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建

　　笔者虽从不抽烟，也不嗜酒，但在当下，也少不了要和中国“人情”文化的重要载体——烟与酒打交道，因此，也有 幸“见识”了白条烟、内部酒等所谓“特供”与“专供”产品。后来发现，不仅是烟酒，哪怕是日常生活必需的柴、米、油、 盐，也有不少冠上了“国宴专供”、“内部特供”的头衔，而打上“××海”、“××堂”、“××台”旗号的，更是不在少 数。

　　初次接触，不由感慨，国人千年不改的对权力的盲目跟风和顶礼膜拜，仿佛用上深宅大院里的“特供”与“专供”， 就代表了身份、地位，乃至那一点点不太说得出口的小虚荣、小虚伪。皇权至上的社会，各地臣民莫不以向君王上供“贡品” 为荣，如果还能博得龙颜大悦，甚至拿到御笔题词，那就更了不得了——“皇帝尝(用)了都说好”，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招 徕生意、人气的招牌和广告？

　　当今这股封建遗毒似乎犹存：姑且不说各地以“贡品”为名的土特产，长久以来形成的口碑经过“贡品”二字升华， 也算是“历史遗产”。但这些新发明出来的“特供”与“专供”，又暗示和折射出我们怎样的病态心理？使用皇帝使用的东西 ，也就有了当皇帝的感觉；使用了国家机关的“专供”，也就享受了官员的待遇？

　　近日国家工商总局下发通知，严禁以国家机关名义发布广告，“×××(国家机关)专供”、“专供×××(国家机 关)”都成为禁语，违者将受重罚。

　　笔者忽然意识到，这不光是一个国民文化心理的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广告法》第七条的第二款规定，不得以 国家机关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名义发布广告。这条自生效以来就因为没有清晰、权威的解释，一直在被虚置着，成为悬在“特 供”与“专供”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此次工商总局扬剑出鞘，不能算是“及时执法”，最多只能说是 “果断叫停”而已。

　　从通知的内容和有关解读来看，此次叫停的重要原因是商家以“特供”、“专供”为名做广告，贬损了国家机关的信 用。就和前不久国家质检总局叫停“免检”产品的理由一样，任何商品，尤其是食品，在投入市场之前，都必须经过严格、客 观、中立、权威的质量检测，国家机关不能给任何企业做信用的背书。

　　如果“免检”、“特供”、“专供”产品出了质量问题，相关的国家机关是否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有偿“授 权”企业使用“国家机关”名义或者与国家机关有关的“办公场所”、“活动场所”招牌的行为，更是将国家机关置于微妙而 尴尬的角色。

　　国家机关是公共服务性的，绝非盈利性的，一旦与特定的企业与产品捆绑在一起，势必模糊、混淆政府与企业在市场 中的不同角色，使得国家机关的信用泛商品化。这不仅会引发公民对“权钱交易”的合理怀疑，更会对其执法的客观、中立产 生不信任感。

　　从这个角度看，此次叫停实在是大快人心，虽不及时，但很必要。

　　不过通知中关于责任追究的一句话——“并非专供国家机关却捏造事实、发布虚假广告的，将从重处罚，涉嫌构成犯 罪的，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追究刑事责任”，却又有狗尾续貂之嫌，让笔者忧心忡忡。

　　这似乎隐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即确实是专供国家机关，没有捏造事实、发布虚假信息的，将不会从重处罚。这是否变 相承认，只要“特供”、“专供”没有贬损国家机关的信用，将依然被认定合理乃至合法？

　　市场经济是平等、开放、透明的，不应存在“特殊”与“一般”、“专供”与“普供”之分。谁在市场竞争中有良好 的信誉，比别人更注重质量、价格、服务，谁就应该赢得市场。

　　但对于那些未能获得有关国家机关青睐，无权以“国家机关”名义做广告的企业而言，在与这些“特供”、“专供” 商品开展市场竞争时，却处于极为不利的竞争地位。在商品上打上国家机关的标记，本身就不符合市场经营的规则，这意味着 特定企业的信用受到了国家机关的特别担保，将获得消费者更多的信任和追捧，这无疑是一种不正当的竞争的手段，违背了市 场公平竞争的基本法则。

　　对于有着特定需要的消费者来说，面对复杂、不透明、且不向公众开放的“特供”、“专供”商品市场，如果没有内 部人的关照，却很有可能花费同样甚至更高的代价，还是不能像“特供”与“专供”对象一样买到相同的商品，甚至很多“特 供”与“专供”对象都不用自掏腰包。相同的交易条件却因有关商家的权力“势利眼”得到差别待遇，这岂不是对消费者公平 交易权的公然侵犯？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8年11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