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四大职业拳击组织正在翘首企盼邹市明的加入。在11月5日赴四川成都参加2008世界拳击理事会(WBC)第46届年会前，WBC主席苏莱曼先去了一次上海，通过朋友找到了现国家拳击队总教练张传良。苏莱曼问张传良：“邹市明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拳击手，为什么不打职业赛？”他甚至游说张传良，“邹是拳击界的姚明，甚至会超过姚明！”在相继拿到亚运会、世锦赛、奥运会拳击48公斤级的金牌后，邹市明说，他很渴望那条象征着拳击选手最高荣誉的金腰带。但是，作为国家培养出来的奥运冠军，这不是他个人能决定的事情。张传良说，国家虽然不会明确限制，但是我们应该尊重拳跆中心的意见。

　　记者◎李翊

　　反差

　　11月13日，午后，已入冬的上海有春日般的暖阳。紫色毛衣，嘻哈风格的仔裤，绿色漆皮运动鞋，迎着阳光走来的邹市明时尚、帅气，如同上海体育学院里任何一个与我们擦肩而过的大学生，而不是拳台上那个彪悍凶猛、迅疾如风的常胜将军。

　　在上海体院略显简陋的拳击训练馆里，拳台上的邹市明按照摄影记者的要求，很配合地摆出各种姿势，身后，是在做准备动作的体院学拳击的小伙子们。“你注意到他们的眼神了吗？”这位摄影记者说，“体院的学生们身形高大，眼神凶悍，反而是瘦小的邹市明，眼神温和内敛。这是不是高手的区别？”

　　在邹市明的人生经历中，总能看到各种反差。

　　邹市明出生于贵州遵义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邹建国是航天部下属军工单位的工程师，母亲宋永会在单位幼儿园当老师。小时候的邹市明，卷发，胖乎乎的，像一个漂亮的洋娃娃。喜欢女孩的宋永会把邹市明当女孩养，“给他留长发，穿裙子，站姿坐相都有讲究”。宋永会告诉本刊记者，因为性格温顺，邹市明经常被小朋友，“尤其是小女孩”欺负。“我一个同事就住在我家楼下，她女儿和小宝一边大，两个孩子常在一起玩。那女孩好强，有一次和小宝玩游戏输了，顺手挠了他一把。现在，他的眼角还能看到当时留下的疤痕。这让小宝耿耿于怀。”

　　因为比同龄的孩子晚半年上学，邹市明学习跟不上，也不爱坐在教室里听课，反而对体育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父亲是单位篮球队的队员，我是乒乓球队的，邹市明可能继承了我们俩的体育细胞，喜欢游泳、跳水、射击，也没人教，但是学得特别快。”宋永会告诉本刊记者，邹市明很小的时候，带他上街，看到摆摊打气球的就不肯走。花一块钱，他能打烂几十甚至上百个气球，惹来一堆围观者。此后，那个摊主见了邹市明就躲。

　　宋永会是个要面子的人，眼看着同事和朋友的孩子学习优异，而邹市明的学习没什么起色，就自作主张把邹市明送进了遵义体校学武术。她的想法很单纯，体校是正规学校，又是为省体工大队输送人才的地方，既然邹市明喜欢体育，那就学点花拳绣腿，最起码将来能当个体育老师，不愁没有饭碗。而对于看多了武侠小说的邹市明来说，母亲的决定正中下怀，“我比较瘦小，从小干什么事不自信，因为老被人欺负还有些自卑，又不爱学习，能学体育当然很高兴”。

　　但是，在体校学了一年武术，邹市明失去了最初的热情。“和武侠小说里描写的完全是两码事。武术里套路很多，都是规定的动作，没有搏击的内容。”在体校，能学的就三项：拳击，武术和散打。邹市明发现，与武术不一样，拳击更直接，“你不打别人，别人就要打你”。于是15岁的他开始转练拳击，一练还练上瘾了。“学拳击，我领悟能力强，提高比别人快。台下被别人欺负，但是一上台，我就很兴奋，因为这是我的舞台，我可以为所欲为。”邹市明如此向本刊记者描述拳击的魅力。不过，在邹市明父母的眼里，拳击是一项“很可怕、很残忍、很血腥”的运动，因此从一开始，邹市明并没有把自己改项的事告诉父母。“直到他在贵州省拳击比赛少年组拿了银牌回来，我们才知道他在练拳击。后来教练一直跟我们沟通，他训练起来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血腥，我们就同意了。”宋永会说。

　　1997年11月，邹市明被选入贵州省体工大队集训，因为考中专分数没达标，教练曾问他，是继续边复读边练拳击还是重新考虑发展方向？不愿意放弃的邹市明决定复读一年初三，这样或许能被省队选中。一年后，他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张传良教练。

　　师徒

　　见到张传良的时候，本刊记者颇有些吃惊。这个经历传奇、来自东北的拳击教练身高不足1.7米，一脸笑眯眯的和蔼模样。张传良自嘲地说，在国家队十几个教练中，因为太不像想象中的拳击教练，所以他是最难找的。

　　张传良最早跟随北体大毕业的邻居学武术，邻居的爱人曾经是国家摔跤队的队员，摔跤队解散后进了齐齐哈尔钢铁厂，后来张传良又跟他学摔跤。齐齐哈尔的工厂招工的时候，张传良跟着父亲进了工厂。“虽然进了工厂，其实我一天工人也没当。北方的大工厂，专门养了一批搞文体的专业人才。1964年，我父亲调到贵州工作，我在1975年来到贵州，在省体校武术队任教练。”

　　作为现代体育中最早的一个对抗性运动，拳击在1958年被我国列入禁止参与的体育项目。张传良说：“1958年，由于保护设施、体检以及安全处理不得当，在一次比赛中出了问题，当时周总理提出，不要搞危险性的残酷运动。这之后，在我国，拳击运动被终止。”1986年，我国恢复拳击运动，一年后，开始有正规拳击比赛。而从事了12年武术教练的张传良也自此转而成为一名拳击教练。

　　1998年，在国家队带出了一批优秀拳击运动员的张传良回到贵州队执教，手下有20名刚挑选进来的年轻队员，邹市明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候是副教练带大队员，大队员带小队员。张教练不会轻易带队员。有长远发展的队员，他才会亲自带。”

　　邹市明记得，有一次训练，张传良把所有队员叫到一起，问了个问题：怎么理解拳击？一片沉默中，唯有邹市明脱口而出：“想学拳击要先学会挨打。”这是他学武术时形成的思维方式。张传良忍俊不禁：“我看你的脑子已经被打坏了！学拳击，要先学会不挨打，再想办法打别人。”这场简短的对话让邹市明对拳击有了新的认识，也让张传良注意到了体格瘦小的邹市明。

　　张传良很强调运动员的综合素质，他说，相比起一些10岁就开始学拳击的队员，16岁才正式学习拳击的邹市明身体条件不是所有队员中最好的，但也不是最差的。“先天条件太好的队员不够努力，不懂做人，没有创造性。条件太差的也出不来。论综合条件，邹市明是最好的。”

　　张传良有一套自己的做人哲学：“第一，不管在什么时候，成功与否，要学会从心里尊重别人，同样，你也会被别人尊重。第二，情商要高于智商，智商要高于胆商。一个狭隘自私的人，智商再高，也不会得到别人的帮助。光有胆量，只是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运动员，不可能走得太远。第三，记住三句话，背后说人好话的人是会做人，能公平评价别人的人是真正在做人，看不到别人优点、常说别人不足的人不会做人，是小人。我们可能做不了君子，但至少不能做小人。”

　　在张传良看来，邹市明小时候是个“蔫把条”。不过，他“懂事，重感情，会关心人，愿意帮助人。生活中大大咧咧，老掉东西，但是在训练上追求完美，做动作时很细致”。这或许和邹市明严格的家教有关系。宋永会记得，邹市明在遵义上体校的时候，住在舅舅的单身家属楼里，常去隔壁上海人家里看电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拳击比赛那天，邹市明单独在上海人家里看电视，正好宋永会去看他。“一进房间，我就看到桌子上放了很多买菜后的零钱。我平时喜欢叮嘱他各种事情，那天也顺便提醒了他一句：‘小宝，别人的钱你别动啊！’他可能觉得人格受到了怀疑，牙咬得紧紧地瞪着眼睛对我说：‘我最恨的就是这种人了！’”因为善解人意，邹市明从小就讨人喜欢，是母亲眼里的乖乖虎。

　　张传良很少单独带队员，但是从1999年开始，邹市明成为他单独带的第一名队员。究其原因，除了邹市明的综合条件，还源于张传良训练理念的改变。“我在他身上做了创新，做了很多没做过的试验，当时还不敢在大批运动员身上使用。”

　　张传良认为，国外运动员可以靠身体打拳，而中国运动员要靠脑子、靠灵敏打拳。“不需要硬碰硬，除非队员有这个能力。中国人在对抗项目中能取胜，大部分是靠技术取胜。虽然拳击的场上表现形式一样，但是中国的拳击训练方法可以走另一条路。”这个学过武术和摔跤，多年来一直在钻研拳击项目的天才教练借鉴吸收了武术、摔跤和散打项目中有利于拳击的精华。“武术借鉴的是它的手段和理念，而非套路。比如，武术中脚下的练习，腰部的转折，移动的目的不是逃避，而是为了打人。摔跤借鉴其稳健性，练过摔跤的人知道在贴靠状态下怎么去化解对方的力量而不是对抗。散打是武术中的一种，可以借鉴其步伐。其实，体育的各个项目是融会贯通的，就好比力量的练习可以借鉴举重，跑动能力可以借鉴田径。”张传良对邹市明的训练，以强度为主，短、平、快。“对队员的优缺点菜单式列出来，然后单元式解决。”张传良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进一步解释，“就好比你唱一首歌有三个地方跑调。有的人从头到尾不断地唱，该跑调的地方还是跑调。正确的做法是把这几处跑调的地方找出来，高强度地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