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莫书莹 发自斯德哥尔摩

　　12 月10 日下午3 点半，斯德哥尔摩阴冷的天空飘起雨来。

　　再过1小时，诺贝尔颁奖典礼就要在音乐厅举行。四点不到，这里已被警车、加长豪华轿车和人群包围，宾客陆续抵达。

　　这一天照例是今年“诺贝尔周”的最高潮。这一周的起点，则是5 天前新科获奖者对诺贝尔博物馆的集体参观。

　　记者团速写

　　12 月6 日，位于斯市老城的诺贝尔博物馆又迎来它一年中最热闹的一天。

　　早上9 点，瑞典学院在隔壁为文学奖得主勒.克莱奇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11 点不到，参加完发布会的记者们将博物馆小小的玻璃门围个水泄不通。由于获奖者光临，博物馆闭馆半天。

　　两个年轻游客在门前一听说诺贝尔获奖者在里面，也从包里掏出摄像机，兴致勃勃地加入老记的队伍。另一个貌似文艺青年的男子陪记者站在寒风中等待。“我是来要签名的，每一个都签。”他笑笑说，拿出一个大本子。

　　玻璃大门终于开了，获奖者及随行亲友分批走出，记者一哄而上，英、法、日语提问同时响起。“文艺青年”一次次被挤出来，又一次次重新钻进人群，最后要到了两个签名：化学奖的马丁.沙尔菲和医学奖的弗朗索瓦丝.巴尔- 西诺西。

　　日本来的报道团队最受瞩目。日本驻瑞使馆出面为他们奔走，还有懂日语的当地翻译全程陪同。今年是日本科学家的丰收年，共有四人分获化学、物理奖。

　　博物馆门前的记者三分之二来自日本电视台和通讯社。“我们以前没有专程报道诺贝尔的经历。今年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许多日本人都得了奖，全国兴奋，你明白的。我想亚洲人差不多都这样。”一个摄影师在等待时和记者聊道。他们的文字记者不知在哪里找到两名日本女孩，问她们是否也是专程来看同胞领奖。

　　有些外国记者会抱团作战，比如路透的摄影记者鲍勃总是与法新社同行形影不离，经常联手试图突破安保的封锁线，但拍到照片后又匆匆分开—都想抢在对方前面，把照片发回总部。两人今夏都报道了北京奥运会，对中国印象好得不行，认为组办方特别能理解记者需求。每当被这里的现场保安拦住时，他们对北京的思念就愈发强烈。

　　获奖者群像

　　瑞典电视台的女主持在发布会上说，下村修是她最喜欢的获奖者。“下村教授，我孩子也喜欢捞水母，但很快就会厌烦。过去30 年你一直在捞水母，我想知道是什么使你坚持那么久？”她问道。

　　“我的研究工作让我不得不这样做，而你的孩子不用。”下村回答。1960 年代他就发现水母体内的荧光蛋白物质，当时没人理解他的研究，他只好带领家人打捞水母，供实验之用。演讲时他展示了全家一起捞水母的照片，说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因为这些小东西得诺贝尔奖。

　　80 岁的下村是前来获奖者中的最年长的(87 岁的美籍物理奖得主南部阳一郎没来)。面对媒体老人总习惯低头。

　　发布会主持提了几个问题，他都是想了又想，也无法给出答案，只能频频道歉。一个日本记者问：“你第一次看到绿色荧光闪耀时有何感想？”老人苦想了一阵才说：“我终于成功了。”全场掌声雷动。

　　另一个化学奖得主沙尔菲正当壮年，常常是人未到笑声先到。带夫人、女儿参观完博物馆后，他拉着工作人员的手大声说：“我真是太高兴太高兴了，你们让我们看到了诺贝尔博物馆。”

　　沙尔菲的科研之路相当曲折：大学二年级时，觉得自己在生化学领域天份不够，于是开始选修戏剧、文学、法律与历史；毕业后，在家里的成衣厂卖过女装、教过中学化学，最后才回实验室。

　　文学奖得主克莱奇奥据说常常住在毛里求斯、美国新墨西哥州这种地方，对巴黎这样的名利场不屑一顾。

　　发布会上他身穿休闲西装和牛仔裤。记者请他谈如何把哲学思想转化为文学表达，他却强调自己从不带目的创作。有记者请他推荐几本自己的书。他冷冷地说，这不是他能决定的。在博物馆门口，有人请他签名。“签名？或许晚一点吧。”他头也没回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