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拆迁纠纷，接下来我们就再看一个新鲜事，在成都有一个区政府央求一个被拆迁户说，我借给你钱，你告我吧，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播放短片)

　　解说：

　　民告官并不稀罕，但官请民告自己，这事就有点意外，更意外的是，政府为了让这位百姓来告自己，还专门请法院疏通减免原告的诉讼费，甚至还直接借给对方10万块钱，非得让对方将自己送上法庭。这事听起来，就着实有些让人想不通了。

　　古魁，就是政府非得让他告自己的原告，而借给他钱让他告自己的是成都成华区政府。政府让古魁告自己的官司，缘起于一场拆迁纠纷。

　　成都市城北将军碑，现如今，这里已经是一片商品楼的工地，但在两年前，这儿还是一个面积达4万多平方米的汽配城，汽配城的主人就是古魁。

　　古魁：

　　我投资当时投了三千多万，因为当时那个时候一个是我自己修建，设计制图，从各方面做了很多事情。

　　解说：

　　古魁说，汽配城原来的生意相当红火。但好景不长，2006年5月，汽配城突然被政府通知强制拆迁，在拆迁补偿方案中，将军汽配城的总补偿金额是878万元。古魁对这个补偿方案并不满意。

　　古魁：

　　我认为他们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我也不晓得他们用的是哪一条哪一款，给我算出的是八百七十多万。

　　解说：

　　随后古魁申请行政复议。同年8月，行政复议维持了强拆的决定。古魁和成华区政府争论的焦点在于：古魁认为拆迁补偿应该按照城市拆迁补偿标准计算，而成华区政府则坚持认为该土地的补偿标准应按照集体土地计算。按照古魁的律师计算，如果按照城市拆迁补偿标准，将军汽配城可以获得高达两亿多的赔偿，和政府给出的八百多万差距悬殊。然而，成华区政府以不能提供国有土地使用证为由，拒绝按城市拆迁补偿标准进行赔付。

　　在多次跟领导交涉未果后，古魁决定采取极端行动。他雇人开车跟着成华区国土分局一位局长的车开了一个多月，吓得这位局长开会都不敢露面，甚至要从后门下班。

　　古魁：

　　我找了多少次政府，但是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对我们的事情根本没有拿出一个解决方案。　

　　解说：

　　在被这个自称为“刁民”的人骚扰得不胜其烦后，成华区政府出人意料地采取了另一种方式。他们委托法律顾问主动做古魁的工作，希望寻求司法平台解决问题。成华区政府认为，既然各说各有理，还不如上法院解决。

　　古魁：

　　这些领导表了态就说，我们绝对不干预司法公正，你没有钱，我们给你找律师给你打，我说要打我自己请律师，但是你们政府必须先给我解决律师的启动费，最后经他们研究同意了，解决律师启动费。

　　解说：

　　上个月，这起罕见的民告官官司进行了一审，双方在庭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最后的判决结果能解决双方的纠纷吗？这是否是解决拆迁纠纷的一个有效途径呢？

　　主持人：

　　岩松，我不知道你看完这两个案例之后，你怎么看待这两个案例中的当事人，一个是刚才的古魁，他居然想用学习远程爆破的技术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再有一个就是用钉子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白岩松：

　　你看刚才最后一个镜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眼里含着泪，就是他心中的某些弱势的感觉其实是很强烈的，虽然他在呈现着某种强势的行为。

　　我觉得在看完刚才这个的时候，政府出钱，咱们打官司吧，在寻找第三者。我是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和感情甚至家庭当中，第三者有时候有点太多了，但是在一些类似这样的拆迁包括医疗事故鉴定等等，我们的社会缺乏真正的、具有公信力的、让人信赖的第三者，它必须是公平的，你比如说在房屋拆迁评估过程当中的时候，一方面是个体，另一方面或者是开发商，或者是后面有政府的影子，在这个时候如果博弈的话，大家能够看到强弱对比似乎有点相差悬殊，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真正的第三者，评估的单位或者说司法来扮演这样的角色。现在我们的第三者经常是缺位的，就像在出现了医疗事故的时候，双方为什么患者跟医生打得厉害呢？作为应该正常存在的第三者，就是医疗事故的鉴定单位现在还不具有公信力，或者各方面的因素导致它或多或少的带有医院或者医疗部门的影子，因此，它达不到原本应该期待的第三者所扮演的角色，所以我觉得在房屋拆迁当中，真正具有公信力，有权威性的第三者的建设必须提速。

　　主持人：

　　你看古魁这个案子就是，古魁和政府之间如果要有一个可靠的、可信的关于拆迁的条例、法律的话，他们之间的纠纷我想比现在好解决。

　　白岩松：

　　是，你看我们回头去看现在拆迁的条例是2001年的，然后大家也说了，这一年刚通过了《物权法》，马上《物权法》会被大家立即非常简单地理解成，我们自己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其实不是这样的道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有土地的拥有权吗？你拥有的是使用权，你是70年，所以在这个时候就留有了很多的余地，我们比如去其他的国家看到，这么好的城市电线杆子为什么都在外头？当地就说，政府敢动吗？人家土地权是自己的，我们想把电线杆子埋到地下去，像你们中国一样，我们得挨家挨户去谈，这个成本太大，我们电线杆子就露外面吧。

　　你看，我们希望如果真正的我们拥有对土地的拥有权，或者哪怕70年神圣不可侵犯，或者非常平等话，我们应该成为钉子户，就像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我们所属的土地上，同时有很好的第三者评估单位和相关的司法程序。这之后就要引出一个话题，我觉得如果能快速地建立这一点，我们将来在面对拆迁的时候能做到一手软一手硬。怎么说呢？一手软，就是我们在评估过程中你一定要公平，让大家信赖，甚至有全程的监督，而且媒体、信访、司法各个部门的口都是开的，门槛都很低，最后如果按照这样一个大家信任过的第三者的评估实现了，你仍然不走，牺牲了效率，那另一手又要硬，用法律的手段等等。其实说起来挺有点伤感的批评，刚才像我们第二个片子看到的这位老兄，其实采用了很多已经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了，他去爆竹厂学了一个月，研究如何来炸政府的楼，然后研究车如果我要是带着炸药去炸这个楼，大约需要多少秒，其实大家想像一下这已经走到了违法的边缘，但是大家又看到了他背后的无奈。

　　主持人：

　　因为他是弱势，刚才说到第三方的问题，如果这个第三者也好、第三方也好，只有在第三方面前看起来是实力悬殊的双方才有可能是平等的，比如就刚才这个例子，成都市区政府说，我免你几百万的诉讼费，你就交十万就行了，人们很自然就打个问号，你既然能干涉这个，我怎么就不怀疑你能干涉这个后果？

　　白岩松：

　　其实这就说到了根上，当我们在呼吁很多的事情在个体和开发商或者背后有政府背景的城市建设，因为的确我们需要建设，需要旧城改造，这一个公共利益，这就有两个问题，第一，如何界定公共利益，最后发现有的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最后变成了一种商业的行为，政府卖出了地，给开发商，开发商借着政府的背景强制拆迁，最后完成了自己的利润，政府得到了土地的使用费，有没有其他的费用咱们不知道，这是一个层面。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总看到这一种，政府对旧城改造等等城市建设又必须承担很大的责任，这是第一点，我们如果界定公共利益，否则的话，是公共利益的我们应该大家有一个很好的议价的过程，但是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最后变成了商业，这种事不少见。

　　主持人：

　　比如刚才那两个例子，他们被拆迁之后都盖上的是商业。

　　白岩松：

　　对，大家心中的不满就多了。

　　第二点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想要建立真正的第三者系统，政府必须从这样的市场行为中慢慢淡出，不能成为利益的一方占有者，否则你怎么去做运动员的同时还当着裁判员，自然会导致大家强势心理，感觉我不是跟一个开发商在战斗，我是跟开发商以及背后那个庞大的我感觉他会有各种手段的政府在做博弈，这个时候他就觉得恐惧不安，没底，就要在房上顶18000个钉子，就要去研究爆竹厂如何如何，看似很强势，其实很弱势，所以没有慢慢政府从市场当中退出行为的话，第三方公正的，门槛很低的中介机构就不可能真正的建立起来。

　　主持人：

　　你看南京的那位钉子户虽然目前还暂时拥有他的房子，但是他的房子也是危在旦夕了，成都的房子已经被彻底拆了，新的小区都已经建好了，现在的拆迁条例是规定，你可以告，但是告的同时我还要拆。

　　白岩松：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就看到了，中国的好多事情非常相似，它是在进步中出现的问题，首先我们也要看到进步，虽然这里有你感觉从个体的角度很酸楚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是进步，去年就已经下了强制拆迁，但是南京的钉子户现在没有拆，他虽然往上钉了很多钉子，其实是他的一种做给媒体或者其他人看的一种行为，真正能那些钉子保护了他的房子，我觉得每个人做评判。

　　那么在成都这一面，比如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出钱让他打官司，但是我们看到了进步，却希望进步得更快一点，如果我们的政府尽早地从市场行为中出来，如果建立更快的第三方的机构，如果物权法的对民权保护，对所有权、物权等等保护的细则尽早出现的话，我们不就有武器来保护自己了吗？如果司法的门槛更低，如果我们更考虑以人为本，让这样的司法行为更常态的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随便一场官司大家去打就好了，最后结果出来了，我尊重法律的结果，这不是一个最好的结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