毛毛默默奉献的人，仍在为孩子的命运感到担忧，为孩子母亲的将来表示忧虑。

　　9月28日，阜阳市妇联一位负责人表示，现在毛毛母女已离开原先的家，寄居在娘家。她担心的是，小小年纪就经历了人间冷暖，会对毛毛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

　　“在孩子的生命面前，一切都不应该斤斤计较，这时候还计较利益得失，令人难以理解。”该位负责人说，“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付出百倍努力，毛毛的父亲一方不支持孩子实施干细胞自体移植手术的行为，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她的生命。”

　　阜阳某高校一位学者得知此事后直呼“不可思议”。他认为，如果有钱却不给孩子看病，就是坐视他人死亡，就是对生命的极端漠视。他甚至表示，就是由于对利益的过度看重以及道德和良心的严重缺失，才使一些人走向极端，成为纯粹的利己主义者。

　　安徽弘大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森则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这一案件。他指出，此案折射的人性和道德问题固然有待讨论，更为重要的是，该案也暴露出当社会捐助到了被捐助人手中之后，谁来监督的法律问题。

　　“此案中，毛毛的母亲发现丈夫有不当得利的行为，起诉到法院，维护了女儿的正当权益，但是，这只是个案。”李森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没有受捐人内部相互监督，外人是无法得知捐款使用情况的。

　　“假如毛毛的父母立场一致，那么内部监督就会缺失，毛毛的命运将不得而知。”李森说，此案中，阜阳市妇联接到了毛毛母亲的求助之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这只是行政手段。当类似情况发生而没有人举报时，行政手段恐怕难以及时监督。

　　李森最后表示，应该对此进行立法或制度设计，以对社会捐款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确保捐款人的捐款用途不违背初衷，真正发挥应有效用。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

　　只是，所有的这些议论或反思，似乎都不能改变张红和毛毛的处境。当下，张红最迫切要做的是四处筹款为孩子治病。而5岁的毛毛则因为这场人生遭遇改变了许多。在充满欢乐的童年，原本开朗活泼的她，现在做任何事都小心翼翼，甚至不敢撒娇。

　　母女俩的未来如何，至今仍然是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