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杨东晓

　　三个山西人，跟在康熙伐噶尔丹的铁骑后，随驻随行，走出西口，把经营做到蒙古和俄罗斯。

　　晋商最早发现了因地域差异所造成的资源差异和商业空间，并给自己带来无限商机

　　即使康熙爷带足了兵马粮草，人吃马喂地一天天下去，军需还是得有补给。军中所用粮草由驿站补充，但是王相卿还 是一心跟着军队走下去，只要跟着这支部队，他就总会有生意可做。

　　兵士们来买个烟茶这样的小生意，就能让三个山西人铁了心，跟着队伍走出了张家口，一路向北向西走去。走过归化 城(今呼和浩特)，走到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乌里雅苏台，走到俄罗斯贝加尔湖草原，踩着几百年前的茶路和丝路， 从1696年一直走到1935年。

　　起步，跟出杀虎口

　　王相卿在给军队做小买卖的时候，是没有想到过以后这些事的。他是山西太谷武家堡人氏，和他一同跟在讨伐葛尔丹 的康熙大军后面的，还有山西祁县人张杰和史大学。不过据记载，张史二人没有他的意志坚定，曾经退出过生意。康熙征噶尔 丹时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部驻守杀虎口(俗称西口)，王相卿他们总算是跟到了军队里边，打个杂，帮个伙。还时常北上归化城 继续买进卖出的营生。

　　一道长城挡住了昔日的胡人南下，但是杀虎口却因为历史上关隘血战的缘故，留下了一个凛冽的名字：“杀胡口”。 清朝时因统一了长城内外，再口口声声地杀胡就不好听了，也不利于团结，关门上就改成“杀虎口”。此口名号听上去甚是威 猛，然而一夫当关之口隘，在战略中毕竟不能宽阔，所以只有区区一米六左右宽窄，一米七左右高矮。

　　因为常跑杀虎口和归化一线，王张史三人就在杀虎口办了个小商号“吉盛堂”，由同乡照料，他们自己则随着大军继 续北上。

　　他们同时进行着的小生意，不外乎从口内往外带一些烟草、糖和茶砖，从口外往内地捣腾进来皮货，后来精明的山西 人还从国家专卖的盐业中分得了一小口羹，堂而皇之地卖起了盐来。

　　吉盛堂算是最早的随军行进的商号，当西征的队伍在蒙古乌里雅苏台驻防时，商号就在驿站的旁边搭起自己的摊子来 ，同蒙古人进行最原始的物物交换，开始了晋商在蒙古境内的易货贸易。蒙古的裘皮在中国内地是出了名的，而蒙古人一天也 离不开的茶砖能够敲开所有易货贸易的大门。慢慢地，晋商的吉盛堂就把这条用茶砖铺就的道路，一路铺到了东南沿海，铺出 一条从福建蔓延到俄罗斯的漫长商途。

　　而这数千里地之中，最繁华的商埠却是杀虎口，因了康雍乾三世70多年间对西北准格尔汗国的平乱，这里成为军需 供应的后勤基地，同时也是华北通往西北的唯一出口。

　　由于西征战线过长，虽然康熙年间就在归化一带开垦出军需粮田，但补给线仍会表现出虚弱和空缺，这正给了吉盛堂 这样的民间贸易组织一个难得的机会，王相卿等晋商运用自己的渠道和货源，弥补了军需供应的薄弱环节，同时也把自己稳稳 在嫁接在西征大军的队伍上。

　　几味中药带来的转机

　　如果不是一个偶然事件，王相卿的吉盛堂也就一直小打小闹下去了。

　　王相卿能够在遥远的他乡突然间发达起来，传说是因为蒙古王爷女儿一场绵延三年的病。

　　蒙古王爷的女儿卧床三年，百医不愈。当地的蒙古大夫皆以外科跌打和金创疗伤闻名，碰到女人游丝般虚弱的气息就 无可奈何了。王相卿听说此事后，过问了病情，并拿出自己随身所备的几味中药，给她服用。在他看来，只要不是“痨症”， 一般消炎、清热的中药都是可以治愈的。

　　就在这位晋商的一些常规中药调理下，王爷女儿的肺病居然好了。她的病愈，带给王相卿的是突然膨胀的商业机遇。 这个已经无法证实的传说继续美好下去，王爷把这位女儿嫁给了王相卿的儿子，王相卿提出了要求：在蒙古大地上，给他处处 通关的牌令，同时，蒙古的皮货贸易由他的商号一家包揽。这些困扰所有晋商多年的问题，在王爷爽快地答复中迎刃而解。吉 盛堂发展史中的第一次转机就出现在此时，王相卿先后在前营(今蒙古乌里雅苏台)和后营(今蒙古科布多省省会)建立吉盛 堂总号，而把内蒙古的归化当成一个重要的分庄。跨国公司就这样日益完善起来。

　　1724年，已经是雍正帝的时代，吉盛堂早已成了气候，改了个更大气度的名号叫“大盛魁”，到了19世纪初年 ，大盛魁在库伦(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又建起了分庄。精明的晋商王相卿借助王爷的势力稳固了自己在蒙古境内的事业。这 一稳固发展同时又给他带来更大的发展基础。

　　乾隆平定了噶尔丹后，战时军供已经不再需要了，大盛魁就承包了清政府对外蒙的税收；道光时期清政府在蒙古的驿 站用度和卡伦(兵站)军需也被大盛魁一揽子承包了下来。当时有句话形容大盛魁商品丰富，叫“上至绸缎，下至葱蒜”。和 平时期民生需求，同样保证了大盛魁商号转型民用后的发展空间。

　　成为跨国公司鼻祖

　　不能不说大盛魁的经营已经达到了垄断阶段，垄断时期的大盛魁仍然坚持着晋商用人的原则，比如只用山西人，不用 归化等外地人，乡人之间的信赖，在晋商中是一脉相承的；股东及亲属不能进入商号，学徒不得招收长相不周正的青年。字是 商人的门面，经商首先要是个“算盘精”，所以应聘大盛魁一定要过书法和珠算关。

　　在大盛魁的鼎盛时期，南至福建，北到西伯利亚，有7千员工、2万匹骆驼。活动地区包括蒙古的喀尔喀四大部、科 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恰克图，内蒙古盟旗、新疆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和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他们的“员工” 甚至包括信狗，日夜奔跑在从北京到归化的茫茫草原上。

　　经常出入乌里雅苏台的中国人、中蒙俄国际越野拉力赛组委会副秘书长关蕴科说，乌市至今还有当年繁荣的商贸街市 遗迹，保留着兵站旁边就是驿站和客栈的格局，比较坚固的建筑上还留有模糊的中文。一些蒙古人喜欢向他展示自己的中国物 品，比如“大明宣德年制”的香炉或清代的用具。还有蒙古朋友更为直率，干脆告诉他，自己的祖先就是中国人，来到这里经 商，蒙古独立时就留在了乌市。

　　关蕴科在蒙古境内考察到一些资料，成为晋商在气候越来越恶劣的口外取得成功的根据。到了乌里雅苏台这一个大型 驿站后，晋商兵分两路行进，一路往东走到贝加尔湖，一路往西走到莫斯科。在边境管制严厉的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因为有在 蒙古境内畅通无阻的特权，大盛魁几乎没有做不成的生意，所有不允许私自贩运的物品，如药物、盐、上等裘皮等，他都能立 足蒙古而扣开俄罗斯的大门，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有了海关，才阻断了他们的对俄贸易。

　　在行进中，考虑到每一处驿站或贸易客栈的接待能力，一支商业驼队不会超过30头骆驼，驼队跟着商旅，在茫茫沙 漠上，夏季白天温度高达40℃，而冬季白天也在零下40℃。晋商夏季穿越沙漠的方法是昼伏夜出，白天在高温下努力睡觉 ，晚上趁降温继续赶路，骆驼有识别方位的本能，水井传来的气息就是骆驼带领人们投宿的下一个营地；而他们突破严寒的方 法甚至比军队还要顽强。军队在冬季会驻营，而晋商在零下40℃的情况下，依然不误行程。他们为了抵御风雪，帐篷都搭得 不到一米高，矮矮地趴在地上。

　　在这条长长的阵线上，能够协调和管理这么庞大的一个包括行商坐贾在内的团队，是件超乎寻常的能事。大盛魁在跨 国经营上，流动白银数亿两，贯通了南北中国数十万人的生计。据《大盛魁商号》一书中记载，他从诞生之日三个生意人合伙 做买卖开始，就形成了股东制的雏形，到了7千员工的时候，早就形成了股东大会制度，大下市可以说是股东对企业不满时的 出招，而剃头则是企业一揽子解决股东问题的杀手锏。

　　全国南北百多家分号拿什么来激励，大盛魁的办法就是现在所说的管理层持股，各分号的掌柜按业绩可得年终分红。 股东不得参与管理，与股东沾亲带故的人也不得进入商号，这种责权利的分离倒是很彻底，生意全部交给职业经理人来经营， 做得好了还能挣得“身股子”。

　　追寻消失的晋商帝国

　　到了1936年，在口外繁盛了240年的老店大盛魁终于支撑不下去，散解了。正如所有老店会滋生贪污和腐败一 样，大盛魁的散伙少不了这些内因。令它寿终正寝的外因，则是时代的转变。

　　蒙古在辛亥革命后宣布独立，大盛魁昔日在蒙古境内的垄断势力不复存在了，这一损失对于该商号来说是极其重大的 。尽管大盛魁“末代庄主”段履庄曾经被袁世凯授予一等文虎章、二等禾嘉章，聘为农商部顾问，到了黎元洪时期，民国政府 也称他“功绩盖塞”并赠予横匾。但是这被阎锡山称为“开发西北的钥匙”的大盛魁已经元气大伤了。山西籍的金融家孔祥熙 在1929年想出资20万元再努力地拉大盛魁一把，当段履庄提交复业计划后，阎锡山仍觉得投资过大，没有了信心。这次 复业计划最终流产。

　　与此同时，大盛魁内部财东和经理之间的矛盾日益水火不容，1930年还发生过财东王玉竞刺杀段庄主的事件。对 晋商有着特殊感情和期待的中央银行行长孔祥熙1934年欲以实业部名义拨120万元由段履庄主持复业，结果次年冀东伪 政权成立，兵荒马乱中复业再次落空。最后一位致力于复兴大盛魁的是任绥远省主席时期的傅作义，但他终究回天无力。同时 ，铁路的修建使得靠地缘文化和地缘经济的差异发展起来的晋商，跟随驼队退出历史舞台。辉煌了240年的晋商帝国于19 36年走到了尽头。

　　晋商文化重被人提起，是在21世纪初年，山西平遥晋商院落的旅游开发以及影视文化的挖掘渲染。

　　走出来的西口

　　西口是走出来的，这是一个平和的人类迁徒过程，往返的人多了，

　　西口就成为一个历史符号，记录下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和变迁

　　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移民史，由天灾人祸、争夺资源、寻找机遇所构成的迁徙史，最早的移民开发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 的诸侯分封。到了汉武帝年间，4000万人的总人口中，就记载了72万人的移民行动。

　　现在还留存在山西境内的长城，是明朝修建的，当时目的是为了阻隔蒙古(指今天的内蒙古)对晋北和中原的进犯， 但是长城修成之后，山西与蒙古一直相安无事，而且慢慢地，山多地少的晋北开始有人向土地广袤的内蒙古迁徙。在大约50 0年前，迁徙的队伍从丰州川走出长城关隘的就有10多万人。虽然内蒙古土地并不肥沃，广种薄收也比晋北农耕收益大得多 ，于是，明后朝，更多的山西人“走”出杀虎口。

　　“你看，走西口用的是‘走’，而闯关东用的是‘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用两个动词来分析中 国近代史上的这两次大的移民，“‘走’是一个很平和的动态词语，一方面人们走着出去，另一方面，这条生路是走出来的。 而闯关东就不一样了，非‘闯’入不了关东，清朝初年，越过柳条边是要杀头的，‘闯’字也说明这条生路靠拼命才能换来。 ”

　　这就是走西口，走出去的人，有开垦土地的农民，还有开拓生意的商人。商人发现内蒙古羊皮量多，运不出去而非常 便宜，但是这个以牛羊肉为主要食物的民族同时很需要粮食，最初的贸易就在这两个关乎温饱的项目上展开。

　　尽管这一时期走西口还属于“非法移民”，但是也已有十万之众成为“雁行人”。

　　走西口的队伍，慢悠悠地走过了两百年，清朝统一蒙古以后进了北京城。在清朝初年，清政府出于政权稳固的考虑， 仍然像明朝一样不希望蒙古人与汉人的联系过于紧密，但是这种封锁边境的指令有些鞭长莫及。山西商人依然到蒙古卖粮食进 皮货，并且有蒙古人主动雇佣汉人给他们开垦荒地。

　　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得通向内蒙的“口子”在山西境内的长城上越开越多。

　　口外移民的政府推动

　　大规模向口外移民，始于1690年以后，这年春天，准格尔汗国大举东征，为防御噶尔丹的继续内侵，康熙调动军 队向西迎战。军粮运送的快慢直接影响到征伐的成败，于是政府就专门在山西以北到归化(今呼和浩特)以南招募农民就地开 展农业生产，这种几乎到达前沿阵地的屯垦，不仅保障了军需供应，还把大量的农民，以政策的形式，移到了内蒙古。

　　山西地少人多，在政府的征召下，不断有人到口外耕种，年代久了内蒙古大青山下就出现了汉人居住的村庄。尽管政 府不允许灾民出走西口，但在这种民间持续渗透的情况下，也不得不网开一面。康熙皇帝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老百姓迁徙就 是为了种田，政府此前忧考的问题有些“大”了。于是，从归化到土默特的大块土地，由牧场变成了农田，军队和老百姓的粮 食问题都得到解决。

　　随着康熙西征战线的不断向西移动，不允许晋陕冀移民的限制有所放松。到了雍正时期，民间自发的移民就不再受限 制。乾隆时期的和平年代，不需要太多的军马，废弃马场就开垦成良田。

　　到了清末，官府改变了对蒙政策，开始“放垦”，移民实边，于是又有一大批晋陕农民被招募到内蒙，在官方规定与 丈量好的土地上垦荒，山西农民在内蒙古种皇庄的地，向国家交纳公粮，但是山西户籍不变。与当地农牧民的不同是，蒙古农 牧民的户籍归当地王爷管。

　　到了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使得清廷头痛欲裂，哪还有精力束缚晋陕人的迁徒，大批因战争失去生计的难民开始成 批地走出西口。到了每况愈下的光绪年间，这一时期很多人都提出来要充实边疆，政策性的移民就更为广泛。也正是因此，被 沙俄和日本长期觊觎的这块疆域，以及这一带繁盛的商业环境，一直为中国农民和商人的劳动与智慧所充实，数百年来的走西 口在艰辛垦荒的过程中为中国的边疆发展和防卫做出了历史贡献。

　　形成移民区域

　　从晋陕冀走到口外的移民，多在内蒙古安了家。葛剑雄将移民与移民区域分为几类：

　　察哈尔。张家口和大同的北面、内蒙古南部黄河以北地区，在清初多为王公八旗的牧场和围场，被移民一步一步地开 发成农垦区域。

　　河套地区。这一地区的开垦，首先得兴修水利，而这么大的工程，只有政府与商人相互配合才能完成，这种承包政府 工程性质的开发，带动了大量民众的移入。

　　额尔多斯。这个21世纪初年声名响亮的城市，在清朝土地开荒的年代还是一个分隔汉人与蒙人的地方，有一块“黑 地带”成为民族隔离的分界线，但是对于土地的开荒是禁不住的，大量牧场被王爷种了庄稼移作他用。蒙古人种地不用交租， 汉人种地要向蒙古王爷交租，因为他们是王爷从晋陕一带来招来的。口内的农民把王爷的牧场变成了良田的同时，也使得穷苦 的内蒙古牧民失去了生存空间，王爷与牧民间的阶级矛盾急剧激化，传唱了两百多年的嘎达梅林，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时势造就 成了反抗王爷的英雄。

　　另外，除了农业移民，矿业资源的开发也需要大量劳动力。有了人就有了市场，商人便在这市场中看到了盈利的空间 。茶叶是蒙古人生活中不可少的日用品，蒙古人更喜欢山西所产的厚实耐用的潞丝，胜于杭州丝绸，这些口内物品换取了数量 巨大的蒙古皮毛货物，也促进了运输业的发展，与商业相配套的手工业、服务性产业如客栈餐饮业随之蓬勃发展起来，于是在 包头、归化一带聚集了十万之众。

　　一时间商业发达区域山西口音、蒙古语、俄语加杂在一起，聪明的山西人很快就学会了“商业外语”，电视剧《走西 口》生动地反映了山西人学蒙语和俄语的情况，同时，内蒙古人也在与晋商交往的过程中学会了山西话，这种文化的融合现象 至今还保留在内蒙和山西一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是蒙古族、内蒙古土默特旗人，他就说着一口山西话。”葛 剑雄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票号实现异地兑付

　　晋商在毛皮与茶叶的交易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银子，这些沉甸甸的银子虽然“长势”喜人，却也给他们带来了烦恼。 长途贩运，最怕路遇强人，乾隆年间，晋商中“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商户为了运送自己赚 得的大笔银子，通常需要请镖局押运。于是聪明的山西人在道光初年开出了第一家票号“日升昌记”，后来又出现了大德通、 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等著名票号。

　　票号是这样解除晋商漫长商途中携带银子的“重沉”负担的，晋商把在内蒙赚到的钱存入票号，票号出具一张相应面 值的“银票”，银票上书写的“密文”只有当事人和票号及其所有分号才能破译。晋商可以随身携带着这样一纸金融证明文件 ，回到山西老家，并从同一家票号中取出自己的银子，票号的收益是从中提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当然，这是票号应得的， 它为商业流通提供了安全的金融服务。

　　晋商的货币经营资本由此逐步形成，并像他们的贸易一样，很快就垄断了中国北方的商业资金调度。晋商中银行业最 发达的是山西太谷，太谷人孔祥熙娶了宋蔼龄做太太后，这位美国威斯里女子学院的洋学生第一次跟随父君回乡省亲，超乎她 想象的是，16人抬的大轿舒适度并不比她的汽车差，主仆的比例是1比70，让这位见多识广的宋大小姐、后来的民国财长 夫人、中行董事长的姐姐眼界大开。

　　然而票号的服务只能建立在信誉的基础上，与今天的信用卡不同的是，银票不能透支，与银联的区别是，它不能跨票 号使用，只能是“异地同行”性质的兑付。银票遗失不补，票号仅凭银票即给兑付，并不知道来兑款者究竟是不是银票的主人 。票号与今天银行业的区别是，它为了商户随时能够取到银子，不能进行商业投资，同时它的无限责任制决定了票号的生死， 一旦出现挤兑，投资者只能倾家荡产。

　　票号的黄金时代只有几十年光景，19世纪中期银行进入中国，标志着票号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