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磊

　　一、幼年潦倒，上海发迹

　　若提起旧上海的青帮大亨，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三大亨”了。但在苏北人当中，号称“ 江北大亨”的顾竹轩的势力才是最大的，因此有人赠他“江北皇帝”这个称号。

　　顾竹轩，名如茂，字竹轩，发迹之后以字行。他的先祖为阜宁西北乡人，与国民党高级将领顾祝同是同宗。清代咸、 同年间，顾家举家乘破船流落至盐城梁垛团(今建湖县钟庄乡唐湾村)，为人佣耕。顾竹轩生于光绪十二年农历三月十四日(1 886年4月11日)，因在家中排行第四，乡人习惯称他为“顾四”。顾家因人多地少，顾竹轩的童年是在贫困中度过的。 少年时，他力气大，食量过人，十四、五岁时就能背起犁辫拉田。当时苏北饥荒频繁，光绪二十八年(1902)初，16岁 的顾竹轩跟着母亲、兄长顾松茂等人驾小船逃荒到上海谋生。

　　到上海之后，顾竹轩先落脚在闸北天宝里附近号称“一百间”的地方，靠做马路工，拉“野鸡车”糊口。其间公共租 界招收华籍巡捕，条件是体强力壮身高，文化程度不计。顾报考后即获录取，但后因私放了一名同乡逃犯而被开除。不久，顾 与其兄一起受雇于位于闸北国庆路上的德商“飞星黄包车公司”，随后他又拉德国老板的私人自备黄包车，深得老板器重，代 管该公司的出租业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老板回国，顾竹轩乘此机会，利用手中的积蓄，廉价盘下该公司。顾竹轩 的发迹之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二、趋炎附势，野心蓬勃

　　1916年左右，顾竹轩通过同乡关系拜了宁籍的青帮大亨刘登阶为“老头子”。刘系青帮“大”字辈，按照青帮“ 大通悟学”的辈分排名，顾竹轩成了“通”字辈。这时顾已有一定经济基础，又是青帮的“二十二炉香”，加上他原来做过公 共租界的巡捕，这三者相结合使得顾竹轩大开香堂，广收门徒，很快便成了青帮在闸北的“大头香”(指辈分高，势力大)。 顾竹轩到上海谋生，拉过多年人力车。他为人豁达爽朗，很讲江湖义气，经常帮助一起拉车的穷乡亲，无论有钱没钱总是尽力 帮助。他曾说，“只要瞧得起我顾四，脱裤子当当也来。”非但如此，因顾轻财疏义，好为盐阜同乡挣脸面，在闸北下层盐阜 籍地痞流氓中很有地位，他们说“顾四瘪子”够朋友。因此顾的门徒中尽管有低级的文职官吏、小军官、一般警察，各种商贩 等，但人数最多的还是人力车行的行主及众多的人力车夫。在法租界巡捕房供职20多年并熟悉帮派内幕的薛耕萃在《近代上 海的流氓》中称顾为“旧上海最大的人力车霸主”。而从势力范围来看，除闸北是他的大本营外，其势力也渗入了公共租界， 门徒多达1万余人。

　　除了出租人力车，顾竹轩还涉足了很多行业。因顾在闸北黑社会的地位很高，黑社会中很多上茶馆吃“讲茶”的事情 都由他出面。因此顾认为自己开茶馆应该更有利可图，不久便在闸北大统路靠近新闸桥的地方开设了德胜茶楼，又招来流落上 海的盐阜淮剧艺人在茶楼上演草台戏(茶桌拼凑为舞台)，吸引了大量苏北人。此外，他还开设了泰祥南货店、大生轮船公司 、同庆舞台(与左士臣合伙)、三星舞台、大江南饭店、天蟾玻璃厂等多个工商企业。

　　旧上海帮派竞争异常激烈，顾竹轩为了便于自己扩张势力，在人际关系上着实下了一番工夫。在青帮中，顾深知自己 势力远不及“三大亨”，因此他竭力与他们搞好关系，尤与黄金荣私交甚笃。黄本人虽然在上海青帮中势力颇大，但却很长时 间内没有正式拜过“老头子”，而只是一个帮外的“空子”。他甚至自嘲说，“我是天字辈，比大字辈多上一划”。后黄拜“ 大”字辈的张仁奎为“老头子”，也仅是“通”字辈。但顾竹轩为了借助黄的势力涉足法租界向黄递了门生帖子。顾这些做法 事实上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与他后来成为莫逆之交的宁波大亨虞治卿，即是这时与顾相熟识的。由于虞本人在工商界的显赫 地位，使得顾竹轩在从事企业活动时获益匪浅。如顾在苏北里下河地区经营的大生轮船公司，其船多是虞洽卿的三北轮船公司 里的旧船，购价十分低廉。而在大生公司与张孝若、杜月笙合营的大达轮船公司竞争处于劣势之际，正是有了虞的帮助才得以 支撑下去。顾还曾指示门徒阜宁人刘玉贵暗杀京剧名角常春恒，也是在虞的帮忙料理下才能够化解此事。

　　令顾竹轩在青帮中声名显赫的“天蟾舞台”事件中，则离不开杜月笙对他的鼎力支持。现位于福州路(旧称四马路) 的天蟾舞台，原本位于公共租界的二马路(今九江路)上。与天蟾玻璃厂的名称一样，天蟾舞台中“天蟾”来源颇具传奇色彩 。顾曾梦见一个三足的青蛙，口吐金钱。他找人解梦，解梦者告诉说这是天赐蟾蛤，乃吉祥发达之物。他信以为真，便将玻璃 厂、戏台用“天蟾”二字冠名。天蟾舞台设立后，得到了虞洽卿的好友、戏剧界“白相人”、青帮“通”字辈季云卿(季是曹 幼珊的门徒)的帮助，生意很好。加之有黄金荣在背后撑腰，顾很快成了评剧院同业中的佼佼者，进而又当选为评剧院联谊会 的主席。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后期，大马路(今南京东路)的永安公司(天蟾舞台恰好位于永安公司的后身)为扩展南部， 与工部局相勾结，勒令天蟾舞台拆迁。顾竹轩虽然四处奔走交涉，依旧无效。最后，他得到了杜月笙的帮助，用重金聘请了两 位外籍律师，将官司一直打到英联邦最高法院，经最高法院裁定工部局败诉，并赔偿天蟾舞台的拆迁损失费十万银元。这件事 对顾而言是名利双收。十万银元的赔偿费使顾不但没有蚀本，反而大赚了一笔。另一方面，顾状告工部局获得成功，使很多视 租界势力为太上皇的人也对他刮目相看，不得不称他真有“牛皮”。而“顾四牛皮”这一绰号也就这样被叫开了。

　　与“三大亨”一样，顾竹轩在涉足工商界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势力之后，也极力地与官绅阶层拉近距离，将自己挤 进其中。1924年秋，齐卢交战正酣之际，闸北豪绅王彦斌组织成立沪北区保卫团，因顾在闸北势力大，遂请他出任团附。 从此顾成了堂堂正正的地方武装官员，社会地位与日俱增。之后，他又陆续担任上海市人力车同业公会主席、闸北商团会董、 盐阜同乡会主席、苏北旅沪同乡联合会副主任、苏北难民救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红十字会理事以及一些慈善机构的董事等社 会公职。与此同时，顾与上层社会人士接触也日益增多。这些人中著名的有同为盐阜同乡的清末进士、法部主事、国会议员季 龙图，与蒋介石有师徒名分的胡敬安，《前线日报》馆长马树礼，中国佛教会副主席静波法师及江苏保安司令李长江等。这里 值得一提的是，顾与同宗远房、国民党高级将领顾祝同的交往，也在一定程度上巩固和提高了他在上海的社会地位。1930 年代初，顾祝同任江苏省主席，顾竹轩则以为其祝寿的名义，在扬州买了一所旧园，整理一新后取名“祝同花园”，送给了顾 祝同的一位族弟。顾祝同也投桃报李，在顾竹轩40岁生日之际，他亲派代表登门祝寿。抗战胜利不久，当时已任国民党陆军 司令的顾祝同利用到上海公干的机会，顺道拜会了顾竹轩。消息一经报纸传出，原本因势力衰退门庭冷落的顾氏门前立刻又“ 车如流水马如龙”了。旋而顾又被上海市政当局聘为市议会议员。不但如此，顾还利用机会与最高层接近，他曾跟蒋介石合过 影，之后便将这张照片一直悬挂在天蟾舞台的四楼房间内，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份。

　　三、轻财尚义，赈济同乡

　　顾竹轩幼年家境贫寒，无力读书，因此目不识丁。但当有了一定社会地位之后，他则请人教自己识字，逐渐地可以看 信、读报纸了。之后在与上流社会的交往接触中，他又渐渐养成了一种上层人士“典雅持重”的风度。随着身份地位的日益提 高，顾开始洁身自爱，社会事务能敷衍的就敷衍，不能敷衍的就以自己年老多病为由加以推脱。但有两件事是他一直较为热心 办理的，一是为赈济同乡，二是为帮助中国共产党做了一些事情。

　　顾竹轩于1956年7月6日因患水膨胀病在上海去世，从16岁离家到上海，他在长达55年的岁月里再也没有回 盐城居住，但其对故土的思念十分强烈，为盐阜乡亲也出了一些力。早在顾初露头角的时候，他就以轻财尚义，济急恤贫为盐 阜旅沪的穷乡亲称道。

　　1911年，苏北大旱，一些灾民逃荒至上海，以行乞为生。顾见状后，与同庆舞台的合伙人左士臣等人出面，在盐 阜旅沪同乡与自己的徒子徒孙中筹集善款，救济逃荒而来的乡亲。此外，他又以盐阜两县的救灾问题向华洋义贩会告急。顾从 事有关乡亲的善举，向来都是躬亲其事，尽力解决，不挂虚衔。如在闸北创办江淮小学时，他不仅献出了自己在大统路的宅地 ，还捐赠了很大一笔钱作为创办基金。有关顾对乡亲贩灾济艰的例子，建湖县文史资料办公室特地遴选了有代表性的几则事例 。

　　民国十八年(1929)冬，顾氏返里葬母。事先闻知家乡是年大旱失收，特地筹措了一大笔银元乘专轮还乡。丧事 既毕，宣布放饭。凡登门求济的，孩童银元一枚(价格可抵50斤稻)，青壮男女两枚，老人五枚，鳏寡孤独者七、八枚不等 ，最多的十枚。外地饥民闻讯而集，饥民船只塞满了唐湾河，直至带回银元放完为止。邻村有孕妇登门乞济被挤得把孩子生在 裤子里，顾派专人送去银元、大米、衣被等物。

　　民国二十年(1931)秋，运河决堤数十丈，内下河地区西水横流，一片汪洋，经冬未退。灾民流离失所，啼饥号 寒。顾竹轩竭力奔走呼号于华洋义贩会和红十字会之间。在他和盐城的美籍传教士白秀生的努力下，终于为盐、阜、东(东台 )三县求得了大批粮食、衣被和药品。

　　这次贩灾中，顾竹轩为了多筹集善款，还将自己位于闸北太阳庙路附近的天蟾玻璃厂卖掉，共集资了五、六万银元。 这件事在盐阜乡亲父老中有口皆碑，当时乡亲们很亲切地称他为“顾四爹爹”。不仅如此，1935年编写的《续修盐城县志 》中也特地为其救灾“奔走甚力”书了一笔。此外，在国难当头之际他的慷慨仗义也获得了很多人的好评。

　　“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他将天蟾舞台停业，作为涌入租界避难的盐阜同乡栖身之所。楼上楼下人满为患，还要 筹集供应其衣食所需。时有要求回苏北老家避难的，顾氏向三北轮船公司董事长虞洽卿协商租得长江客轮将难民分批运送至泰 县口岸，再乘顾的大生轮船公司的内河客轮运往盐阜各地，前后历时两个月，共约收容、运送了上万人。顾竹轩将舞台停业不 算，还解了私囊。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难民纷纷涌入租界避难，时值顾氏保释出狱(因赵广福、张亭桂告顾竹 轩教唆杀害大世界经理唐嘉鹏一案，令其身陷囹圄)不久，他慨然再将天蟾停业改作难民收容所，直到3个月后战线西移，难 民开始陆续离去。

　　四、狡兔三窟，同情革命

　　顾竹轩热心盐阜乡亲的事情，无论是旅居上海的同乡还是盐阜当地人均感其恩德，对他评价很高。如果说他热心盐阜 乡亲的事情是因其本人很讲究同乡情节，有江湖义气，轻财疏义的性格，那么不可否认的是，他支持身为共产党员的侄儿从事 革命活动，多次掩护和营救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让自己的幼子加入新四军等事则多少也与青帮行事中向来的“狡兔三窟” 风格有所关联。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不久，时任工运大队长的姜维新在送发罢工工人安置费时被租界巡捕房逮捕，巡捕房后将 其递解至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姜的兄长姜维山当时在天蟾舞台工作，姜维山请顾竹轩出面营救。顾首先假认姜维新系天蟾 舞台职工，并利用招待前来查核情况的警员吃饭的机会，避开英籍警员，疏通华籍警员将查办时间延后，赢得了营救时间，后 由天蟾舞台作保将姜维新保释出狱。据姜维新事后回忆，当时被抓的有二、三十人，只有二、三人最后获救。事后姜向周恩来 做汇报时，周恩来还表示，“顾竹轩为人还是可靠的。”

　　顾叔平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是顾竹轩的嫡亲侄儿。他早年投身革命，曾多次利用顾竹轩的关系在最危险的环境下出色 地完成了任务。1943年春，时任中国共产党盐阜区委组织部长的喻屏(建国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总检 察长)与妻子李枫(时任中国共产党淮安县委书记)奉命去延安参加整风。组织上将掩护喻、李二人经上海去延安的任务交给 了顾叔平。从根据地到上海，一路上遇到几次危险，都是顾叔平抬出顾竹轩的名头后才化险为夷的。到上海之后，顾叔平也没 有隐瞒二人身份，向顾竹轩将实情和盘托出，请顾帮忙。顾竹轩出于安全考虑让二人寄居在地藏寺中，花了大约20石米的钱 打通关节，取得了去太原的通行证。为了谨慎起见，顾又吩咐干儿子李少春写了封致其父——京剧名角李桂春(艺名小达子， 与顾竹轩私交甚笃)的信交喻、李二人随身携带，以便出现困难时可以一用。顾叔平则在获知喻屏夫妇已经安全抵达延安的消 息后才动身回根据地。事后喻屏曾赞扬顾竹轩“为人很好，有政治头脑，有正义感，肯帮助人。”但因为这件事，顾竹轩却差 点身陷囹圄，然而他对于侄儿的革命工作依旧热心相助。

　　1945年3月，中共射阳县委书记马宾的妻子林立患上甲状腺肿大症，必须开刀切除。组织要求顾叔平利用与顾竹 轩的关系，与林立假扮夫妻，赴上海治疗。顾竹轩通过关系让林立住进了红十字会医院(现华山医院)。出院后，林立又在顾 宅休养了十多天。他们临走时，顾竹轩将自己的幼子顾乃锦(瑾)交给顾叔平，让他参加新四军，投身革命。顾乃锦后加入中 国共产党，解放后任上海黄浦区文化局副局长。解放战争时期，组织派顾叔平到上海工作，顾叔平在顾竹轩的大力协助下当选 榆林区副区长，还利用天蟾舞台的经理室作为地下党开会的地方，这样大大地方便了他们从事革命活动。解放前后，顾竹轩又 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帮助地下党和解放军做好接收工作，有效地维持了社会治安。

　　无论顾竹轩出于何种目的协助党的革命工作，客观上都对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上海解放后不久，陈毅市长即亲赴天 蟾舞台看望顾。1949年8月，上海市召开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顾还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这些都是对他为革命 所作贡献的一种肯定及褒奖。

　　顾竹轩出身贫寒，从社会底层起家，最终跻身社会中上层，成为社会名流、“海上闻人”。虽然其地位无法与杜月笙 相比，但作为上海社会中的苏北精英是毋庸置疑的。其在上海社会及青帮中的数十年沉浮的经历与杜相仿，一方面，曾指使门 徒从事过不法勾当，帮助过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另一方面，又涉足诸多工商业，担任社会公职，积极联络和 增进乡谊，大力推动和参加对盐阜等地苏北家乡慈善捐助，更全力支持侄儿从事革命活动，并多次掩护和营救地下党员，还让 自己的幼子参加革命。这些看似十分矛盾的行为竟集中于顾一人身上，也正是上海社会中多重复合的人际、社会关系及利益价 值的驱动在个体身上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