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本荣誉证书，记录着他的光荣历史。孙大庆，原北内集团总公司行政管理部房管科科长，任职期间因工作努力，业绩突出，曾先后获得过包括优秀共产党员、优秀个人、优秀工会干部、先进职工等荣誉称号。

　　24本荣誉证书，被带上法庭，陪伴着因涉嫌贪污罪而受审的孙大庆，被告人想借此作为减轻处罚的依据，却也证明了荣誉的毁灭。据检察机关的指控，2005年，孙大庆伙同拆迁人员王二春将74万余元原本属于公司的拆迁款揽入个人囊中。

　　一念之差毁掉24本荣誉证书

　　2008年6月，年近50岁的孙大庆被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堵在了电梯门口。短暂的诧异闪过面庞，孙大庆只说了一句“我知道了”，便跟办案人员上了车。与此同时，原北京先锋拆迁有限公司员工王二春也被带走。

　　一时间，孙大庆的同事好友无不惊讶，有人说原来孙大庆是个深藏不漏的大老贪，也有人说一定是检察机关误伤了好人……

　　不过，这种种说法，随着孙大庆毫无保留的积极配合交代而迅速释然。负责此案审查起诉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孙海泉向记者透露，孙大庆归案后，相当配合检察机关的审查，交代的事实也基本与检察机关前期调查核实的情况一致。

　　2005年，孙大庆在北内集团总公司行政管理部房管科担任科长期间，因为负责总公司所属的北京市朝阳区农光里宿舍区“城中村”的整治拆迁项目，结识了负责该项目拆迁、分款等工作的先锋拆迁公司员工王二春。

　　“当时有四五户散户要求的拆迁补偿款较高，为了不影响工作，北内集团决定放弃产权，将这几户散户交给拆迁公司负责，由他们直接进行补偿。就因为这样，王二春提出要利用拆迁公司对散户的拆迁补偿费来挣点私钱。”孙大庆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审时说。

　　孙大庆说，虽然自己在公司干了那么多年，还获得了那么多的荣誉称号，可现实情况是公司效益不好，很多员工被买断工龄在家休息，自己很快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面对家里拮据的经济条件，再经过王二春这么一说，孙大庆最终还是没能禁得住诱惑。

　　随后，孙大庆向王二春提供了他妻子和妻子家人总共3个人的相关证件以及北内集团开具的相关证明，剩下的则由王二春去运作。就这样，伪造的3户材料被孙大庆和王二春加进了单独拆迁的这些散户中。“当年的12月29日，王二春拿来3个存折，每个不到25万。我给了他一个存折，他又从剩下两个存折中各拿出5万，说要打点别人。”孙大庆在法庭上说，他最后实际从中获利了大概有三十八九万元。这些钱除了被他用来补贴家用、给父亲看病外，还给儿子购买了一辆富康轿车。

　　2006年，他被买断工龄，另找了一份工作。

　　公诉机关认为，孙大庆身为国家工作人员，无视国法，伙同王二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共财物，二人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庭审的时候，孙大庆辩护人指着面前桌子上摆放的两摞鲜红的荣誉证书说：“这是孙大庆自参加工作以来获得的荣誉证书，多达24本，包括优秀共产党员、先进职工、优秀个人、优秀工会干部等共9类荣誉。”辩护人向法官表示，他希望法庭能考虑孙大庆一贯的良好表现，从轻处罚。

　　不过，法官以荣誉证书与本案无关为由，没有让辩护人具体展示相关的证书。

　　一念之差源于适合的土壤

　　“虽然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把握住自己，但从跟他的接触中，从询问、当庭的表述、退赃等案件审理环节来看，能感觉出，他还是一个比较踏实本分的人。”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孙海泉也为孙大庆感到惋惜，“除了这件事，可以说他确实是一个能与那些证书相称的人。”

　　孙大庆辩护律师李建阳告诉记者，孙大庆对于这件事情后悔莫及，他现在最害怕自己的父母知道这件事，害怕七八十岁的老父母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孙海泉说：“孙大庆犯的这个错根源还是在于其自身在诱惑面前没有保持平和的心态，正是这种头脑发热的冲动和侥幸的心理，让他将手伸向了国家的口袋。”

　　“这种冲动侥幸的心态是很多贪污犯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共同点，一旦有了这种不平和心态，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贪心杂念就会出现。”孙海泉表示。

　　问题是，孙大庆的这“一念之差”又是怎么得逞的呢？据孙海泉透露，当初孙大庆和王二春之所以能顺利地骗到那一笔拆迁款，还有北内集团通过孙大庆提供给拆迁公司那张盖有公章的一页空表的“功劳”。“他们就是在那张空表上填写、开具了那几处房产属于自己家属的证明。”孙海泉告诉记者，那一片土地和上面的几处房产当时划拨给北内集团的时候，只有政府的一个批复，并没有产权证，所以那一纸空表和证明就成了让那3名虚构的户主能通过层层审核最终拿到拆迁款的关键。

　　“权力失控、对业务不闻不问，过度信任办事人员也是本案所反映出的另一个问题。”孙海泉认为，企业自身的监管体系建立尤为重要，如果有企业监管的漏洞可钻，员工贪污的动机就会会大大增加。(本报记者 李松 黄洁 本报实习生 徐伟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