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个假进京户口的“山寨路径”

　　看似环环相扣的落户手续经过简单拆分后，原来每个环节都存在诸多漏洞。经由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串联在一起的4名被告，并没有显赫的权力和地位，甚至并没有经过太复杂的谋划，就完成了92个假户口的操作。

　　记者◎王鸿谅   实习记者◎徐木子

　　4个人的谋划

　　北京市人事局车队司机付长利在邻居的印象里是“挺老实的一个人”，“夏天的时候喜欢在院子里打打‘升级’，但只要老婆一叫，一溜烟儿就回去了”。他在12岁那年跟随父母定居到这个部队大院，到现在已经30多年。这个大院早年属于解放军某工程兵部队，1983年才转给了地方，房子是他父亲从部队上分来的。当父母相继患病去世后，这里就只剩了付长利一家三口。

　　虽然同在一个大院，不过邻里关系随着这个商业社会的节奏早已变得越来越淡漠。邻居们只知道，付长利参过军，从部队回来后进了北京市人事局，最早是管理毕业生的户籍，后来才去了车队，据说是给领导开车。“经常开着单位的帕萨特出入，就停在他们家楼下”，“一般人他也看不上”。也有眼尖的邻居发现了一些变化，“他有了辆新车，蓝色的马六，一般周六日开回来”。人事局的工作人员也证实了这辆车的存在，“就是前几年买的，进进出出，特别显眼”。

　　这辆显眼的新车其实已经昭示出某种端倪。大约从2002年开始，付长利的生活跟另外3个人发生了某种不可言说的关联，他们是张锡长、胡经建和富长宁。张锡长是首都医科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的负责人；胡经建是有过4年有期徒刑前科的生意人，“北京航润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法人，只是此公司2002年就已被吊销了营业执照；而富长宁也是生意场上打拼得不如意的边缘人。人生轨迹各不相同的4个人会联系到一起，更像人际网络中最随机的因缘际会。

　　不过梳理得更仔细一些，4个人的关联又多了几分必然。他们都有参军的经历。他们之中年纪最大的是富长宁，今年64岁。早在1960年，15岁的富长宁就成为武汉军区政治部歌舞团的一名文艺兵，他的妻子也是某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因为要照顾孩子，富长宁38岁那年转业到国家环保总局，后来调入环保总局成立的中国环境保护公司影视部任经理，算是跟娱乐圈沾了边。可随着时局变化，富长宁的境遇似乎每况愈下，他在1990年下岗，自己开了一家音像制品公司，“经营了照相馆和音像店”，发展却并不顺利，6年后公司解散。

　　富长宁和张锡长算是战友，张锡长比他小3岁，1964年在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入伍。不过张锡长转业要早许多，1977年就复员回京，在首都医科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工作。因为2000年的一次战友聚会，多年不见的两人才又有了联系，张锡长也就多少知道了一些富长宁的境遇，包括2002年之后，富长宁在一家影视公司找到了差事。

　　至于胡经建，经历比其余3人都要复杂。他和付长利一样，也是部队大院成长起来的，不过他成长的大院门禁更森严。他上世纪70年代在新疆当过7年兵，退伍后在某机械厂当工人，可是1983年却因犯引诱妇女卖淫罪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那年他刚好30岁。出狱后的胡经建一直试图寻找着各种赚钱机会，“他比较义气，朋友很多，喜好给别人办事，从中赚点钱”，但一直没有固定的职业。他在离异之后和父母同住，他家所在的那栋小楼，住的也都是离退休的老干部。只是他的父母都已年逾80岁，早已无法再对儿子的行为做任何约束。

　　4个人更具体的相互结识，并没有什么戏剧性，无非就是“朋友的朋友”之类的常见模式。不过，相互结识之后的4个人，却发现了他们之间某种戏剧性的关联——张锡长可以因为工作关系，很方便地弄到“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派遣报到证”；付长利同样因为工作关系，可以想办法弄到北京市人事局“非北京生源毕业生报户口介绍信”；而胡经建名下的公司可以很方便地充当毕业生接受单位。这三者串联起来，俨然就是一个完整的落户北京流程。这条生财之道很快让4个人结成同盟。为了弄到人事局的介绍信，付长利还是花了些心思，他以自己是局领导司机的微妙身份，向一名姓丁的同事提出了要求，这名同事为了能够转为正式员工，就把整理材料时发现的两本1999年的过期空白介绍信藏了起来，偷偷给了付长利。

　　从2003年开始，4个人开始了他们的谋划。他们把落户北京的标准程序拆解开来，通过虚假的文件和证明，在此后的3年间，陆续完成了92个假户口的操作，连第五代导演王小帅的户口也在其中。而不能提供有价值资源的富长宁，更多成了假户口操作流程中那个跑腿的经手人。2009年2月12日，假户口案庭审的时候，检方掌握足够证据提起公诉的只有16个假户口交易，4名被告共收取了15人的107万元和一台IBM笔记本电脑，这其中11个人都是经由富长宁牵线搭桥。而且在大多数的户口办理中，都是由富长宁拿着齐全的材料到海淀公安分局人口服务大厅开具入户通知单，然后到北太平庄派出所办理落后手续。富长宁也在法庭上证实，付长利告诉他，人事局在北太平庄派出所有一个集体户口，第一次去办理手续是付长利带他去的，而以后都由他来办理。

　　4个人的推诿

　　4人的联手造假，其实在2006年已经基本停止。北京市人事局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处从2005年9月开始采取计算机打印介绍信的形式，到2007年9月，已全部采用防伪纸张打印介绍信。人事局和公安局之间，也开始采用电脑互通信息的方式验证户口信息的真伪。付长利从同事那里得来的过期介绍信即便涂改，也已经没了用处。根据第一被告富长宁的说法，“审查手续严格，做不了假，就不做了”。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收手1年后，所有的事情还是被揪了出来。大约在2007年12月底，通过他们办理过假户口的徐静平，让丈夫到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分局为儿子办理进京户口，却意外被查出徐静平的户口是假的。徐静平的丈夫迅速联系了富长宁，富长宁则赶紧通知了张锡长，根据富长宁口供中的描述，“他(张锡长)当时很紧张，但胡经建听后很平静，他让我们俩准备50万元现金，说他能搞定。我们说倒卖户口的钱都是给他的，应该由他去准备这50万元。胡经建很生气，他说他可以说公章是捡的，因为都是我们经手，警察抓他，他可以不承认”。

　　显然，4个人在慌乱中已经开始彼此内讧。当警方介入，顺藤摸瓜地把他们4个人都找了出来的时候，4个人之间的相互推诿也就不足为奇。2008年2月至3月间，警方以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将4人陆续刑拘，但4个人混乱的口供也让警方在案件具体查证中遭遇了诸多麻烦。2008年7月22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将此案移交北京市海淀法院审查起诉，法院受理后，以“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此案于2008年9月5日退回补充侦查。公安机关于同年10月16日重新移送审查起诉。虽然4个人相互推卸责任，但检方还是认为，他们在案件中扮演了同等重要的角色，所以在指控中不应区分主犯和从犯。

　　通过彼此推诿的口供中那些相互重合的部分来推演，整个假户口事件看起来更像是一场闹剧。4个人发现假户口可以提供财路之后，就开始在彼此的朋友圈子中有意无意散布这个消息，这种消息发布，更像是显示自己社会能量的方式。比如富长宁就会“在和朋友吃饭的时候说，谁要办可以找我”。而且他们办理假户口，并没有明确统一的收费方式，更多是看人下菜碟的随意。按张锡长的说法，“我办这事，主要是因为让我们办的人总是送好烟，像中华、玉溪，还有好多好酒，还有一个送了笔记本电脑给我，还有请吃饭、洗澡，而且时不时胡经建还塞给我三五千块钱。我们没有平分钱，胡经建请我们吃饭、玩，他以这种方式回报我们”。富长宁享受到的好处也一样，“托我办户口的人总请我吃饭，一顿七八千块，还有的给我买好烟，还有名酒喝”。

　　在富长宁和张锡长口中，胡经建看起来更像是幕后主使。“收上来的钱都要交给他。”富长宁的口供说，“经我收的钱有70多万元，我都给了胡经建。有一次我瞒着胡经建偷偷收了别人的好处，他后来知道了，警告我以后不许这么做。”而张锡长则明确指出：“胡经建做主。我找到要办户口的人，让对方备齐手续然后给富长宁，收上的钱给胡经建。”“我办了大约20多个户口。这几年我从胡经建那拿了两三万元好处，烟酒不算。”但另一份口供上，他又表示，“这几年挣了50多万元，给了胡经建几万元”。至于提供的手续，张锡长解释，“有的人自己有派遣证，所以我一共提供了30多张，我还提供三方协议，让胡经建盖公司的章，因为没有三方协议是办不了户口的。但其实大多数人都没有填三方协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胡经建能办”。

　　当假户口案浮出水面后，当年那92个户口的主人中，有38个已经无迹可寻，剩下的那些人中，也只有16个承认自己和富长宁等人的金钱往来。只是这些钱财的分割，在4个人的口供里仍旧是一笔糊涂账。而那些被冻结的假户口，显然已经给它们各自的归属者带来诸多麻烦，最出名的当然还是王小帅。2006年12月14日，富长宁到北太平庄派出所办理手续，在这个十几人的集体户口落户名单上，就有王小帅，他的学历也由北京电影学院本科改为研究生。在假户口被冻结之后，王小帅的商务签证陷入困境，他计划中的出国行程已经被一再搁置。■