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审维持原判 三民警不构成滥用职权罪

　　在案发两个多月后的2004年4月，高连友、彭文盛、周磊三民警陆续被采取强制措施，月余后，又一一被准予保外候审。宣威市人民检察院以滥用职权罪，对本案提出公诉。

　　知情人士透露，三被告民警均是警官或司法类学校毕业生，接受过专业的法律知识教育。其中，最大的高连友出生于1979年6月，案发时25岁，与被害人李培卫同龄；最小的是彭文盛，案发时仅20岁。

　　关于对李培卫实施追捕的过程，三名被告均承认使用过胶木棍等工具对其进行殴打和“制服”。直到他没有反抗能力，动弹不得。整个制服过程，大约持续了十分钟。

　　三被告案发前所在单位宣威市公安局宛水分局副局长吕伟，向法庭提交证词，证明其三名属下当晚确系奉其之命，外出执行传唤犯罪嫌疑人的任务。三被告及其律师的辩护思路，也围绕着这一核心观点展开。他们称：三被告的行为是在执行公务，法律规定民警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有使用相关警械的权利，该行为是依法进行的，不存在滥用职权。至于对李培卫逃跑和袭警的行为进行武力制服，属于警察职责的延伸。而李培卫在这个过程中受伤并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三被告迫不得已采取制服手段才形成的，对于被告而言，这同样不构成滥用职权罪。

　　经过一审，宣威市人民法院判决三民警无罪。2005年1月21日，宣威市人民检察院以宣检刑诉抗字(2005)第1号抗诉书提出抗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三被告在行使职权过程中，未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程序，就对李培卫实施强制措施，三被告的行为超越了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且造成了严重后果。三被告在制服李培卫的过程中，使用胶木棍等物进行殴打，导致李培卫因外力所致创伤性休克死亡……三被告滥用职权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依法改判。”

　　针对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该院反驳：三被告在依法传唤犯罪嫌疑人李兴辉时，发现李培卫所住房间内有被盗物品，遂将其带出寻找其他同住之人。该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没有超越法律所赋予的职权范围，故抗诉理由不能成立。

　　2005年5月，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家人眼中的孝子 “偷牛王”的得力助手

　　在家人的记忆中，李培卫显然不是个坏人，人都已经死了，他们不愿再听到关于他的半句“坏话”。但记者通过调查，还是发现了被他们忽略的李培卫的另一面。

　　李培卫的同乡李树培是出了名的“偷牛王”。1999年10月，他邀约李培卫一道，接连在马嘎村委会岩头村偷了4头黄牛出售。钱花完后，他们又一起偷了4头。据估价，8头耕牛价值人民币24600元。2001年10月4日，李树培正牵着一头偷来的牛和买家谈价，很戏剧性地被老牛一路拉着跑到了主人面前。当日，李树培被刑拘，同年底，他被宣威市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

　　以总共盗窃了44头牛的“纪录”，李树培在乡里被人愤懑地称为“偷牛王”。根据2004年9月5日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偷牛王”时所披露的案件事实，李培卫曾参与其中偷过16头牛，堪称是“偷牛王”李树培的得力助手。这次，李树培被取消缓刑，判处有期徒刑12年。但被法院认定确实参与了偷牛的李培卫，当时并未归案，更没与同伙一起受到审判。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事实，并没被列入三民警被审判的刑事判决书中。但该判决书中提到李培卫曾经于2003年7月25日，被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三年执行。其家人称，这次“前科”，纯粹是被“脑子有点问题”的四弟连累的。

　　“可是，即便他真有罪，自有法律去制裁他，难道就可以这样胡乱打死了之？”李培卫80岁高龄的爷爷李树红不停地追问。　本报记者

　　□ 律师说法

　　此前，李培卫家属虽然八方反映、上访，但尚未通过司法程序来主张赔偿。原因在于，只有在确认三民警有罪的前提下，才可能申请国家赔偿。“而确认三民警有罪，唯一的渠道就是启动再审程序，对整个案件的性质进行重新界定。”其委托人X律师称，他不日即将赶到昆明，向省里有关部门提交相关的申诉材料。

　　该律师分析：终审判决中将错被三民警追捕、殴打的李培卫称为“犯罪嫌疑人”，是故意混淆视听的一种做法。在李兴辉涉嫌盗窃的案件中，李培卫是并不相干的案外人，仅仅因为二人租住在一起，三民警在李培卫也就是李兴辉的住处发现了赃物，就错误地将李培卫当作了犯罪嫌疑人。“另外，从传唤嫌疑人的法律程序上来说，必须持有传唤通知书才合法，而三被告民警却拿着传唤李兴辉的通知书，把李培卫给强行带走。这种情形，难道还不叫‘抓错了人’？”X律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